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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的「另类性」】
◆首先，我们看佛教在汉地的早期发展：
【初入】两晋南北朝以前，佛教在汉地基本没有被世人所认识，也很少被人提及。
【格义】两晋南北朝时的佛教，属于格义佛教，即以道解佛时期，因为很多佛教的概念，找不到直接对应的中文词汇，所以，在理解上，往往是以道家的名词概念的意思套在被翻译的佛经上，这种“格义”对后世世俗理解佛教义理的负面影响极大。
◆三大贡献人物：
【鸠摩罗什大师】
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及藏传佛教不同，南传与藏传，是直接来源于印度。而汉传佛教多是转道于当时的大食及其他西域各国而来，早期来汉地传法的僧人，很少有印度人，例如康僧会、康僧凯等即是康居国僧人，汉传佛教早期佛经也多是经过中间传法国转译的佛经，所以经中很多内容译文不确，例如“弥勒”、“观音”都是错译，以至于南北朝时，出现了因为“观音”之名的比较大的争论。而南传佛教则直接以巴利语传法，基本没有进行文字转换工作，而藏地的翻译则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甚至对翻译的每个用词都要严格规定，凡可能导致传统用词理解，而造成对经论内容误读的，甚至可能创造新的词汇加以应用，在藏地，个人译经甚至是要杀头的，翻译的准确性与严谨性，得到了保证。
鸠摩罗什大师的主要贡献是：在翻译经论时，为避免出现以中国传统的词汇，导致对经论内容的误读，而创造了大量的新的词汇，这不得不使读者，在一片空白的前提下，重新对经论中的词汇概念的意思进行从头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鸠摩罗什大师是第一个把汉传佛教，从“以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套解佛教方式”拉回到了“用佛教思维自己原有的内容理解佛教经论”。中国人用佛教名词原有的意思理解佛教内容的时期，应该说，是从但鸠摩罗什大师在译经时，有从鸠摩罗什大师真正开始的。
【智顗大师】
汉传佛教早期传入时，是各派一并传入，在印度的当时，佛教派别间的观点分歧，在当时的中国是不知道的，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来观察，两个理论都是佛教，但内容有矛盾，是一种不应该的事情，但在印度这很正常。所以，中国人用自己的传统思维，认定这种矛盾一个有个合理的解释，最终达到矛盾双方同时成立，但又不会受矛盾对立的影响。举个例子：空性在二谛解说中，胜义谛无任何承许，世俗谛可以假立实有。两者是分说的，但在中国，并没有这种分说的思维，要么同时成立，要么同时不成立。所以，鸠摩罗什大师以后的汉传佛教界的主要方向，便是对佛教分歧理论的圆融。这种大规模的圆融工作在印度佛教界可能会感觉不可理解，但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是很天经地义的。天台宗就是在这种圆融工作中出现的第一个汉传佛教自己的宗派。
有很多人认为圆融理论是正确而高明的，有人也认为这脱离了印度佛教的传统；这种好与坏，高与低的判断没有意义。印度人通过辩论来破掉对立观点，中国人通过圆融来混合对立观点，是基于两种文化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不同，而不是好与坏、高与低的区别。中国汉传佛教对佛教的发展在圆融上是成功的，这也为汉传佛教在没有政治介入的情况下，在社会各阶层的信仰中，保持高度稳定与持久奠定了异常扎实的前提。不管对智者大师及天台宗的理论的判断如何，其在汉传佛教发展上的贡献之大要，可以远远弥补其任何可能的不足。更何况天台宗的圆融理论是非常精辟而准确的，既没有丝毫脱离佛陀本旨，又达到了圆满解释不同分歧，同时又能在同一层面同时处理与表述各宗派核心的目的。
【玄奘大师】
汉传佛教早期传入时，主要是大乘早期思想及小乘的有部思想，印度佛教始终没有全面进入汉地，甚至没有一个宗派全面进入汉地，所以汉传佛教基本是在各宗派都涉及一些，但又没有深入到核心与全面的情况下，自己探索着发展起来的。很多完整的宗派内容，因为经论不全，内容不完整，不得不导致汉地自己去通过修证与思维补充全面。而恰是因为这部分自己理解的内容分歧，导致了对不同经论的理解不同与混乱。由于这种混乱，再加上很多佛经转译自非印度文献，唐初出现了向印度本土求法高潮，其中三藏法师玄奘大师的西行对汉传佛教的贡献尤其突出。但玄奘大师求法，恰是唯识理论在印度佛教中盛行的时期，而唯识理论并没有始终成为印度佛教的核心主体理论，所以，玄奘大师求学而带回的内容，相对于当时的佛教唯识理论，是比较全面的，但相对于当时印度佛教的整体理论，则过于偏重于一个非长期主流的一宗一派，虽然其带回的经论原典也有其他宗派内容，但基本没有翻译，在后来的会昌法难中，也全部散佚。
另外，玄奘大师所引入的印度佛教原典的内容，也并没有被汉地所完全接受，其中尤其以唯识的基础因明，在汉地几乎无人问津。中国人很不喜欢，也不擅长严谨而细密的逻辑思维，再加上会昌法难以后，更无人传承因明，以至于后学者甚至都没有听到过唯识的基础“因明”这个词。
但不管怎么说，玄奘大师开创了从佛教的原始发源地，直接大规模学习佛教的实例，此前与此后，这样的大规模的直接向印度求法及原典的翻译，在汉地是没有的。
【附：吉藏大师的昙花一现】
相对来说，吉藏大师的三论宗，比较忠实的体现了印度中观学派的内容，但很可惜，在汉地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宏传，仅仅在隋后到会昌以前一段时间，有所抬头，但随着后来的会昌法难，传承也消失殆尽，虽然后世有很多在提特提三论宗，但其实真正深入学习并理解的人，微乎其微。
◆重要转折点【会昌法难】
从鸠摩罗什大师到唐武宗会昌法难，一共三百年左右，整个汉地佛教，真正以佛教的概念、思维方式理解佛教内容的时代，也仅仅这三百年左右。
会昌法难，几乎导致汉传佛教经论与僧人荡然无存，到宋代，大量的经论需要从日本倒着回传，由于理论上已经不完善，中间又有一段缺少对佛教理解的僧人，所以，汉传佛教界不得不重新回到两晋南北朝的“格义”方式，不足的及不能理解的，只能通过传统儒家思想的内容补充，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儒释合流现象，元清两朝，力压汉传佛教，所以，汉传佛教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明末虽然出现了藕益大师等人，但也是昙花一现。汉传佛教始终没有恢复会昌以前的情况。
会昌法难到底导致了汉传佛教什么变化——
1、直观的似是而非，代替了严谨的逻辑性：会昌以前的佛教主要仍遵循着印度佛教的理解方式，对某个问题的证明需要比较严谨的逻辑性，而会昌以后的佛教，开始以所谓“不修是修”、“生活无处不禅定”一类的似是而非的直观抽象作为理解佛教的主体方式。这种思维主体在印度佛教中是没有的，甚至是非常受排斥的。
2、三教合一：佛教原来的理论，与儒、道是完全对立的，格义佛教时期，虽然道与佛的矛盾没有显现太多，便佛门的离世修行思想与儒家的入世思想分歧极大，甚至演变出了一些高僧直接反对儒家思想介入佛门，而在帝王面前险受杀戮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变化，宋代佛教经过一次全面在汉地毁灭殆尽，恢复起来，一无理论，二无传人；理解佛教理论上，大批儒生介入，导致儒家思想渗入汉传佛教，而宋代道、佛间的分歧开始显现比以前明显。此后，民间始终分不清三家思想的区别，再加上雍正下旨三教合一，从此政府介入加民间不懂，真正导致了后世所谓三教合一无有分别的误导。
3、中国特色的佛教：会昌法难导致的结果是在整个唐王朝统治的地区，佛教在中国几乎彻底毁失殆尽数年。会昌以后，汉传佛教与其说是恢复，不如说是发明，因为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前提上，重新建立一个只知道名称的一个文化体系。两个最简单的的例子——净土宗念佛，在会昌以前都是要定中念佛的，而会昌以后提出什么时候念都可以的新理论。禅宗在会昌以前，是要以理论为扎实的基础，以禅定为修行方式的宗派，会昌以后，出现了所谓完全脱离文字，甚至没有打坐，纯搞玄之又玄的“是此非此”的似是而非一类的文字游戏式的禅宗。
◆恢复艰难
近代汉传佛教高僧们力图恢复，但举步维艰，主要原因有：
1、经论不全：我们以汉传大藏经与其他大藏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汉地所传大藏最全为《龙藏》，比日本版的《大正藏》稍少一些，大致一千多函，仅是藏文大藏的六分之一。具体到类别上，也可见一斑：因明论典，汉地仅由玄奘大师译出两部，宋代虽又有《释量》译出，但后来因无人过问而流失不存，藏文大藏中仅依印度原典所译即有八十余部，还不包括注释及藏地高僧自著本。
2、修学制度不规范：汉地修行与印度、藏地等佛教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地区的修行是制度性的，而汉地是具体体个人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考虑是否正确，自己感觉正确即可。这有点象专业学习班与业余爱好者的区别。
3、“格义”严重：通俗的说，就是用自己传统的思维习惯，硬套在经论理解上，曲解佛教理论。
4、人才不足：经过会昌法难以后，汉传佛教始终没有恢复，清末民初虽然因为国际文化交流，很多高僧已经看出这种情况，并努力致力于恢复汉传佛教，但起步未半，就遇到建国初十年的动乱，再一次几乎从根上彻底使汉传佛教消亡，现在汉传佛教高僧在内地，几乎是零星难见，目前汉传的主体，基本都在台湾佛教界，内地的真正懂佛教，并从事佛教宣讲的人几乎没有。
－－烈火·巴图鲁·索南雍仲【汉传佛教的「另类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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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6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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