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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佛经的翻译
(一)
远在三国时,就有佛经的翻译。晋南北朝,佛经的翻译大盛。隋唐以后佛经的翻译达到了极高的标准,质与量都是空前绝后的。
何以晋以后,佛经的翻译特盛呢?即因为那时政治黑暗,混乱,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因此,对宗教容易发生信仰。所以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候,佛经的翻译特别发达。
从三国到南北朝,这段长的时间,佛经中的重要的经典,差不多都有了中文译本,甚至不止一本。其中除了少数的几个人以外,大半的翻译本都不大高明,常是词不能达意,也有和原书意思不能尽合的地方。他们所以有这种错误,主要的原因就是从事翻译的人,多半是只会一种文字。旣然称为“翻”,当然是要把甲种文字的意思用乙种文字表达出来。从事翻译的人也要明白甲乙两种文字,才能胜任。但是那个时代的翻经的僧人大多数是西域的僧人,从他们的名字上即可看出他是那一国的人。如康僧会姓康,他是康居人;安世高姓安,他是安息人。那时中国的国势强盛,外国的人到中国以后,每不自觉的受了中国的同化。
其实从中国的整个的历史看来,那一段时间并说不上强盛,政治也说不上安定,但是比起西域的那些小国来,中国还不失为强大。中国那时不肯学习外国语文,正如今日的英美人不肯学中国文字是同样的道理。西域僧人本来不会说中国话,都是到了中国以后临时补习的。中文在世界上总算不易学习的文字,大部分的中国人还不容易学得“精通”、何况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可是有宗教热诚的外国僧人,希望把佛教传到中国来,他们只好请中国人作为他们翻译佛经的助手。这些助手都是中国的文人或学者,像最有名望的第一流的翻经大师,鸠摩罗什,他在长安翻译佛经时,便请了四五个助手帮他润色文字,如道生,僧融,僧肇,僧睿,都是学问顶好的。
鸠摩罗什的翻本,毫无问题的是最好的译本,但是由于他对于中文的造诣不够精深,至少比不上他的西文的造诣,所以翻译时要藉重他的助手,因此,无形中。会在文字里受了他的助手的影响。也因为那些助手都是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的学者,他们自己也不免具有一部分的成见,他们的成见自难免不渗入佛经的译文里。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法经时,有两句话的原文是:“天见人,人见天。”罗什嫌译得太直率,少文彩,他的助手吿诉他道:“莫不是应当译作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罗什称善。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几点值得注意的事。
第一,罗什的中文程度虽可以通晓文义,但算不上精通。虽然也有他作的信札与偈颂,可能不全是他的手笔。
第二,他的助手是不会外国文的,从他们道“莫不是人天交接两得相见”可见。
第三,译经的助手可以有修改权的,虽然他不懂得外国文字。
第四,那时的译经是相当看重文字的通顺,质直的翻译是不受欢迎的(一种新文字的翻译都是如此),为了适合中国人的习惯,不得不如此。
从以上四点看来,以罗什的头等的佛学大师,以他的那一群第一流的助手,在翻译的时候还要遭遇到困难,尚要顺从时尚,力求“中国化”。其他佛学的造诣不及罗什,助手的程度也不及罗什所用的那一群人,他们所翻译出来的经文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了。这个时期的“意译”,虽然相当成功,但是有一些佛经不免走了样。
中国佛经的第二个翻译大师便是玄奘法师,他的中国文学的造诣是极高的,同时他又能精通梵文,曾在印度留学十七年之久,他的梵文著作虽今不传,但是从他的传记里可知道,他比印度当时的那些名僧更有学问。所以他的翻译是偏于直译的。他深知翻译的廿苦,所以他对于名词有几条不翻译的原则。
如念的咒语,便直写其音,因为没有什么意义;
印度有而中国没有的事物,他不翻,如“阎浮树”。
印度的一个字含有多义,中国没有和它相当的,他不翻,如“薄伽”;
古已有的翻译,现已通用的,就不必再立新名如“阿耨菩提”;
在印度,此字意义深奥,中国没有这种字,他不翻,如“般若”。
从早期的只通胡语藉助于华人的翻译,进步到精通中外两种文字的专家的翻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此,翻译走向更精确,更忠实,更标准的路子。
从罗什抵长安到玄奘回国,中间历时二百三十七年,这二百三十七年间,佛经翻译显然有绝大的进步。再就译经的工作机构与翻译的办法来看,也远超过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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