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佛教中国化

郭迎金

也说佛教中国化

作者：月澄

摘自《法音》1992 年第11期(总99期)栏目：教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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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初人中土，有如乡野村民首次踏进繁华都市，小心翼翼，随遇而安，甘以“神仙道术”之一支自居。逮至东晋弥天释道安首倡“因风易行”思想，开始了主动与本土文化随顺、协调的传播历程，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正式开端。

　　道安以降千余年，佛教逐步完成和丰满了自身的中国化形象，从而在中华文化肌体中，在与儒道等学的长期碰撞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土机宜的佛教体系。中国化的四大标志集中地反映了这段坎坷不平而又荆棘丛生的伟大历程，这便是：格义、判教、度牒制度和丛林制度。“格义”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附世探索期，并且开始尝试着走向自我性格的表露期；“判教”表明佛教已经重建了自己的主体性，开始大胆地指点江山，评判和安排三教文化圈的结构和次序；“度牒制度”是佛教的盛大气象给统治者也是给佛教本身的启示和告诫，是政教关系的突出表现；“丛林制度”是佛教内部危机在管理形式上的折射，是佛教自身建设和健全的需要。作为补充，佛教在唐武宗、周世宗二次“剿灭”的沉重打击下，元气大伤，从而由城市转入农村，使得城乡得以交相辉映，并因此促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彻底实现。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的中国化是个成功的范例，应该说这种成功是主、客双方因素的完满结合。就主观而言，佛数目身具有开放、含摄的性格，因而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摒弃了“强制改宗”的粗暴手段，在保持中、印文化各自特征的前提下，致力于和平移植途径的探求，时刻贯彻着契机应时的原则，注意在本土化、现代化、大众化方面下功夫；就客观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必然要求对佛教进行制约和容摄，政教关系、教教关系、教俗关系迫使佛教不断地反省和调整自己，努力将自己融进中国文化圈。

　　伴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不少精髓也为佛教所吸收、运用和发展，集中表现为：

　　(1)中国本有文化崇先圣、重经训的传统启发并导致了道安以来中国佛学“本佛宗经重行”的基本立场的确立；

　　(2)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高度开放、吞吐自如的宽阔胸怀呼应了中国佛学纵观俯瞰、明晰精断的高度的“判教”智慧和纵横捭阖的豪迈气概；

　　(3)对中华传统文化辩证思维及直观顿悟风格的禀承，促进了佛教对圆深义理的圆满阐发；

　　(4)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切从人生现实和身心修养出发，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总持智，直接引发了佛教简易切实的圆顿修持法门的创立。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正、负价值并存的。与佛教中国化的正面价值相对应，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极大的负面代价，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还有可能持续下去。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迁就，使得自身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消蚀、下降不少，反映在现存中国佛教体系中，表现为：

　　(1)总体上看，主体性格不明，化世导俗功能不足。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三教格局，给世人以佛法只讲出世的错觉，从而掩盖了佛法积极发达人世的特色；佛教对政治和儒家的一味顺从、依附，抑制了对化世导俗的人乘正法的开发，佛教也始终处于儒家文化的辅助地位。

　　(2)组织体制上说，佛教教团组织涣散无序。传统的宗法制、家长制管理直接渗透到了佛门，却又发育不全，而畸形发展为“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局面。

　　(3)从实践方法上考察，修学次第不够完备。重出世、趋圆顿、尚简易的传统风格制约了教、律的宏扬和阐发，并因此引发出一些消极的社会作用，抑制了佛教全面而健康地发展。

　　由此可见，佛教中国化既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负面的教训，如何运用经验、吸取教训以改造和完善自身将成为佛教继续中国化的重大课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格局已经被新型的世界三大教关系所取代，旧的佛教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新的模式又没有建立，因此佛教继续中国化的步履将更艰难，任务也更重。对此，广大佛教徒应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如何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将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佛教的整体命运。

　　有鉴于此，我愿不揣冒昧，提供一点有关佛数继续中国化的思路，聊以作砖，期能引玉。

　　(1)提倡新的合理而有益的“创造性诠释”。先辈大德通过“格义”给佛教带来了生机，并且经过不断纠正和完善，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创造性诠释”，从而成功地表露了佛教的个性。今天的佛教若要争取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就必须重新开始与西方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诠释”阶段，当然，这种“创造性诠释”首先应该是合理而有效的说明，绝不是盲目而牵强的“格义”。佛教在今日中国人的眼中，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与迷信活动藕断丝连的角色，这种情形与社会的发展和佛教本身显得极不相称。究其原因，是因为佛教的传播手段缺乏新颖和生机，纠偏显正工作相对薄弱，以及封建时期强加在佛教身上的那些企图将佛教迷信化以适应其统治需要的成分，随着佛教与时代的脱节而极度膨胀的结果。因此为今之计，只有与现代中国文化、与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佛教的真实面目得以呈现在国人面前，乃至深入到他们的思想之中，成为指导他们日常生活的一支力量，从而实现佛教行世的目的。与此相应，佛教在西方，虽说近年来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但是总体上还是受冷落的，充其量也只被看成是一种中国特产，或是东亚、南亚的特有文化。形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西方人有意拒绝佛教，或是佛教根本不适合于西方，而是因为他们对佛教的玄妙哲理缺乏了解，当然也更谈不上理解和运用。所以我们只有采取“创造性诠释”的方法，借用他们的语言，把握他们的思想承受能力和生活需求程度，向他们推荐和传播，以期由内向外，以外促内，使佛教真正世界化。

　　(2)理顺政、教关系。一般理解的政教关系，表现在“爱国”、“爱教”上，似乎是爱国第一、爱教第二的。诚然，作为一个公民必须是爱国的，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这里不包括那些以爱教为幌子，大行反革命之举以达其政治目的的假佛教徒)，不爱教又岂谈爱国？因此，我主张佛教徒爱国爱教一体化。窃以为，今天的爱国，不单纯指心理上、行为上不反对现行政策，还应包括为国家作贡献的热忱和善举。世人之善举表现为在各行各业上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而’宗教徒的善举理应是在宗教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来维护国家形象等方面的贡献，除此则宗教徒无以言爱国。因此，我认为今后的工作重点应倾斜到佛教徒的自身建设上来，努力重塑佛教形象，以爱教之举表爱国之心。

　　(3)完备度僧、丛林制度。时代和社会对佛教提出的要求是既要保持传统特色，又要适应现代社会。“十年浩劫”之后，佛教人才凋零、百废待兴，因而对出家的要求和丛林的管理显得宽松而不完备。十数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困难已不复存在，相反，僧团纪律涣散、僧人素质不高与飞速发展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正在逐步升级，而且已经成了佛教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完备度僧、丛林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就度僧而言，应该综合文化素质和信仰素质加以考察，没有信仰就不具备成为佛教徒的资格，没有文化就缺乏认识社会和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就丛林管理而言，“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标志着传统丛林制度的创立，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传统丛林制度的个别条款已不再适应社会或者不再发挥效用，而佛教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并呼唤着新规定的制约。因此，新的丛林制度不得不建立起来。1989年12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颁布的《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据悉，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效果不错，今后宜继续加以贯彻、执行，并在实际

　　(4)佛教教育上注重现代化、多样化、专业化的结合。“文革”结束直至今日，佛教教育仍处于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的过渡阶段，因而往往在多样化和专业化方面失之偏颇，而且由于缺少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师资力量，佛教教育的现代化步伐也显得缓慢而艰难。传统的教育方式对现代青年已失去吸引力，佛教所蕴含的高深妙理也因其坚深难懂而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以致于某些佛教院校徒冠佛教之名，而无佛教研究之实。在各种矛盾相对集中的教育形势下，要培养出令人满意的人才是难以想象的。十年以来，正如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所总结的那样——“称职、合格的佛教人才奇缺同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开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在具足外缘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我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对学生进行现代化、多样化、专业化结合的正规教育。现代化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力和把握时机充分发掘佛教宝藏的能力；多样化教育可以解决佛教的出世与人世的矛盾，以便正确处理佛教与世俗的关系，从而促进佛教的广泛传播；专业化教育能够保持学生的佛教特色，加深学生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以坚定信仰、增强追求终极目标的信念，也为日后的弘扬佛法提供基本技能。“三化”教育虽各有功能，但是倘若割裂而行，则必然会培养出一批片面具有教内知识或世俗知识、或者是徒有现代方式而无相应内容的“跛脚”僧才，因而只有结合“三化”，以“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才能培养出既有专业知识，又能了解世俗，既能保持传统，又能开拓创新的合格僧才。

【东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