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佛教和禅宗是什么情况

菩提心海

五、从禅堂生活制度看近代禅佛教　　
　　
　　禅堂是禅僧参禅生活的地方，铃木大拙称之为“禅教育僧侣的场所”，并指出：“了解了禅堂制度是怎样规定的，也就了解了禅的实际和训练情况，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制度。日本以禅为主的寺院，大部分具备这种制度。”(《禅堂与僧侣生活》，载《禅学入门》，第138页)那么近代中国禅佛教中的禅堂生活制度是怎样的呢?铃木大拙在30年代初的那次中国寺院考察中并没有完全了解到当时中国的禅堂生活制度，但是，他推测，当时中国禅寺其他情况既然与日本大不相同，禅堂生活制度也便很可能没有象日本寺院那样继承“百丈清规”的劳动生活方式。

　　流传下来的唐代百丈怀海革新禅佛教生活方式所创立的禅堂清规，基本原则就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强调参禅不能局限于静坐，而应体现在行坐走卧，特别是体力劳动之中。正如铃木大拙所指出的，这种劳动生活，“使得禅宗没有堕入纯粹的寂静主义或知解活动(这正是或多或少落入佛教其他诸宗身上的命运)的”。“这种劳动的福音”，对于“保持禅宗的健全，使它得以通过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不致中夭，也是一种有效的因子”(《铃木大拙禅论集：历史发展》，第290—291页。台湾志文出版社，1989年版)。

　　近代中国禅宗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佛教节日做法会的收入、烧香敬佛的人捐送的香资、庙田地租和僧尼农耕的收入。各禅寺或同一禅寺因各种不同因素影响(如庙田多少、香资多少等等)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例如山东德州地区的各地寺庙，有的(如永庆寺)庙田较多，完全由农民租种，寺院里的一些粗活也雇工劳作，寺僧就不参加体力劳动了；有的(如城西小洋村僧寺)庙田不多，寺僧与附近农民合伙耕种；有的(如城西叶家园的尼庵)庙田很少，加之常住年老或体弱，只能请人耕种，体力活动就只限于打扫院堂等(参见《德州文史》，第118—119页，1988年，第六辑)。不过象铃木大拙所说的，日本禅寺劳动生活大部分是“扫除、洗涤、烧饭、拾柴，或者到远近村落去化缘”(《禅学入学》，第138页)。在近代中国，除了少数庙田较多、香资较丰的寺院和一些落堕僧所把持的寺院外，大多数寺院的上述劳作，都是由僧尼自己承担的。僧尼们参加田地中的劳动耕作活动，在近代中国的许多禅寺中并不鲜见。例如四川秀山寺庙的僧人，“日奔常熟晚休息”，“除了朝暮课诵、坐禅、诵戒、拜忏和应酬事外，相当多的时间则是从事生产劳动，大多数都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回忆秀山佛教的活动情况》，载《秀山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百丈怀海所创立的禅僧生活规范在近代中国不仅没有丢弃，反而在各地寺庙的改革和振兴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禅佛教的许多高僧大德，都积极地倡导和实践百丈风范，并以此作为革除各种宗门陋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太虚法师在民国初年大胆地提出了“佛教三大革命”主张，其中的两大革命(即教产和教制革命)就是直接涉及到寺僧的生活方式问题。他和宗仰法师、圆瑛法师等许多寺僧，大力“倡导恢复百丈怀海禅师所开创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作风，积极开展集体劳作，或种田，或造林，或种植果园，或办茶场，或兴工厂，或经营商贸，或开医院等等，所得经济收入，除寺院正常开支外，剩余部分主要用来维修寺庙，扩大再生产，实行社会救济和各种教务，兴办僧俗教育和各种慈善事业”。他们还大力倡导和推行在各寺民主推选住持僧，废除衣钵传承，严格剃度，整肃选派制度等。(参见拙文《民初佛教革新运动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2第四期)。

　　虚云法师在振兴鸡足山寺、鼓山寺、南华寺和云门寺时，都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一系列的禅堂生活制度改革措施。在鼓山，不仅革除陋习，扩大禅堂规模，还“创办佛学社、以造就年青学子”(《虚云和尚年谱》第86至87页)。在南华寺，他采取了“驱逐流棍，革除积弊”；“严守戒律，以挽颓风”；“传戒法，立学校，以培育人材”等等一系列措施(《重兴曹溪六祖道场记》，载《圆音月刊》创刊号)。在云门寺，除了庄严法相等外，他还“上追百丈芳型，近察社会环境”，“在云门开办‘大觉农场’，凡在寺共住者，均须垦荒种植”；“又倡导于韶关大鉴寺开办纺织工厂，使佛徒四众均于修行办道之外，向农工方面从事生产”(《虚云和尚年谱》第133至135页)。

　　在高寺，来果禅师深感百丈古规久为丛林所不屑，于是以百丈清规为基础，适应当时社会情况，重新订立了禅堂规约，使僧众一一照规约执行。他还相继革除了近代庙常中颇为盛行的经忏等一切大小佛事，断绝执行和攀缘土绅权贵等旧习。堂内各种事务，一律必为寺僧承担。强调僧众必须严守戒律，断绝一切干扰(参见《来果禅师语录》卷七《自行录》)。通过他几十年的精心整肃和革新，高竁寺乃成为全国各地禅堂竞相效仿的典范。

　　尚须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中国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内困外迫。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存运动，是近代中国全民族最紧迫、最艰巨、最伟大的历史使命。不少爱国爱教的禅门僧俗，在各种进步的政治宣传和许许多多爱国英雄业绩的影响和感召下，并没有沉湎于禅堂避世生活，而是逐渐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发扬宗门度己先度众生和勇猛精进等积极的精神风尚，积极地走出禅堂，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爱教的救亡运动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在辛亥革命中，汉阳归元寺僧众不仅出让堂舍作为黄兴总指挥的指挥部，而且还拿起武器，与革命军并肩浴血奋战。在他们的带动下，上海、南京、杭州、长沙、西安等地寺僧也相继行动起来，支持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这场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多的爱国爱教禅僧，或利用禅寺，或走出寺院，积极投身于抗日反帝救亡运动，极大地继承和发展了在辛亥革命中所锻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型爱国爱教精神传统，为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说，这是中国近代禅堂生活方式在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实现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