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为什么不敢“平坟”？

郭迎金

齐景公为什么不敢“平坟”？


      《晏子春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的办公大楼“路寝之台”建成后，有个叫逢于何的人母亲死了。在路上碰见晏子，就给晏子行大礼。晏子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呢？”逢于何说：“我的母亲去世了，而父亲的墓就在路寝之台的内墙下，我希望把他们合葬在一起。” 晏子听了很为难，但还是答应给景公带话。虽然不免有些担心地问，万一不成，你怎办啊？逢于何回答说：“有权有势的人当然有办法，但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如果得不到允许，我将左手拉住灵车的辕木，右手捶打着自己的胸口，站在这里挨饿而死，以此告诉四方之人：我逢于何是个不能安葬自己母亲的人！”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逢于何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他就到政府门前上访，上访不成，他就在这里绝食而亡。实际上就是告诉景公：我的母亲如果得不到安葬，我将在你的门前举行一场一个人的示威游行。

      晏子进去后，就把事情给景公说了。景公气得脸都白了，说：“从古到今，你听说过把死人埋在国君宫殿内的吗？”这时，晏子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就显露出来了。他说：“古代的君王，他们的宫殿建得很节制，不侵占活人的房子；他们的楼台很简朴，不侵占死人的墓地，所以，当然没听说过要到国君的宫殿内埋人的事。但您现在大规模修建宫殿，侵占活人的房子；广修楼台馆所，剥夺死人的墓地。使活着的人忧愁，不能安居；让死去的人分离，不得合葬。尽情享乐游玩，对生者死者都亵慢无礼，不是仁德之君的作为；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求，不管百姓的死活，不是保存国家的正道。而且晏婴听说：活着的人不得安居，叫蓄忧；死去的人不得安葬，叫蓄哀。蓄忧招致怨恨，蓄哀导致危险，你还是答应了吧！”

      晏子出去后，一个叫梁丘据的大臣对景公说：“从古到今，没听说过到王宫埋人的，你怎么答应了？”景公说：“推平人家的房子，祸害人家的墓地，羞辱人家的葬礼，还不许人家安葬亲人，这是对活人刻薄寡恩，对死人傲慢无礼。《诗经》中说：‘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我敢不答应吗？”逢于何于是把母亲葬在了路寝台下。只是没有穿孝服，没有嚎啕大哭，进行完基本的仪式后，就流着眼泪离开了。

      这是发生在春秋末期的事。它告诉人们，一种信仰或观念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能利用的材料自发习得的结果，即使是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也不能随意颠覆。我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其中一部分不合理的，不适应世界潮流的观念、习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作出修订——比如当今世界普遍推行的自由价值和法治观念，就是这样一种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原则。但在修订之前，我们得先分清，传统中的那些价值是妨碍我们走向民主自由的，那些价值是可以与宪政文明并行不悖的，而那些价值是打着现代化的幌子，实际是要摧毁现存的一切文明规则，让我们彻底回到野蛮人的生存状态里的。

      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传统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其中有的门类受意识形态（在古代中国，主要指的是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一整套关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理论和教条）的影响很大，比如传统的政教、律令、哲学、道德就因为皇权专制的直接需要，几乎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即使是那些讲无为、任自然的，也散发着一种冷血的气息。有的门类则由于性质上离皇权较远，皇帝和他的官僚系统即使需要它为专制服务，也不是直接的，因而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反而保留了一种人的气息、自由的特质，比如古典的诗词、绘画、音乐、舞蹈、建筑、医学等。对于前者，由于它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我们当然要抛弃；对于后者则不妨存留，慢慢赏析。但对于第三类，像河南周口在“平坟”事件中所做的，打着“发展”、“进步”的旗号，干着骗钱坑爹的勾当，不但现代化的影子见不到，就连祖先留下来的少得可怜的人性的影子也会铲除净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