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摄影:姚勇) 4热忱报国的赵朴老
朴老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始终关注祖国的统一大业。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向香港佛教界赠送《乾隆版大藏经》,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专门成立“香港天坛大佛随喜功德委员会”,支持香港建造天坛大佛,密切了香港与内地佛教的血缘亲情。
1988年,在台湾当局刚刚开放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时,朴老以敏锐的思维和超人的勇气,相继邀请台湾了中法师、圣严法师、净良法师、星云法师、净心法师、惟觉法师、慧律法师等大德高僧来访,打通了内地与台湾佛教界往来的渠道,为两岸四地的友好联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两岸四地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更加深入,对祖国的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才有了朴老往生后,2002年春大陆佛教界护送佛指舍利赴台巡回供奉,到2003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从2004年初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团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等地同台巡回演出,到2004年6月大陆与台湾佛教界在金门举行“海峡两岸祈祷世界和平、消灾祈福水陆大法会”;从2005年元旦两岸暨港澳佛教界共同为遭受印度洋海啸灾害的国家和地区捐献善款,到2005年4月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在海南三亚召开圆桌会议,就召开“世界佛教论坛”达成《三亚共识》,这一切,都更进一步的加深了海峡两岸及两岸四地佛教界的法缘、亲缘和血缘,亲情、乡情和友情。
台湾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与赵朴老
5法门兄弟谊满天下
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朴老开启了佛教国际交流和民间外交的新局面。和平是佛教的基本主张,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朴老总结的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在展开佛教对外交往方面,朴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从事佛教民间外交的杰出代表。从1952年朴老亲自打开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开始,到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发起的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大型活动,都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推动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到1983年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构想,再到1995年召开的的第一次“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朴老所构建的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基本思路和组织构架,谱写了新时期三国佛教和平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朴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佛教外交家。1961年,朴老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会议前夕举行的“纪念泰戈尔一百周年诞辰”活动中,突然出现反华叫嚣,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该退场还是继续发言?
只见朴老手持发言稿,沉着地走上台,严正声明:“我们中国是抱着友好情谊来纪念泰戈尔的,下面我的发言可以证实这一点。我想,如果泰戈尔还在,他一定会为今天的事感到耻辱和愤怒的。他绝不允许别人利用他的名义来破坏中印友谊……”结果,朴老正义诚挚的发言引来潮水般的掌声。
朴老在对外友好交流活动中,对我有言传身教之恩。记得1992年,朴老率团访问韩国,我忝列五人代表团成员与朴老朝夕相从,从一点一滴的平凡之中体会到他老人家非凡的人格力量。
记得从汉城出发去济州岛,临上车之际,韩国佛教观音宗一位年老僧人慕名赶来,热情地向赵朴老夫妇致敬并攀谈起来。当时汽车已经发动起来,我急了,背着朴老夫妇向韩国朋友们很客气地示意,请他们让朴老上车。
尽管朴老耳朵不灵敏,他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我的用意,马上回过头来,用温和而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由于翻译暂时未赶到,老人家竟然索来纸笔,和韩国法师们笔谈起来。直到将近十来分钟后,工作人员上前催劝,韩国老年法师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后来在我担任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联络委员会,中方团长的那些年里,我在与韩国、日本佛教界朋友们交往时,在他们那里一再感受到他们对朴老发自内心的敬重与亲近。自然也常常在眼前浮现出朴老那温和而责备的眼神,他老人家不仅扶持我走上国际友好交往的舞台,而且教我怎样赢得真正的朋友!
朴老大我五十岁,他老人家呵护我、培养我、提携我,使我成为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佛教的僧人;每当夜深人静时,就感到朴老那慈祥的眼光还在看着我,在问我:你的学习是不是有进步,你的修行是不是有进步,你的道德是不是有进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进步?时时鞭策着我,不管身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要丧失人格、僧格、国格。
与会嘉宾认真听取发言(摄影: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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