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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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一千三百年的沧桑
2012年12月28日，香港媒体《大公报》忽然以《<群书治要>列中央党校读物》为题，报道这部唐朝之后失传的古书——《群书治要》，如今为中央党校乃至中央领导人所看重。看到这则新闻者，不禁要问，《群书治要》究竟是何书，其价值为何被中央党校所重视？
《群书治要》，顾名思义，即从众多书籍之中（“群书”），选出关乎治国安邦之精要（“治要”），录之成册。这部书是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唐太宗（公元599-649年），下令编纂，撷取自上始五帝下迄晋代，一万四千多部古籍中，精选其六十六种，汇成共五十余万言的修身、齐家、治国之“治要”，可谓太宗治国的“根本法”。
这部重要的治世典籍，一千三百多年来，历经浮沉，几乎失传，终于于今日初现光彩，以期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清明安宁、和谐繁荣。一千三百年的辗转流传，几近失传。齐家治国良策，今人终于唾手可得，忆往思来，方知得之不易，深感古人对于后世子孙的爱护，于冥冥之中不断护念，真是无限慈悲。
书成治世现
大唐建国之初，即设弘文馆，聚集南北德学兼备的人才，为其讲述治国之道。身为梁武帝萧衍一族的萧德言，家学渊源，为人谦恭谨慎。每当读书，一定正襟危坐，即使年老力衰，也毫不马虎，对古圣先贤十分诚敬、恭谨。正因为他立身行道，方能将南朝儒学，复兴于初唐。
每当唐太宗问对时，萧德言皆能博采群书，切中要害，太宗十分受益，遂成编纂《群书治要》之初机。
唐太宗年号“贞观”，意为“恢弘正道，澄清天下”。太宗壮志，由此可见。然而此时，却是守业艰难：因为粮食连年歉收而米价高涨，人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贞观最初的三年，连年水灾、虫灾。
孟子云“生于忧患”，困境令太宗君臣一心，励精图治。此时，魏徵、房玄龄和萧德言一起，常与太宗问对，《群书治要》即于君臣共商国事中，显出雏形。此书虽言古代圣贤修身治国之大道，却从一开始便是来自实践、用自实践。
圣贤之道，恢弘不可思议。未及四年，即现转机。贞观四年，风调雨顺，举国丰收；当《群书治要》于贞观五年终于书成之时，太平盛世，已露端倪：居民夜不闭户，商旅上路，无需路费，因为民风淳朴，家家皆热情招待路人，甚至临别不忘馈赠，天下一家。史书称此情形“古所未有”。
这一年，手不释卷的唐太宗，亲手写诏书给担任此书“主编”的魏徵：“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圣贤教育，在千年前唐太宗的实践中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贞观年间，曾一度全国死刑犯不过二十多人。犯罪率之低，为古今罕见。这与太宗君臣本人领受圣贤教育、并身体力行密切相关。魏徵为一代诤臣，古今称颂；房玄龄则为名臣房彦谦之子，父子皆以一心为民，体察人民疾苦而深受爱戴。太宗君臣，立德立言，开中国历史自汉以来最盛之世，“贞观之治”由此而成。
唐亡书亦无
《群书治要》于公元八世纪初，随日本在华留学的“遣唐使”东渡日本。受到当时天皇的高度重视，在宫中讲读此书，并于公元834-876年间，实现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可见圣贤之道，四海皆准。
唐朝末年，北方战乱频仍。大明宫等宫殿楼阙，弃为荒野。国之不保，藏书四散。国人于五代、北宋修唐史，即已不知此书，所幸东渡日本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然以国人不知此书故，遂无人提及。
重回中国
千年历史，亦不过弹指一挥间。时间走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历史转折点上。《群书治要》终于从幕府将军家中走出，赠于东渡日本的华商以庆贺嘉庆皇帝于1796年登基。遗憾的是嘉庆皇帝承康乾盛世之余绪，此书并未引起重视。
旋即满清亡国，民国难有有识之士，于此书略加点校，于商务印书馆印行，却遭势乱国危，战乱频仍，千年宝书几经失传。
智慧之光，再现中华
上个世纪末，《群书治要》在中国沦落到被历史遗忘的边缘。1990年，原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日本于1780年代出版的《群书治要》。于是组织人员对此书进行标点、翻译，名为《群书治要考译》。公元2001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为《群书治要考译》题词“古镜今鉴”。2010年，当代大德净公上人，虽曾听闻此书书名，亦遍寻此书而不得见。老人八十五岁高龄，胸怀天下，赤子情真，不忍传统文化无以继承，圣贤教诲乏人问津，遂于讲经时提及此书。不久此书民国初年刊印版寄至老法师手中。该书册已逾百岁，纸张脆不可翻，老法师如获至宝，迅速付梓刊印万册。《群书治要考译》亦于同年出版。至此，这部即将失传的宝贵典籍，终于在存亡之秋，抢救于故纸堆中，印行于信息时代，流通于全球各地。
如今，此书得到各国重视，不仅被列入我国中央党校书目，而且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屡次引用此书之言教化干部群众。在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国，总统首相、外长大使，亦互相传阅，无不惊叹其睿智，感叹其对于当今世界，依然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中国的文化遗产，如今属于世界，为世界带来智慧的光明，实为可叹、可庆！
对今天读者而言，《群书治要》早已走出皇宫，人人皆可读之研之。《群书治要》之“治”，非单指治国，治家、治身、治学，皆可由此书而探本求源，得大利益。更是教我们要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读《群书治要五十讲》
萧祥剑同志的新著——《群书治要五十讲》就要面世了。正当广大领导干部迫切需要《群书治要》导读佳品之际，《群书治要五十讲》应运而生，可喜可叹！
近年来，在许多志士仁人的推动下，《群书治要》重兴于世，誉满神州，惠及全球。萧祥剑对《群书治要》情有独钟，接读此书，如获至宝，潜心攻读，在组织出版了《群书治要考译》之后，又与刘余莉教授等人组织力量，夙夜匪懈，注释翻译出版了28卷本巨著《群书治要译注》。他还将一年多来学习《群书治要》的心得，冠名《群书治要心得》，出版流通。该书将《群书治要》的主要思想整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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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利于全面快速领会全书主旨。《群书治要五十讲》作为《群书治要心得》的姊妹篇，对《群书治要》的内容作了更加详尽的阐述，是学习这部宝典的好导读。
《群书治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历经千年考验积累的治国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的宝藏结晶。学习《群书治要》，要怀着感恩和崇敬的心情，才能真正学有所得。正如古人所说，读圣贤书，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如果心不诚敬，甚至半信半疑，要到里边找寻什么“糟粕”，肯定什么都学不到。这是就学习态度而言的。
《群书治要》是惠及每一个人的大智慧，谁学谁受益。由于各人的工作性质和任务不同，学习的方法和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谈到他的学习经验时说，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只要下苦功夫读懂这五部经典，学习其他经典就比较容易了。这确实是一种好办法。
也可以先学习萧祥剑老师的《群书治要五十讲》，对《群书治要》有个大体了解，然后，从该书中选择一本书，一门深入，长时熏习。这是培养专门家的好办法。立志为复兴中华文化奉献终身、立志做讲经弘法的传道者，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下这个苦功夫。这是就理论工作者而言的。
儒家经典《大学》 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学习《群书治要》必须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就是说，不管什么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必须根据先做人、后做事的原则，先学《群书治要》中与修身有关的论述，然后分门别类，选修与工作有关的论断。 理论工作者如此，实际工作者亦应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如同参天大树，有其根茎、枝叶、花果，有其体、相、用。儒家的根——《弟子规》问世以后，人们要想学习传统文化，首先就要学好《弟子规》，扎好做人的根，然后学习其他经典，不但容易学，而且效果好。这和把根茎、枝叶、花果一起学，效果大不一样。大凡学得好的，都是首先抓住传统文化的根本学深学透，然后再及其他，才会成绩斐然。反之，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抓根本，不在做人上下功夫，只抓枝叶花果，尽管满腹经纶，一时成就伟业，到头来只能落得身败名裂。这在古代和近代，不乏其例，不乏其人。
中华文化的根是孝，中华文化的本是敬，落实在孝亲尊师，扩而大之，则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华文化的体。其相是经典，其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中华文化，学习《群书治要》，一定要弄清楚其中的体、相、用，并且通过经典的学习，牢牢抓住“体”，学而时习之，才能达到“用”的目的。这是至关重要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外国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这是在对待本土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上的正确原则，为我们学习《群书治要》，指明了方向。
当前，全党和全国正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十八大精神集中到一句话，就是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这就是说，要以中华文化为指导，全面完成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大同社会建设。我们学习《群书治要》，要紧紧围绕这个主题。拿我们国家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例如，诚信缺失、道德失范问题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大政方针的问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中国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属于大政方针的问题。但是，什么是中国自己的路，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来，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解。
《大学》教导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从老祖宗的教诲和历史经验来看，中国老祖宗总是把道德建设放在第一位，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德本财末的方针；在国家治理上实行德治为本、法治为末的方针；在教育上实行德育为本、智育为末的方针；在用人上实行德本才末的方针等等。总之，在各项工作中，都是以德为本。这就是说，五千年来，我们一直走在“道”上，就是按照自然发展规律办事。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泰民安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上完全独立的情况下，走中国自己的路，在国民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在富起来的同时，也出现了精神空虚等问题。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我们忽视了对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没有按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办事，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育上，基本上照搬西方文化。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因此，在《群书治要》学习中，首先要着重解决大政方针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
有同志问：前一段时间，号召大家都学《弟子规》，现在，又号召学习《群书治要》，究竟应该学哪一个？我们说，这两个都要学，看是谁学。《弟子规》是童蒙养正宝典，是古时候的小学课本。由于传统文化失传近百年，很多人都没有学习过《弟子规》，致使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该首先学习好《弟子规》，打好做人的基础。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和基层工作的同志，任务重，工作忙，主要是学习好《弟子规》。《群书治要》是治国之道、为官之本，本为执政者编纂的，并且均为文言文，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是读不懂的。因此，重点是组织各级干部特别是组织领导干部学习《群书治要》。一般群众，在学习好《弟子规》的基础上，根据各人的情况，也可以学习《群书治要》。
学习《群书治要》要同学习其他经典一样，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获得实效。《孝经》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大夫之孝、士人之孝、庶人之孝。领导干部学习《群书治要》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各种干部的不同情况和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他们学习有关篇章和段落。如此组织学习，效果会比较好。
生逢其时。《群书治要五十讲》在当下出版的重要意义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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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我们大开学习《群书治要》的方便之门。通读全书，使我们对《群书治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围绕实现中国梦，选学有关章节，急用先学，便于及时指导工作。这是特别值得祝贺的。
从年龄上说，萧祥剑同志比我小半个世纪，但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刻苦钻研和造诣上说，我比他差得很远。我应该急起直追，向他学习。是为序。（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任登第
癸巳年中秋
第一讲  《群书治要》：齐家治国必读之经典
《群书治要》这部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集萃。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唯一没有中断，延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他的文明，唯独中华文明以她强大的凝聚力和她那无穷的魅力，历经沧桑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千古而不衰，经风雨而益芳，不断丰富、发展，没有中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是真正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先进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真正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必须要学习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也就是说，要学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由儒释道三家学说构成，三家文化都是教人回归本性本善，而且这三家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先祖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这些经典千古传承，让中国古代圣贤的智慧能够世世代代有人继承、有人讲解，从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圣贤君子，使得中华民族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后继有人，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永不熄灭。
这些经典不仅让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承继福荫，而且更传播到世界各地，给世界人民带来和谐、安定和福祉。在我国历史上，文化经典灿若群星，《群书治要》更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它不仅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贞观之治”，以及后来的“开元盛世”，成就了大唐文明；而且还远渡重洋，被日本的遣唐使带到日本，成为日本天皇和大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化宝典，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两朝盛世。
这部伟大的著作，可惜在中国历史上失传了一千多年，一直鲜为人知。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像一部《四库全书》，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开始读，到老死也读不完。所以，传统文化中各种经典，人一生要想读完很难，而且读这么多书，也很难把握住其中的精要。《群书治要》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帮我们把经、史、子里面的精华，把对我们修身、齐家、治国最有帮助的内容节选了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部50万字的书，饱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把这一部书真正读透，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你就大致掌握了。
这部书的流传过程，和中国的历史一样，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群书治要》的缘起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英明君主。他能文能武，十几岁跟着父亲出来打仗，以武平定天下，后来又用文治创造一代盛世，在中国古代帝王里面是非常难得的一位明君。
唐太宗28岁登上帝位。因为目睹了隋朝末年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疾苦，所以他特别留心于治国之道。在魏徵等人的建议下，唐太宗实行偃武修文、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成就，最重要的、贡献最多的人，就是唐太宗身边那些有道德学问的大臣。唐太宗特别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他登上帝位第二个月，就下了一道命令，在“弘文殿”下令聚集了20万卷图书。他深知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江山可以在马上得到，但是不能在马上治理。治理国家靠什么？要靠文化，靠教育。所以，他当上皇帝两个月之后，就建立了“弘文馆”。这个“弘文馆”是国家、朝廷藏书的地方，也是唐太宗招纳文学贤士的机构，最有名的是“弘文馆十八学士。像《群书治要》的编撰者褚亮、萧德言、虞世南几位学士，还有像姚思廉、蔡永功、孔颖达等等。太宗很有智慧，他知道治理国家要多请教这些有道德学问的学者，要学习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
在《唐会要》里面就讲到太宗和这些大儒之间的事，“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在讨论朝廷大事的时候，太宗就筵请这些学士，向他们请教治国之道，常常到深夜，可见太宗的确是励精图治。
虽然有这么多有道德高尚，饱读诗书的大儒在“弘文馆”轮值，但是毕竟他们不能时时刻刻跟在太宗的身边，而且每遇到问题都要去请教。古代经典那么多，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遍所有的经典。即使遍览群书，也很难得其精要。
太宗深感古代经典太多，全部读完很难，于是，太宗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编一部书，把古人经典里有关对修身立命、治国安邦、为君为臣、教民安民等等对治国最有用的这些篇章挑出来，供他来学习。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快速掌握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于是就有了《群书治要》的编撰。
《群书治要》的编撰
对于编撰《群书治要》这件事情，在《新唐书·萧德言传》里面有记载：“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太宗想知道以前的这些圣主明君是怎么样治理国家的，昏乱的君主又是怎么样亡国的，应该以史为鉴，所以就让魏徵、虞世南、褚亮和萧德言等人把经、史、子里面关于治国的重要内容都节录出来。
这部书节录出来之后，太宗非常喜欢，称赞其“博而要”。“博”是涉及的面很多，治国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从教育到农业，到德治、法治，到用人、纳谏，以及外交、军事、经济等等；“要”是要点，等于把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里面最重要的内容给节录出来了。真正看完这部书，你就明白如何治国了，当然也会明白如何管理一个企业，治理一个家庭，领导一个单位。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不仅仅是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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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学这本书，都能有莫大的受益。
所以，太宗讲“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太宗说遇到事情不迷惑了，能够学习古人的经验，看看遇到这个问题，古人是怎么样做的。因此，太宗对这些臣子很感恩，给予他们很丰厚的赏赐。
魏徵更在序言中说这部书是“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学习、借鉴前人的经验。贞观之治是怎么成就的？就是太宗和他的臣子学习古人的经验，学习这部《群书治要》里面的治国之道所成就的。“传之来叶”是讲这部书传给后世子孙，可以让子孙后代效仿。非常可惜的是，这部书在唐朝以后就消失了。现在，这一部书再重回我们国家，这是我们现代人有福气，否则传统文化经典这么多，我们怎么学，怎样从传统文化中真正得到受用？所以，我们学习这一部书，要感恩成就这部书的贞观时期的君臣，他们给子孙留了一部治世宝典，这个财富是无价的。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唐太宗对这部书爱不释手，经常阅读。他后来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里面就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这个手诏在《全唐文》里有收录，这是太宗自己讲的。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带兵打仗，自己没有时间学习，没有好好学习圣贤经典，所以对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知道的很少，读了这一部书，真正让太宗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对治国以后的之道明了了。太宗还把这部书让人抄写了十几部，唐朝的时候还没有印刷术，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写的，挺不容易。太宗让诸侯王，让他的太子都来学习，大家共同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
在贞观九年的时候，太宗又再次谈到他读《群书治要》这部书的感受：“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这在《贞观政要》里面有记载，说明太宗对这一部书非常喜爱，也把这本书作为他治国的依据，治国的大纲。
我们看太宗时期，采取的治国方针基本上都和《群书治要》里面讲的治国之道相符，可见这本书对他的施政影响是相当大的。
此外，宋朝的学者王应麟在编撰《玉海》这部书的时候，引用《集贤注记》上的记载：天宝十三年十月（公元754年），唐玄宗下令翰林院内部重新抄写《群书治要》，讲到里面引用的都是古圣先贤的道德之文，说明唐玄宗也重视对这本书的学习。唐玄宗很爱学习经典，他曾经专门做过《孝经》和《老子》的注释，可见古代的有为帝王都非常注重学习古人的经典。
另外，在李蘩《和邺侯家传》里面也讲到，唐僖宗时候，皇上说：“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回答说：“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这是历史记载有三位唐朝的帝王都学习这本书，我们相信绝对不止三位帝王，只是史书上没有记载而已。
《群书治要》的流传
这部重要的治国、治世的宝书，由于当时印刷术还不发达，在唐朝末年的战乱中就失传了。非常幸运的是，这部书被当时在唐朝的日本遣唐使有幸得到，所以就把这部书带到了日本，交给了日本的天皇。
日本天皇得到这部书也是非常的高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周围的这些国家都来唐朝学习中华文化。所以，日本天皇得到这部书后，自己带头让臣子、皇子都学习这部经典。
根据日本岛田翰著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这是讲到公元838年的时候，日本的天皇阅读学习《群书治要》。
日本的《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于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这部书在唐文宗的时候就已经传到日本，一直到唐僖宗的时候，日本的清和天皇仍在和大臣共同研读这部书。
所以，这部书对日本的影响也很大，一直受到日本皇室的重视。我们看到现在流传下来的《群书治要》天明本的序言里面有一篇林信敬的《<群书治要>校正序》里面讲道：“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这是说日本在承和、贞观年间，这大约是在公元834年到876年，这个时期日本社会也出现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
当时日本也效仿中国的经筵讲习制度，即御前讲座。日本的御前讲座都讲中国的经典，《群书治要》就是他们御前经筵里面讲解的一部重要经典。
在天明本的《<群书治要>考例》里面就讲到：“经筵屡讲此书”，就是给天皇和臣子讲解这部书，所以成就了日本社会的盛世。所以，这部治世宝典，不仅在大唐发挥作用，在日本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说明我们古圣先贤讲的治国之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因为古圣先贤所讲的治国之道，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他们明了宇宙人生真相之后，传承给后代的。古代那些圣君明王，大多数都是圣贤人，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后世很多贤德君主、臣子也都是贤人。所以这部书里面讲治国之道，也是讲圣贤之道。
这部书在日本流传的经过，根据日本天明本的记载，最早是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
古时候的书都是抄的，不像现在这个书到处都是，所以现在的许多人对书不重视，但是古人因为得到这个书很难，所以特别的重视。我们现在得到“金泽文库”的影印本，全部是用毛笔字抄写下来的，文字非常工整，非常难得。
后来，这部书传到了德川家康手里，在日本历史上，德川家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是江户幕府的大将军。德川家康得到这本书后也很重视，知道这本书非常有价值，所以就让人把这本书用活字排印。当时他得到这本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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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已经丢失了三卷，只有47卷了，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群书治要》原本只有47卷。可惜的是德川家康得到这本书后，过了半年，他就去世了。这部书当时只印了51部，并没有公开发行，只是赠给了他的后裔尾张、纪伊这两家藩主，所以这个书流传在外面的很少，但是仍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元和本”《群书治要》，有出版影印本的。
后来尾张藩主家里的大纳言宗睦，感到《群书治要》这么好的书没能够广为流传，就想到要把这部书重新用活字印刷出来。这是在1781年的时候。他用了5年的时间安排人校正此书，在1786年重新发行，把书印出来之后，送给诸藩主和各位亲臣。
到日本宽正八年，即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得知此书已经在中国失传，于是就送了五部给长崎海关的掌管近藤重藏，让他转交给中华。近藤重藏后来就把这些书交给了唐商馆，由中国商人带回国内，交给了朝廷。在清朝嘉庆年间，鲍廷博编撰《知不足斋丛书》，里面谈到了“天明本”的《群书治要》。后来清朝著名的学者阮元编了一部书叫《宛委别藏》，其中就收录了这部《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就这样在我们国家流传下来。但是这部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当时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些学者用来校勘经典，并没有广为人知。所以到现在知道的人不多，很可惜。
《群书治要》概览
《群书治要》是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一把钥匙。传统文化经典太多了，我们要学，不知道怎么去学，这部书给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群书治要》选录了66部经典，66部经典分成三部分，一个是经、一个是史、一个是诸子百家。经的部分一共12部，分别是《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周书》《国语》《韩诗外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子家语》。《群书治要》排在前面的全部是儒家经典，可见魏徵等人编辑《群书治要》是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最重要的思想放在第一位。
第二个部分是史书，唐以前只有“五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现在流传的《二十四史》里面的《晋书》是房玄龄编的。但是编《群书治要》的时候，房玄龄还没有编这个《晋书》。所以，当时他们节录的《晋书》是从唐以前的十八家《晋书》里面节录的，很有史料价值，因为那些《晋书》都失传了。
史部节录了很多帝王、臣子的事迹，以及谏言、奏书，内容非常丰富。同时，还展现了这些圣主明君、忠臣、先贤真正的道德风范，也从反面把昏君、奸臣、佞官的丑恶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看就知道好人坏人得什么样的果报，一目了然。学习历史，重要的是要从中学习因果规律，让我们明了人生。
第三个部分是诸子百家，这部书保留了很多唐以前的重要子书，这些书在唐以后都失传了，唯有《群书治要》保留了这些精华。一共选了49种，有《六韬》《阴谋》《孙子兵法》《老子》《列子》《墨子》《文子》等等。这些经典涵盖面比较广，像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杂家的思想统统收进来，取其精华，只要对治国理政有用。里面像《尸子》《崔寔政论》《昌言》《典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体论》《时务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这些书在唐朝以后都失传了。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些书的全貌了，唯独《群书治要》从这些书里面节录了很多精华，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书里面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群书治要》一个无比重要的文化价值。
《群书治要》这部书，魏徵等人作为臣子受唐太宗的诏令，编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让太宗学习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大学》上讲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治国之道其实是和修身之道完全相通的，所以不是说一谈到治国，普通人就不能学了。这部书每个人都应该学。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根本。
我们大家都学习并按照《群书治要》来做，我们的人生就没有灾祸，就能够趋吉避凶。做领导的看了这部书，知道怎么样当领导，知道如何做才能对国家有利，对子孙后代有利，自然也会对自己有益。不学习古人的教诲，不明白怎么做领导，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走入歧途。尤其近两百年来，很多人都没有学习老祖宗的教诲，认为老祖宗讲的过时了，没有用，只有西方的、现代的才对我们有用。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深入学习，不了解我们老祖宗讲的道理。如果老祖宗的这些教诲没有价值的话，我们中华文化怎么可能传承五千年呢？它要是不适用，早就被淘汰了。难道几千年来，就我们现代人发现它不适用了？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学明白，不了解古圣先贤的存心。通过这一部书，我们就可以快速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真正明白了，就不会认为西方的东西都好，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不好。
西方现代国家，像美国，建国的时间才200多年，它的经验，诚然有一些值得借鉴，但是和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相比，如果我们要想家族传承的久远，人生能够吉祥没有灾祸，是听一个五千岁老人的人生智慧，还是听一个一二百岁的人的经验智慧。我们自己认真想一想就明白了。
这部书对当前我们如何学习传统文化，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对和谐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大到和谐整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这部书都可以提供答案。
有一位教授讲到，中华文化是最适合人类在这个地球上长久生存下去的一种文化。看完《群书治要》我们就明白了，人类社会虽然现在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也要看到人类的贪婪、欲望在不断地膨胀，地球的资源在一天一天消耗，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掠夺地球的资源，我们的子孙后代依靠什么生存，我们人类怎么才能长久地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
《群书治要》里面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如何长久的生存下去，一个国家如何长久生存下去，一个企业、一个家族如何长久生存下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安身立命，修德立业，做人处事，做好领导都应该看的一部书。不管是为政者、经商者、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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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每一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应该学习。
然而，这部书虽然已经把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最精华的东西给我们节录出来了，可是对现代人来讲，五十万字文言文能够读懂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部书全部注释、翻译成白话文。这样一来五十万字就变成了接近两百万字，两百万字摆在现代人面前，要读完也不容易。
考虑到这一点，后学将一年来学习《群书治要》的一些感受，包括对《群书治要》的认识，与大家分享。让大家对这部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进而更好的深入学习这部书。
第二讲  “圣贤政治”之以道治国（一）
《群书治要》作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智慧精华，如果给它做一个总结，可以称作“圣贤政治”。“政治”两个字在中国汉字里面常常是作两个字讲。政是主持政事，要正己化人，还有另一个含义是政策和法令。治是管理和教化，通过管理和教化来达到社会安定和谐叫做治。中国古人办政事主要是通过自己端正自身，制定合适的法令，通过教化来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圣贤政治”的核心就是教化，这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注重制度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制度是管人，而教化是正心。中国古圣先王的圣贤政治对净化社会人心，对社会安定和谐可以起到唤醒民魂，铸造阴魂的奠基作用。
“圣贤政治”的境界
在中国历史上，“圣贤政治”有几个不同的境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治理的层次境界有高有低，通常讲的是道、德、仁、义、礼五个不同的境界。
《群书治要》节选的《老子》《庄子》里面都讲到：“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也。”最早圣人主持政事，治理天下，行的是不需要言传的教化，遵的是无为而治，他们的治国之道用语言讲不出来。后来由于丢失了这个道，才有德。《老子》里面讲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在尧帝以前，伏羲氏、黄帝，甚至更早的帝王，都是以道治天下，后来失了道，人们就只能通过德来治理天下。以德治理天下就是，教导人们自己修德，从而教化大家都来修德。尧帝、舜帝、禹帝他们都是在以德治理天下。这个时候人人为公，这就是孔老夫子讲的大同社会。后来从夏朝夏启开始，大同社会里的禅让制没能够继续，开始出现了“家天下”，这个时候叫“失德而后仁”。夏、商、周的开国君主都是圣人，大多数君王都很贤能，办理政事是以仁为核心。仁是讲仁爱，大家都非常仁爱，社会也很好。夏、商、周每一个朝代都是好几百年。但这个时候人开始有了私心，这是我们讲的“小康之治”。周朝末年，周幽王昏庸，西周变为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东周时期仁没有了，但大家还讲义。春秋战国是以义来维系的社会，出现了很多义士，人人都很讲道义。虽然是诸侯争霸，但是名义上还是属于周朝，义还存在着。后来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强大起来，采用的是法治，用严苛的法令来治理国家。虽然是很快强大起来，并且统一了六国，但用法治理国家，收效虽快，灭亡速度也很快。秦朝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就被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以法治国的唯一一个例子，纯粹用严苛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很快就灭亡了。
汉朝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以后，他吸取秦朝亡国的教训，采用儒家思想，把伦理道德的教化恢复起来。但是人心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义没有了，所以就制定礼。从汉朝一直到清朝，维系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就是一个“礼”字。礼就是秩序，这是维系社会的最低标准。以上是中国古圣先王治理国家的五个不同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以道治国，最低的是以礼治国。如果礼没有了，礼崩乐坏，社会风气就马上转向衰败，人人自私自利，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我们学习《群书治要》，首先要对这五种治国境界有大致的了解，知道古圣先王是如何来治理国家的。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把道德仁义礼开始恢复起来。
我们虽然是庶民，但我们可以通过道德仁义礼来修身。身修好了自然家齐，家齐然后国治。
天命之谓性
“道德仁义礼”，这些治国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是古圣先贤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自己思考出来的一套理论，而是古代圣人明了自然之道，明了宇宙人生的道理之后，从性德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老子在《道德经》上就讲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讲人要向地学习，而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是本来如是。这个道是讲得很深的，老子常讲“道可道，非常道”，道用语言很难把它表述出来。
到底什么是道呢？在《中庸》里面，（《中庸》是《礼记》的一篇，《群书治要》也节录了这一段）就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句话讲得很深，我们一下子很难明白。根据汉儒郑康成的注解，天命就是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生人就是把人生这两个字倒过来，天所命生人。这是天命两个字，我们人从天命，所受这种命叫做性命。性这个字就是讲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本性本来是空空洞洞的，没有现象，这个叫做宇宙的本体。我们打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看到波浪，波浪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本体本来是水。我们到一个黄金市场看到黄金饰品非常漂亮，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看到的都是现象，它的本体就是黄金。而这个性就是宇宙的本体，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由这个性变现出来的。这在佛家讲“自性”，儒家讲“明德”。
率性之谓道
根据郑康成的注解，率字当循字讲，顺着的意思，我们要顺乎本性。郑康成讲，“率，循也，循性行至事谓道。”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本性，我们本有的这个性，我们要顺乎我们自己的本性，这叫循性。行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我们的一切语言，一切行为，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都要率性，都要依我们这个本性来行。时时刻刻要顺从我们这个本性，这个叫做道。道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讲道路，道路是一条大路。不论要到哪个地方去，都要走这条大路。不管是坐汽车，坐火车，坐地铁，都要有一条路。你时时刻刻都要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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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循着这个道路去走。我们要达到某一个目的地必须要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才能到那个点。这是我们一般讲的“道”。这里的率性之谓道，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本性。天然的具有，本有的这个性。我们这个性在哪里呢？你就是要率性，一切顺乎性，这就是道。你能够率性你就得到这个道了，就得到这个本性了。
怎么样才能够率性呢？率性就是要把自私自利的这颗私心去掉。《大学》里面讲格物，司马光讲，格是格斗的意思，就是格除我们的贪嗔痴慢、自私自利等各种欲望。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一切都不为自己，都为天下苍生，替他们来想问题，替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率性了。过去的圣人，像尧帝、舜帝、大禹、商汤、文武、孔子，这些人里面除了孔子，其他人都是帝王，都是做到天子的位置。他们有了这个天子之位，为天下民众来谋求福利。所以他们成为圣人，回归到本性了。回归到本性之后，他们明白自己的性和天下人的性一致。自己已经回归本性成为圣人了，但是天下的人还有很多问题，依然有生有死有各种痛苦，有种种苦恼不能够解决。就拿现在讲，我们在人世间遭遇的不幸很多，不是天灾就是人祸，人和人之间也不相等，有的人贫穷，有的人富有，有的人生活艰难。所以，圣人就是要来为天下人解决这些问题，让人人都朝这个方向，朝这个道的方向，朝回归本性的方向去走。要这么做，唯有通过教育。所以，中国古代的圣人办政治就是办教育，道德仁义礼都是教育，通过教育来实现。
“率性之谓道”，就是要我们学习古代的这些圣人，起心动念不为自己，完全为天下。你能做到这样的话，你有这个用心就是率性了。所以这个率性也当理性讲，就是讲一切都是合乎道理的。反过来讲，我们现在心里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虽然我们很想要率性，但那个不是率性。讲率性但是心里实际上是在率情，情是讲自私自利，这和道是背道而驰。我们想要率性的话，第一个要去掉自私自利，你必须要用这个功夫才能够率性。比如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样做到率性呢？我们和家人相处，别人对你有意见，和你起冲动的时候，我们要是情绪化了，这就不叫率性。我们要非常理性，自己要好好分析反省，为什么对方这样对你，你要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让我们的理性在起作用，进而到社会上也如此。中国社会主要是讲五种关系，其实不只中国，全人类都是这样。人人都得面对，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君臣关系，朋友关系。人人都有这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家庭里面有三种。最基本的结构是夫妇，夫妇是什么？夫妇是阴和阳，是构成这个世界最小的单位。我们学习《周易》，明白阴爻和阳爻是构成《周易》最基本的单位。到社会，夫妇就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有夫妇之后，有了孩子，就有了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孩子可能有两个，这就有了兄弟关系。到社会上，上下级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平辈的是朋友关系。所以你要处理这五种关系，发生意见不同的时候，有利害不同的时候，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情绪，用理智来研究这个事情，这个叫做修道。
修道之谓教
修道之谓教。教是什么呢？就是讲我们学习圣人的这种教诲，我们自己在学的同时，也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这叫做教。古时候那些在位的圣人，就像孟子讲的，“作之君，作之师”，一方面他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一方面他又是整个国家臣民百姓的老师。再一方面“作之亲”，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家长，所以“作之亲，作之君，作之师”。在位的圣人教什么？教圣人之道，教人开发出自己的本性。但这个不是直接的，教你怎么样开发出自己的本性，不是直接的。因为不可能对每个人都这么讲，是一步一步按照每个人的能力、程度、职业种种不同，来进行教化。我们看到孔老夫子，他没有天子地位，他的一生始终是在做什么？做教育。我们讲诲人不倦，他自己诲人不倦，同时还告诉他的学生，讲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儒”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学，学到一定的教人的能力，也就懂得道了，可以去教化别人。教化别人要根据圣人的言论，拿经典去教化别人。比如说，我们学习《群书治要》，我们不是自己发明一套理论来和大家讲解，我们自己也没有达到去教化人的那个层次，只是自己在学习，和大家分享一下学习的体会。我们是学生，听的人是老师。“小人儒”是什么呢？小人儒是讲自己，专门自己学，学好了自己成就，自己去享受不管其他人。孔老夫子他就不赞成这种做法。
中国古圣先王所办的圣贤政治，根本就是教人学做圣人。学习圣人教诲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伦理道德。自己学习的同时也能够去教化别人，教化别人不是说自己去跟别人讲怎么样做，告诉他什么知识，这是说教，不管用。教化别人是讲我们自己在做，我们落实圣人的教诲，这个过程就在教化别人。你落实圣教，人家看到你的行持，受到你的影响，这就是教化。我们学了点传统文化，自己没做到，天天去跟人家说，就不能让人信服。所以，教化的根本是自己落实，要进行无言的教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们学习圣贤文化，学习《群书治要》，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周易》里面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天是什么？天就是大自然，就是老子讲的：“地法天，天法道”。其实这个天也是讲天道，就是讲我们人类的一切行为都不能违背这个天道，要效法天道，向天学习。“健”是讲天的用，天的性。
天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天时时刻刻都在运行，我们学习圣贤之道，也要时刻都不停留。《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片刻都不能离开。可离非道也，能够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天地，没有天地我们就无法生存，所以我们要学习天地。学习天地就是在学习道。还有一个，天没有自私自利，不论是打雷、下雨、出太阳、刮风，天不会为自己，都是为了万物。所以，天生养万物，我们学习天的这种德行，落实在人类身上，就是要有仁德。
古圣先贤的政治思想，其实就是从天地之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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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让人回归到本有的性德里面，回归到这个道上。中华文化里面的道德仁义礼，根本都是教我们回归自己的本性本善。古人就把万事万物归类，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的，古往今来永远不变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称之为道。这就是我们讲的天道。
最早明了道的圣人，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始祖伏羲氏，他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就推演出了一套符号，把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易》里面讲的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在古代，《周易》只有圣人才能够读懂，百姓是不知道的。《系辞》里面就讲到：“百姓日用而不知”。这个道时时刻刻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能明了这个道。在夫子以前，明了《周易》的都是圣人，这套学问一直都是圣圣相传。所以，从伏羲氏开始，中国人就有了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教人时时刻刻学习天地，通过学习天地回归到道上，回归到自己的本性上。上古时期的圣人，他自己回归本性，他也让天下人都能够回归本性，天下自然大治。人人都能够率性，依照自己的本性来行事，所以天下大治。他不需要进行言语的教育，真正实现天下无为而治。中国古人特别推崇这种天道的思想，把古代的君主称之为天子，之所以称之为天子，其实就是教导为政者，一国之君要法天而行，要行天之道。所以，圣人取法于天，因此叫做天子。
在《群书治要》里面，讲到治国，第一条就是要效法天道。《典语》里面讲到：“王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君王之所以称作天子，是因为他发布政令，治理国家，推行正教，教化百姓，都是要效法天地之道来行事。
在《群书治要·政要论》里面讲得更加透彻一点，讲到：“天，万物之覆；君，万物之焘也；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之民，有不沾濡如于惠者，君以为耻。”天是什么？我们头顶就是天，万事万物都是天来养育的，成就的。所以天是万事万物的保护者。而君王是什么？一个国家的君王，一个单位的领导，他是所有臣民的保护者，要承担保护万民的责任。国家领导就要保护这个国家所有百姓，一个公司的领导就要保护这个公司所有的员工。只要有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生命，没有得到上天的浸润，不能得到上天的恩泽，天会认为自己有负于众生，当然这是比喻。这是讲一个国家的民众，如果还有一个人没有受到君主仁慈的濡染，没有受到君王的教化，没有受到国家的恩泽，为君者、圣者都会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耻辱。
在《群书治要·六韬》里面同样也讲到了什么是天子。《六韬》里面讲到，“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在五种关系里面，君道和父道是相通的。所以古人常常讲君父，为君者其实就要承担父亲的角色。这是讲“作之亲”，所以做天子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像父子一样亲密友爱，这样才称得上是天子。像父亲一样那是什么？把万民视为自己的儿子，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家人一样和睦，天下人都像父子一样亲密，人人都像在一个家里，人人都全心全意为这个家庭努力奋斗服务。这就是告诉我们没有私心。
孔老夫子在《礼运·大同篇》里面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怎么样为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天下是谁的天下，就是我自己的天下。这个家是谁的家？就是我们大家的家。所以，人人都能够为这个家努力。如果有了私心，这就是违背天道，违背天道就不是率性，就会有不吉祥的后果。
第三讲  “圣贤政治”之以道治国（二）
前面我们讲到天子应该取法于天，才能够称得上天子。实际上，每一个为君者，都要履行君道，也就是都要学习天道。要履天之德，这个君，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即使一个单位的领导，一个企业的领导，也都要效法这种天德。
“元亨利贞”的启示
天有什么样的德性呢？《周易》第一卦是乾卦，象征天。为什么叫乾卦而不叫天卦呢？这个卦是讲天的性，不是讲天的形。天的形我们看到了，是苍穹，古人讲天是圆的，我们看到这个宇宙、虚空，是天的形体，而乾是天的用。乾卦卦辞里面讲到“元亨利贞”，所以这个“乾”不仅代表天，也代表一切阳性的事物。在国家就是君主，在家里就是主人，一般是讲父亲，我们讲乾父坤母，在男女当中就是指男性。“元享利贞”，这是讲天的四种德性。“元”是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元”是讲天，是万物的本原，天成就万物，所以叫“元始”。“亨”是什么？“亨”是亨通，它成就万物，成就之后，任何事物都有亨通的时候。“利”是讲和谐有利。“贞”是讲坚固贞正。“元亨利贞”这个含义很广，后面会讲得更加详细。
“元亨利贞”体现在自然界就是我们讲的春夏秋冬。春生，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万物都开始发芽。夏长，万物都开始生长，很茂盛。秋收，秋天是万物成熟的季节，有了果实。冬藏，万物要蕴藏，储藏起来，等待着下一次的生发，不断地周而复始。我们从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就可以体会到这个天道。
“元亨利贞”应用到人身上是什么呢？天有“元亨利贞”，人有“仁义礼智”，所以孔老夫子在《周易·说卦传》里面就讲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实际上就是说，人要讲仁义，不讲仁义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人，时时刻刻不能离开仁义礼智。为君者更是这样，必须具备仁义礼智。有了仁义礼智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主，真正的领导，才能够真正像《周易》里说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你才能够做众人的首长，才能够把这个团队、企业、组织，带到一个好的方向，大家都和谐、安定。如果你不讲仁义礼智，大家可能就不会听从你的领导。
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
在《群书治要·六韬》里面专门讲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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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得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是讲，有道德仁义才能够得到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简单的讲，我们看这个天，这个天是谁的？天下所有人的，而不是说哪一个人的。既然天下不是某一个人的，那就要和天下人同享利益。你是公司的老板，想要独占公司的利益，这样员工可能就不会跟你干。“天有时，地有财”，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大地生养万物，天地能够成就万事万物。这个天地之间的财富要能够和人民共同享受，大家都能得到天地之间的利益。人人都能够在天下获得幸福安定的生活，这就是仁爱。在一个企业里面，能够让所有的员工都获得幸福安定的生活，这就叫做仁爱。讲仁爱，天下就会归附你，你真正对每个人都有仁爱之心，你的下属、你的员工就一定会归附你。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这是讲使人免遭死亡，解除百姓的困难，救百姓于患难当中，能够接济人们的需要，这叫给百姓恩德。在企业里面也是一样，对员工你要能够给他解忧排难，能够解决他的一些燃眉之急，你这是给他恩德。能够布施恩德，你就能够得到天下。
“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人人都有忧，忧是什么？乐是什么？好恶这是人人都有的。人担忧生活不能得到保障，他有这个担忧，当领导的就要替他担忧。比如说在这个企业工作，不能够很好地赡养父母，这是员工的担忧，就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乐，一个人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其实人最大的希望并不是获得多少财富，首先是希望家庭和睦，身心和谐。我们也要得到这个和乐、和谐。同好同恶，好什么？好德行，人都想自己能够顺利，不遇到挫折。恶，厌恶，人人都厌恶不讲信用的人，不讲道德的人。能够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这是讲道义，能够讲道义你就能得到天下。
“凡人恶死而乐生。”厌恶死亡，害怕死亡，谁都怕死。“好得而归利”，人人都希望得到益处，得到利益。“能生利者”，能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这就是道。我们要知道这个利是什么？利不仅仅是财富、金钱，最大的利是闻道，闻到圣贤教化。就是我们开始讲的，古圣先王，他们办政治，首先回归本性，给百姓的利是什么？让他们也回归本性，回到“人之初、性本善”的性本善上来，本性里面什么都有。所以，能够做到道德仁义，就能够得到天下。反过来不讲道德仁义，企业的领导团队的领导会因没有人拥护迟早就会失去。所以“效法天地”，效法天德，其实就是道德仁义。道德仁义就是从天地之间而来的，从本性中来的。
古人讲，天地之道是本来如是。人要是违背这个本性，违背这个天道就会带来凶灾。道理很简单，比如人到冬天怕冷，下大雪要加衣服，你偏不加，你要违背这个本性，你自然会感冒。所以，要能顺应这个道，顺着人的本性，顺着天地的规律来做事情。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都要顺应这个天道，顺应天道自然获得吉祥。中国文化教我们怎么样趋吉避凶。修身，教我们个人趋吉避凶；齐家，让一个家族没有凶灾；治国，让一个国家国运昌隆，这是讲顺应天道就能够得到这个结果。如果违背天道，像历史上的暴君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违背天道最终都身灭国亡。
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在《管子》里面就讲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讲人违背天地的法度，违背天地之道，即使一时强盛，迟早必定会衰弱，会灭亡。这个天道是什么？这个天道就是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肯定会自取灭亡。就像鱼，它生来就要在水里生活，你让它离开水，这个鱼就会死亡。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在《三略》里面也讲到：“夫人之有道者，若鱼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人者，畏惧而不敢失道。”这是讲人要是顺着这个道，依道而行，就好像这个鱼得到了水，鱼在水里游的时候多么开心，多么快乐。但是如果离开水，没有几分钟它就会死亡。天道和我们人的关系就同鱼和水的关系一样。人得到这个道，依道而行，就能够生活得很好，不会有灾祸。失道，不遵循这个道了，父子之间不讲父慈子孝了，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顺了，夫妻之间没有信任了，兄弟之间不友爱了，朋友之间大家讲话都没信用，君臣之间没有君仁臣忠了，下级不服从领导，领导对下属没有仁慈心，这就是没道了。不讲道这个社会就乱了。
社会人心个个自私自利，这就违背道了。违背道就会引发各种问题。所以这里讲到，“故君人者”，就是讲管理百姓的领导，在公司，一个企业家，在机关，一个单位的领导，都要“畏惧而不敢失道”，要时时刻刻谨慎戒惧，自己不能违道而行。打个比方，我们开火车，火车一脱轨就会翻车，同样我们做人要是不按这个道，跟火车脱轨不就一样吗？这个道理非常浅显，但是我们常常不能明白。
应该如何学习效法天道呢？在《群书治要》里古人也跟我们讲了。
最上之道，莫若法天
《群书治要·墨子》里面讲到：“然则奚以为指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这是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法则、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企业，治理国家，修身齐家应该怎么样来做呢？这里讲到，“莫若法天”，最好是效法天道。天道是怎么样呢？“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上天无私，我们每天都受到天地、阳光的养育。但是天向我们索求什么？没有，天完全是无私的。
“其明久而不衰”，他给我们光明，太阳和月亮给我们光明，没有衰败的时候。所以圣王法则，真正的圣人就向天来学习。前面讲到天子，天子就要向天学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天学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下面又讲到：“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我们既然取法于天，那么有任何举动都要符合天道，我们常常讲符不符合天理良心。“天之所欲则为之”，上天想要我们干的事情我们就去做。“天所不欲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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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不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然而天何欲何恶也？上天希望人们做什么，不希望人们做什么。“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上天希望什么？希望大家互相和睦，互相帮助，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亲如父子，这是上天希望的。而不希望人互相憎恨，互相打斗，互相竞争。所以，你看这个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一样多，每天上天给我们的都是平等的。所以是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给我们每个人的利都是一样的。“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怎么能够说我们知道上天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同等的爱护，对天下人都是这样呢？
下面《墨子》又讲：“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一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大国小国，今天我们讲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很小的国家，比如梵蒂冈，都是天下的国家。人不管是老弱贵贱，都是天的臣民，共有一个天下。其实我们人人在做什么？人人都在为这个天下服务。所以我们做事要依照天的意愿来做。
“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爱人利人者”，就是讲无私的帮助别人，做有益天下人的事情，上天一定赐福给你。《尚书》上讲，“天道无亲，惟德是辅”，《老子》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你只要做利于众生的事情，你一定能够得到上天给你的赐福。
憎恨人，恶人贼人，你伤害别人的利益，不讲天理良心，搞有毒的食品，行诈骗，这叫恶人贼人。这样上天迟早会加祸于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天都希望人民互相友爱，相互帮助，这符合天道，符合本性。而不希望人互相憎恨，互相竞争，互相残害。所以，我们看到古圣先王，他们实行的圣贤政治，实行的是王道。教化人人都要有爱心，讲德行，人人为公。历史上，中国人都是以道德仁义，以礼仪之邦受到天下人的尊崇。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他不是去掠夺资源，而是把道德仁义、把中华文化带到各地，给其他国家带去我们中国的特产，把中华文化介绍出去。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他们实行的是霸道，到哪里都是搞殖民地，究其原因是所受的教育不一样。中国人几千年受的是圣贤的教育。所以这里讲到：“昔之圣人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期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尧、舜、禹、汤这都是圣人，都是明了道的圣人。这些圣人爱天下的百姓，教导百姓顺从天道，敬重神明。所以，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些圣人的利益，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所以，上天给他们赐与福分，立他们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归顺，来服侍他们。而那些末代之君，像暴君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都是违背天道的君主。上天就会降来灾祸。“使其遂失其国家”，国家瞬间没有了，成为亡国之君，“身死为戮”，自己的性命不保，被人杀掉。被杀掉之后并且受到了天下人的侮辱。“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现在人一提到暴君还是说他们，所以我们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要顺从天道。
这是讲用道来治理天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道，在中国历史上，神农、伏羲、黄帝这些帝王都是以道治天下，是真正的无为而治。当代一位大德告诉我们，这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在尧帝以前的帝王都是如此治国的。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治国的，历史上没有记载。因为《老子》里就讲到：“太上，下知有之。”上古的这些圣王，人们仅仅是知道它的存在而已，这是在《群书治要·老子》里面记录的，其中还专门记录了河上公的注解，讲到：“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是指上古时期没有姓名的君王，甚至比伏羲氏还要更早的君王，这些没有姓名的君王，他们是怎么样治理天下的呢？河上公讲到：“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淳也。”百姓知道上面有君王的存在，但是不用以臣道来侍奉。大家都相安无事，百姓人人内心都非常质朴淳厚，为君者什么也不用做，真正无为而治。人人内心纯朴，都是处在本性本善，就不需要治理。所以天下不治而治，这是最好的治理方式。所以，这叫以道治国，这个“道”用语言无法表达。
第四讲  “圣贤政治”之以德治国（一）
老子讲：失道而后德。由于失了道，然后圣人就以德来治理国家。我们讲中华文化，最为重要的就是道德二字。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老子有一部《道德经》，上部是道经，下部是德经。这个道，就是宇宙一切的本体。简单来讲，这就是世间万事万物都要遵循的规律，我们把它称为道。老子讲：“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大道是用语言很难表达出来的，但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老子讲，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把这个道表达出来，给它强加上一个名字，勉强称之为道。而我们按照道的规律去做事情，依道而行，这就叫做德。
《道德经》上讲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上古时期，圣人治理国家，施行的是无言之教。真正是无为清静，用道来治理天下。但是由于失了道，圣人就用德来治理天下。
老子在《道德经》里还讲到：“太上，下知有之”，这是讲最上等的治国方式人民仅仅知道有，人们仅仅知道有君主的存在而已。老子又讲：“其次，亲之誉之”，这是讲，和那些用道治国的君主相比，次一等的君王，“亲之誉之”，就是讲，“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这是《群书治要》里面节录河上公的注解。意思是讲，以德来治理天下的君主，是次一等的君主，他们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他的德行百姓看得到，他的恩惠百姓称道，所以百姓就亲近他，爱戴他，赞美他。尧帝、舜帝、大禹这些君主就是用德来治理国家的。这就是老子所讲的用德治理国家所达到的效果。
中国古圣先王的教诲，核心就是教导人们修德，让人修德回归到道上来。例如《周易》，被称为“大道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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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之首”。《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唐朝的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面说到：“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周易》六十四卦都是教人如何修德，来达到预防祸患的目的。简单讲，就是教我们趋吉避凶。《四库全书》的总编撰纪晓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的提要里面就讲到：“《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讲到《周易》这一类书，是讲什么的呢，就是教人通过学习天道，效法天道，让人明白社会和个人生存变化的规律。治理国家的规律，包括人生吉凶祸福的规律，都是教我们修德。近代有一位大德印光大师，他也讲到，“一部《周易》，无非示人趋吉避凶，战兢惕厉，克念修持之道”。《周易》是教我们趋吉避凶，时时刻刻戒慎谨惧，克制邪念，来修养自身的道德。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旨也是一样，就是教人通过修养德行，来达到趋吉避凶，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然后转凡成圣。《群书治要》的主旨也是如此，教导人要修德，不论是为君者，为臣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是一样。
齐家治国，修德为本
在《群书治要》里面，处处都是告诉我们，不管你是一个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都是崇德则昌，败德则亡。整个《群书治要》里面，从治国，到为政、修身，都是讲要以修德为本。
《群书治要·尚书》里面就讲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讲一个人为什么要修德行，因为修德行，符合天地之道，符合性德，按照这个规律来做事情，就是修德，而且这个规律是天地、宇宙、人生的规律，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上天对人不分亲疏，并不会对谁格外的眷顾，只是帮助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有德行的人，他的所作所为，能够符合天地之道，就像《周易》里讲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同样的，在《老子》里也讲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对人没有亲疏，上天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永远帮助有德的善人。善人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天道，符合天地之间的规律。所以，他做什么事都会很顺利，能够和天地之间的规律相应。
圣人治理国家，就是通过自己修德来治理的，我们看到在《群书治要》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尧帝、舜帝、大禹治国，他们只是努力修习自己的德行，时时刻刻给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实施道德的教化，让天下得到大治。所以，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要想得到发展，得到治理，最重要的是领导者要实施德政。
在《尚书》里面就讲到：“德惟治，否德乱，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些都是教导领导者，要实施德政，这样才会让一个团队、让一个组织平安无事，不实行德政就会产生动乱。只有德行才能够感动上天，无论多远，这个德行的感召力都可以到达。像《周易》上讲：“君子居其室，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你在一个地方，你的言语、意念，千里之外都会有人与你相感应。感应的道理现在的科学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人意念的力量非常大。
实施德政，根本在于养民。养民和我们做父母养育孩子是一样的。养民分几块，养其身，让百姓衣食住行，没有忧虑，还要养其心，养其德。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不能给他吃、喝就行了，要教他道理，告诉他伦理道德、吉凶祸福的道理。这是真养民。所以，真正有德行的君主，他治理天下，一定是首重教育。《毛诗》中讲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有大德行的人，他来治理天下，天下人都会顺从他。历史上尧帝、舜帝，就是这样的君王。
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在《论语》里面，孔老夫子还讲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理国家以德为本，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固定的地方，众星都围绕在它的周围。明朝的蕅益大师讲到，为政以德，不是以德为政。《群书治要·论语》部分对这一句话的注解节录自《何晏集解》里面讲到，德就是要清静无为。为政以德，其实就是讲为政者，领导者，自己努力修养德行，不停地修习德行。他真正有德行，明了自己的明德，就像《大学》里讲的，明明德。他能够明明德了，他就成为圣人，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固定的地方，众星都围绕在它周围。
我们看舜帝，他就是这样。开始舜帝还没登上帝位的时候，尧帝给他各种考验，他去一个地方，住一年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小镇，两年，就成了一个城市。他自己没有动，但是百姓都围绕在他周围。他这就叫做“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根本在于领导者把自己的身修好。
德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立身之本。治国平天下，根本在于修身齐家，把身修好了，国家自然就治理好了。治国平天下和修身齐家，其实是一件事情。
《群书治要·列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楚庄王问一位隐士詹何治国之道，詹何就回答，我不知道什么是治国之道，只知道怎么样修身而已。但是我听说，如果一个人身修好了，国家还没有得到治理，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个企业，这个领导者，企业家、管理者，他真正把身修好了，这个企业要是治理不好，那也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到一个单位也是如此。所以一个领导者，真正修好身，他能够为员工做好榜样，为下属做好榜样，这个团队风气就会纯正，大家都会向他学习。《尚书》里讲：“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这个一人是讲天子、君主。君主有大善，有大德行，天下的各个诸侯国就会风气纯正，这个天子真正有大善在身，天下人都会走正道。
《群书治要》里面还讲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这是因为尧舜是圣王，尧舜之心，那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利益，天下为公。所以百姓也都能以君王之心为心。
非有所为，上德之道
《文子》里面讲到：“昔者，尧之治天下，其导民也，水处者渔，林处者采，谷处者牧，陆处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便其人，如是则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巧易所拙也。是以叛离者寡，听从者众，若风之过萧，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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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安其居也。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民鲜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这里是讲，至德之君王，他是如何来治理天下的。过去，尧帝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治理呢？他让住在河边、海边的人去从事渔业，因为在河边、海边当然最适合从事渔业了。住在山林地区的人，他就去开采树木。住在山涧谷地的人，让他们从事牧业，养牛、养羊。居住在平川地区，适合种农作物，就让他们从事农业。这样就让各个地方，各类地区的百姓都有最适合他做的事情。而且做事情，每个人都有适合他们的工具，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在做最适合自己做的事情。这样他们就能够用自己拥有的东西，再去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用他善于制作的产品，去换得他自己不善于制作的产品。这样的话，离乡叛逃的人就很少，跟随服从的人就很多。就像风吹管萧一样，感受到风的吹拂，各个孔都能演出不同的清浊之音，来做回应，这是讲让百姓各自安守本位。
下面讲到，“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天下万事万物，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有一个共性——趋利避害，他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生活得很安稳，所以即使和邻国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都能听到，大家也不会互相来往。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安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车马不会跑到千里之外。我们现在人，其实也是趋利避害，但是现在我们的价值观出现问题。到底什么是利什么是害，有些人搞不清楚，常常以为得到一些财富、名誉、地位，这就是有利，生活过得平淡、节俭，认为这是苦。实际上，我们对于利与害还不能够真正明白。
下面继续讲到，“乱国若盛”，衰乱的国家，混乱的国家，貌似很兴盛，好像经济很繁荣，但是，实际上，可能隐藏着很多危机，百姓生活的未必幸福。“治国若虚”，真正治理得很好的，社会安定的那些国家，看上去好像很虚弱。比如一个村落，这个村落热热闹闹的，大家觉得很兴盛，而那个村落寂静无声，看上去好像没有人一样，大家都安安静静的，那才是治理得真正的好。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某一个人，如果他很健谈，而且看上去很有成就，处在高位的时候，往往蕴藏着危险。而有些人，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戒慎谨惧，特别谦恭有礼，看上去好像是很普通，反而是能够取得大的成就的人。所以治国和修身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亡国若不足”，将要灭亡的国家，好像总是财用不够。一个国家经济要破产，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危机，总觉得钱不够用，这是讲“亡国若不足”。实际上人也是这样。这个人总是觉得什么都不满足，这是贪心。人有贪心，过度地贪婪，就会带来灾难。
“存国若有余”，安定的国家，好像总是很富裕，而这个有余，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民众能够勤俭、节约。
“虚者非无人”，我们看到，刚才举的例子，一个村落里面，好像冷冷清清的，那都是因为，老百姓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安守本分，都各司其职去了。然而那个热热闹闹的村落，大家可能在一起唠嗑、打牌、聚会、交谈，都没有去务自己的本业。这是讲治国若虚。“盛者非人多，皆徼于末也”，乱国若盛，好像是人很多，因为人多舍本逐末。大家不务本业了，游手好闲的人就多了，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背后蕴含着危机。“存国若有余”，这个有余并非多财，所谓有余，并不是财富很多，而是欲节事寡也。节制欲望，大家不铺张浪费。古人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个国家、一个家族的兴盛都是因为勤俭，衰败下去往往都是因为奢侈之风盛行。
“不足者，非无货”。亡国若不足，好像很缺乏东西，并不是没有物产，“非无货品，民鲜而费多也”。这个“鲜”字，在《群书治要》的原本里面作“躁”字。这是因为，老百姓都很浮躁，心浮气躁，生活奢侈，铺张浪费，好像这个欲望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这是讲乱国、亡国、存国、治国它们各有完全不同的特征。所以这里讲到，“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古圣先王治理国家，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不是想要有为，而是因势利导，让大家都能够顺着本性。所以其禁诛，非所为也，他们对人们进行禁止和责罚的，并不是自己想要有什么作为，而是需要保持良好的规律，让人们能够遵守客观规律，让人回归到正道上来。这是讲善德、修德之君的治国之道，真正是无为而治。
为政以德，孝为德本
《群书治要》这部书，根本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来努力修习德行，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个大道。通过修德，能够明德，也就懂得如何来治理天下。治国、修身，根本都是要从修德做起。所以古圣先王治理天下，都是努力修习自己的德行，把自己身修好，天下就大治了。
在《文子》里面讲到：“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德积而民可用也。”这是讲一个领导者，要努力修习德行。善于做领导的人，善于从事政事的人物，要积其德，积其德就是不断地积累自己的德行，不断地让自己修好身。真正德积而民可用也，真正有德行的人，大家都会愿意来为你效力，你做一项决策，大家都会拥护你。
“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而德又以孝为本。我们要修德，从哪里开始修呢，就是要从这个“孝”字开始。在《群书治要》里面节录了孔老夫子的《孝经》，《群书治要》里面所节录的这部书和原著相比，所占比例是最大的，整部《孝经》只有一章没有节录。
自古的圣王都非常注重学习《孝经》，早在战国时期，魏文侯就为《孝经》作过注解，历朝历代，像唐玄宗、梁武帝、顺治帝等很多帝王都为这一部书做过注解。所以，古人以德来治国，他们懂得抓住根本，德的根本在于孝，把根本抓住，本立而道生。
在《孝经》这部书里，孔老夫子开篇就教导他的学生，他问曾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上下和睦。汝知之乎？”你知不知道，古圣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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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天下大治这个要道是什么？
曾子非常恭敬地站起来，问自己的老师。夫子告诉他：“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一切教化的出发点。所以，我们看到古圣先王，教百姓修德，都是教孝。古代不少帝王，都是大孝子。
第五讲  “圣贤政治”之以德治国（二）
用德来治理天下，而德的根本就是孝。古圣先王办圣贤政治，以道德教化天下，其根本就是推行孝道。
《孝经》感应章的启示
在《孝经》中，孔老夫子就讲到古代的圣王是如何让天下得到治理的。夫子讲：“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上古的圣明之君，都是圣王、圣人，也就是明了天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们是如何明了天地宇宙人生真相的，《孝经》里的这句话给我们讲清楚了。“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非常孝敬自己的父亲，所以能够明察天道。我们这个身体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是父精母血而成。而我们的性命来自于天地，天给我们性，地给我们命。我们学习了《周易》，就会明白，在一个家里，父亲就代表天，我们讲乾父，天是乾，所以天和父，都是同一个性。我们能够把对父亲的孝尽到极致，就能够明了天道。“事母孝，故事地察。”母，在《周易》里是坤卦，在一个家里，母亲就像大地一样，所以我们能够尽到对母亲的孝道，把这个孝道行到极点，我们就能够明察地道。我们讲，三才者，天地人，其实天地人是什么，在我们一个家里，天地人就是父亲、母亲和我们自己。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我们能够孝敬父母，其实就是在侍奉天地，侍奉父母之道和侍奉天地之道是完全一样的。
“长幼顺”，这是上下，我们把这个长幼次序都能够落实，能做到兄友弟恭，到社会上，就能让民众上下安定。我们把这孝悌（侍父母，叫孝，侍兄弟、长幼，这是悌）完全落实，对天地万物就能通达明了了。这里讲，“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你对天道和地道就能够完全明了。能够感得天地鬼神对你的护佑。实际上，我们把孝悌尽到了，就完全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看这个“孝”字，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子，二者一体，我们和上一代，和我们的祖先、父母一体，而我们有孩子，往下一体，上无始，下无终。实际上，真正把这个孝道尽到极致，其实就是明白了自己和父母、兄弟、天地万物完全是一体的，就完全明了自己的本性了。明了本性，也就明了天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一个真正孝悌者，就是一个能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真正把孝道做到终极，就能够成为圣人，治理好一个国家，感动天地。
舜帝的故事
中国古代的圣王舜帝就是一个孝道的最好例子。舜帝在《二十四孝》里面排第一，讲他是“孝感动天”。《群书治要·史记》里面也记录了舜帝的孝行。
舜帝名叫重华，他父亲叫瞽叟，非常凶暴，是一个不明理的人。舜帝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父亲娶了一个继母，继母非常顽固，很不喜欢舜帝。舜帝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做象。也是非常的骄纵、傲慢。他的父亲、继母、弟弟三个人都想把舜帝杀死，但是舜帝特别的恭顺，时时刻刻尽到自己做儿子、做兄长的道义，以孝闻名。相传，有一次，舜帝去地里挖井，继母和弟弟就想把舜帝害死，舜帝因为有至孝之心，所以他之前就很有智慧，就知道继母和弟弟想要害死自己，但是他不愿意陷继母和弟弟于不义，所以提前挖了一条地道，在他的继母和弟弟害他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地道逃了出来，回到家里，他的继母和弟弟都非常惊讶。
即使如此，舜帝也没有丝毫的抱怨，而是反躬自省，对家人没有任何的抱怨，这是他真正孝到了极致。因为舜帝这样的孝行，他在耕田的时候，连鸟、大象都来给他帮忙，舜帝的孝行感动天地，也感动了远近的人，人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大孝子。这个事情后来就传到了当时的天子尧帝那里，尧帝一直要身边所有部落的人，来推荐一个人作为他的继承人，人们都向尧帝推荐，说大舜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的人，他是一个大孝子，符合您的人选。所以，尧帝就找到了这个大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在家里的表现，这是治内。结果大舜把家里治理得很好。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也很有德行。有一次舜帝在屋顶干活，舜帝的父亲、母亲和弟弟三个人，就想害死大舜，他父母就在屋下点火，把这个屋顶烧了，娥皇和女英非常有智慧，提前给大舜准备了大的斗笠和蓑衣，舜帝就带着斗笠从屋顶上跳了下来，没有一点损伤。舜帝在家里表现非常好，并不因为娶了尧帝的两个女儿而自高自大。
尧帝看到舜帝在家里的表现很好，接着，又派了自己九个儿子去跟舜帝相处，发现自己九个儿子跟舜帝相处之后回来，都变得更加诚实了。大舜在厉山耕种的时候，厉山的人都互相让田地边界，人人都受舜帝这种孝行的影响，大家都懂得了礼让。在雷泽捕鱼，雷泽四周的人也是互相礼让。在黄河边制作陶器，生产的陶器都非常精美，没有粗糙、破损的。舜帝住的地方，住一年就变成了一个村庄，住上两年变成了一个集镇，三年就成了一个都市。于是，尧帝就开始试用舜帝，让他去推行五教，推行伦理道德的教育。最早是让舜帝做司徒，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负责道德伦理的教育工作。最后还让他去做各个部门的工作，舜帝都能够做得很好。尧帝非常满意，最后尧帝老了的时候，就让舜帝代替他行使天子的政务。到尧帝去世以后，天下人都归顺于舜。
我们看到，尧帝是圣人，舜帝也是圣人，圣人都明白一个道理，知道根本就是要以孝、以道德来教化天下。舜帝他自己把孝道尽到了极致，他就明了天地之道，所以他去做事情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他真正回归了自己的本性，明了了宇宙人生的大道。
为什么古人要举孝廉
在中国古代，选择官员，都把德行放在第一位。而考察德行，第一个就是孝，因为一个人能够做到孝，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必然能够推其之心，想到天下人，把这个孝顺扩大，而真正孝顺的人，他能够明了天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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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智慧，能够把政事办理好。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以孝来治理天下。
古代的圣贤、君子，办理政事，治国理政，都是教人以孝，把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孝是德行的根本。我们现在讲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中国古人总结的。如果孝没有，其它七个都没有。八德最重要的就是“孝”。
一个人，如果不好好修习自己的德行，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孝。像我们学习《弟子规》，里面就讲到：“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你身体受到伤害，有了疾病，父母会为你担忧，德行有了缺陷，会让父母蒙羞。做父母的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羞耻、羞辱。所以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工作，都不能够让自己的父母蒙羞。
厚德方能载物，无德必有灾殃
中国古人还讲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德行，做事情往往就会不吉祥。比如说你自己没有德行，非得要去争那个官位，通过种种手段，行贿，找关系，去买官，这往往是灾祸的开始。
《汉书》里面就讲到：“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你的德行和官位不相合，你德行很低，非得要到一个高位去，就会有灾患了。我们看，历代以来那些明君贤臣，都是非常有德行的，如果他没有那个德行，到了那个高位，就像历代那些奸佞臣子，他们的结局都不好。没有那个德行，在高的位置，那是人生不祥之事。“能不称官”，你的才能不够，你没有那个能力，非要去做那个官职。“赏不当功”，赏赐和功劳不相当，没有什么功劳，却希望得到赏赐。“刑不当罪”，受到的处罚和罪行不相当，本来犯了大罪，反而希望通过种种关系把这个罪行减到最低，这些都是人生最大的不吉祥。
我们现代有些人以为官做得越大越好，以为越有权力，越在掌握实权的位置上越好，以为得到的赏赐越多越好，犯了错误希望得到最轻的处罚，甚至不要处罚最好。这都是世间一般人所认为最好的事情，而古人说这是人生之不祥，反而会带来灾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常常有这样的例子，有的人刚刚升官，可能住院了，可能出事了，有的人刚刚赚了很多钱，可能得了一场疾病，遇到了一个意外。这原因都和德行有关。他的德行和他所承受的外在的这些福报——财富、地位——不相匹配，所以他会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是古人讲的德不配位。所以《周易》坤卦就讲到：“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有深厚的德行，才能够承载万物。这个物，浅一点讲，就是我们外在的福分、福报、名誉、地位等等。你要得到这些，最重要的是要增厚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否则，比如一张桌子，它本来只能承担一百斤，你给它压二百斤，那个桌子就会垮。人也是一样。本来你只能够做到某一个官位，如果你想要到更高的位置，你本来只能够拥有多少财富，你想要得到更多的财富，这都需要什么呢？需要增厚自己的德行。你努力修德，这些外物才会随着你德行的增长而随之发生变化。你的德行增加了，你的福也就厚了。在《中庸》里面讲到：“故大德，必得其禄，必得其寿，必得其名，必得其位”。我们想要的这些，如果我们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地去求，这是向外去求，向外去求其实求到的也是你命里有的。你本来有你才能求到。如果你命里没有，你肯定也求不到。我们凡事向内求，增厚自己的德行，就能够改变自己，改变人生的命运。《周易》里面教导我们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我们修养德行，自强不息，但是要明白一点，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去修养德行，去坚持不懈、自强不息，而是要真正发自内心学习圣人，为社会大众付出。
我们看，古代的这些圣人，没有一个是为自己的，而是一心为天下，所以他能够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得到天下人的归顺。如果是一心为自己，那众人都会离他而去，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道理。
孔夫子对领导干部的提醒
《群书治要·周易》的《系辞》里面，孔老夫子也给我们讲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德行浅薄，而处在尊位，智慧狭小而图谋大事，力量薄弱而担当重任，这样很少没有灾祸的。德行浅薄而居尊位，比如讲，明朝的奸臣严嵩，德行浅薄而做到首辅的位置，结果他最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沦落为街头的乞丐，后来人们发现他是严嵩之后，连向他施舍的人都没有。“知小而谋大”，没有智慧却想图谋大事，没有智慧的人就没有德行，比如说像赵高，这是小人，他有的那些智慧只是用到歪路上，那不是大智慧。这不叫真正的智慧，是世智聪辩。智小而想谋取大事，想把天下据为己有，所以最终没有好下场。“力少而任重”，我们能力不够，偏要去做自己承担不了的一个重任，这样都会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一个人，他只能挑一百斤，非要他去挑二百斤，这不就把自己给压垮了？世间的事情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很容易明白，我们知道自己挑不了二百斤，只能挑一百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常常会冒险一搏，会存侥幸心理，所以最后很自然就遇到灾祸。很多人，包括很多企业家，失败都是因为自己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够做，盲目自信，最后反而失败。所以，有了这几点都很少没有灾祸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只是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努力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其他的都不求，只求自己“德日进，过日少”，外在的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明白，那都是假象。人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就是自己的德行。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人物，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看什么东西是可以留下的，能够带得走的，最后就只剩下后人对他的评价，而有德行的人，后人会尊敬他、纪念他，永远把他作为世人的榜样，而那些缺德的人，千万代都受到人的咒骂。
在《群书治要》里面，魏徵等人节录这么多内容，核心就是希望唐太宗看到这部书以后努力修德，要能够恒久地修习自己的德行。希望每一个领导者，为君者，为臣者，读了这部书的任何一个人，读明白之后，就要努力修德，你把德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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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一切自然就好了。道德学问到了最高的境界，你就会完全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该有的，你都能得到。国家自然得到治理，家庭自然美满，所以我们学习这一部书，最重要的，就是修身之道，用这里面圣人的教诲，来修身、修德。
在《周易》里面也给我们讲到，修习德行不是一天两天，我今天觉得这个很好，今天按照这个做，明天又忘记了，这个不行，要时时刻刻都不能够违背。我们讲的修德，就是要按照这个道德规律来行事。我们能够有一天离开这个道吗，不能够离开，离开你就有危险了，火车一旦离开这个铁轨，就会发生灾祸；而人一旦不能够持久地修习自己的德行，也会发生灾难。所以《周易》里面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你一旦不能够持久地保持、修养自己的德行，你就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羞辱。一旦你不能保持自己的德行，最后连容身之地都会失去。
在历史上，我们看唐玄宗，他在早年，是一位很不错的帝王，还注解过《孝经》，社会得到很好的治理，但是到后来宠爱杨贵妃，听信奸佞之臣，不能够坚持修德，最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由盛转衰，都是因为唐玄宗自己不能够修养德行的原因。
所以，我们学习这一部书，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这里面的修身之道，努力学习来增厚自己的德行。而修德我们前面讲到，最根本的是孝道。孝道其实也就是我们儒学里面讲的仁，这是天地的大德。《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德行，就是能够生养万物。而人在天地之间，效法天地之道，就是要仁。仁是什么呢，仁的境界就是万物一体，和孝完全是相通的。这个万物一体，落实在对父母，就是孝；落实到对兄弟，就是悌；落实到君臣，就是忠。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失德而后仁”。这个德也失了，从夏商周开始，德没有了，世间人不能够修德。这些圣贤治国就用仁来治理天下。
第六讲  “圣贤政治”之仁义治国（一）
老子讲：“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德没有了，圣人就以仁来治国，仁没有了就讲义。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夏商周”称为三代，这个时候，君王治理天下是以仁。而到东周，春秋战国的时候，仁也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还讲究义。春秋战国的时候涌现出很多非常有气节的义士。
仁和义是儒家五常前面的两条。仁者爱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义者循理，做什么事情合情、合理、合法，按照规律来办理事情。在《周易》上孔老夫子就讲到：“立人之道曰仁和义”，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讲求仁义，不讲仁义就失去了人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义也是教导人们要讲仁讲义。《列子》上就讲到：“圣人之教，非仁则义。”
在春秋的时候，孔老夫子就是讲仁，而到战国时期，孟子讲仁义。圣人的教诲都是教人回归到正道上来的，教人要处处不能考虑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道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群书治要·孟子》开篇就讲到，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老人家跑到我们国家来，能够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梁惠王开口谈的就是利。孟子就跟他讲：“王，何必曰利”，大王你何必一开口就提利益呢？“亦曰仁义而已矣”，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孟子意思是告诉他你只要讲仁义你就会有利益了。
这个仁义比利要重要得多。《大学》上就讲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一个国家不能够以得到的这些财富、看得见的这些利益为利，而要讲求道义，这个道义才是真正的利。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把道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这是把我们中国的特产、文化、科学、技术带到其他的地方，并没有去掠夺任何资源，这是讲道义而不是去求利益，这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一直就受到这种“仁义礼智信”的教育，明白做人，要把道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陆贾讲：“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治理国家要以道德教化作为上策，就是讲教化民众要告诉他们伦理道德。道德如何在社会中落实，就要以仁义为根本。大家都讲仁义，处处能够替人着想，领导者能够处处替下属、替百姓着想，老百姓也能够替国家着想，替领导人着想，这就叫做仁。义是大家做事都能够遵循道理，讲道义，社会分配公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这就是不义了。
真正圣主明君治理天下，能够让天下人都讲求仁义。因为领导者自己就以仁义来要求自己，以仁义来对待百姓，让百姓受到道德教化。
但是在社会衰乱的时候，乱国之君往往是背弃仁义之道。《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说：“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把社会引向混乱的君主只是图谋着扩大领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去行仁义。只是追求自己地位的尊贵，希望大家都听其号令，都服从于他，而不去修养自己的德行，这种做法就是抛弃这个国家存在的理由，去走向灭亡之路。
这一句话不仅是讲乱国之君，一个企业或者单位的领导也是如此。企业家希望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占领市场，想方设法把竞争对手挤垮，这叫“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希望自己做到行业老大，而不修养自己的德行。这种做法可能短时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企业往往就蕴藏着危机。我们看现在世界上500强企业，这个名单随时都在变化，而且这些企业生命周期都很短。因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崇尚竞争，只是不断地追求利益而不务道德不行仁义。像美国的安然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最后破产、垮掉，就是因为企业的领导者没有道德，把企业带向灭亡。同样，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只是希望掌握更多的权力，希望做到更高的官位，而不行仁义、不修养道德的话，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处在高位而没有足够的德行，夫子在《周易》里面告诉我们：“德薄而位尊，鲜不及矣”。德行浅薄而处在尊贵的地位，很少没有灾祸的。所以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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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做人处事，都要以仁义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
我们常常讲，要提高自己的德行，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德行，其实就是把仁义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里面就讲到：“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治理政事，领导一个地方，和治理一个企业，道理都是一样的，最关键的在于得到有贤德的人才。获得有贤德的人才就能够把政事办理好，如果没有人才这个政事就很难办理好。但是要怎么样来得到有贤德的人才呢？这里讲到，取人以身，就是讲为政者、领导者自己要修好身，用自己的德行来感召人。
《周易》上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自己有德行，就会感召来有德行的人，所以我们要自己把身修好。怎么样来修身，这里夫子也告诉我们，要修身以道，我们要依照道来修行。道就是宇宙人生的规律，要遵循天地之道。
修身以道，怎么样来修道呢？夫子又说要“修道以仁”，通过仁来修道。什么是仁呢，夫子又讲“仁者人也”，仁，所谓仁就是人性。亲亲为大，要以亲爱自己的亲人为第一重要的。这里这个亲亲，第一亲是动词，第二亲是名词，就是要亲爱自己的亲人。这里其实就是讲，对待父母要孝，对待兄弟要悌，如果连父母都不爱，连家人都不爱，这个人他可能去爱天下人吗？所以古人告诉我们先要修身齐家，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我们要爱天下的人，首先要爱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关系最亲密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对家人要把家里的父子之道、兄弟之道、夫妻之道落实好。
义者宜也，所谓义就是你事事合宜，你做事情符合道理，符合事物的规律。而这个义最重要的是什么？尊贤为大，尊敬有贤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为政两个最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把自己身修好，修身就是先从家里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第一步就是自己修好身，把自己的家经营好了，你才可能把单位管理好、领导好。而做好一个领导还要尊贤，因为治理一个单位和治家又不一样，领导者不可能一个人做完所有的工作，一定要找到有贤德的人来协助自己。而这个贤德的人是怎么样找来的呢？就是要通过自己修身感召来有贤德的人。
推己及人为仁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为什么盛世的时候出现那么多贤臣，乱世的时候出现那么多奸臣，这都是为君者自己感召过来的。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臣子。就像一个家里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这个道理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明白修身之道，其实就明白了领导之道，进而明白治国之道。
《群书治要》里面节录的大量的经文都谈到仁，魏徵等人也劝谏太宗要广施仁义，要真正对百姓心存仁义，要与民生息，多多替百姓着想。
在《群书治要·傅子》里面就讲到如何把“仁”落实。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沟壑然。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已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欢矣；推己心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无冻馁之忧矣。此三者，非难见之理，非难行之事，唯不内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哉！”
这里给我们讲到仁，其实真正把仁落实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关键是我们内心有没有想真正做一个仁者。仁就是时时刻刻能够替他人着想，替天下人着想。一个领导者经营一个企业，他时时刻刻能够站在企业每一个员工的角度来着想；一个地方的领导治理一方，能够时时刻刻站在百姓的角度来想问题，这个仁落实起来就不困难。所以，从前圣人崇尚仁政，推行仁政是希望能够为天下人来兴利，让天下人都得到利益，利或不兴，老百姓如果没有得到利益，需以仁济天下，就要以仁政来普济天下。因为圣人他把仁完完全全都落实了，他真正把一切人都看作是和自己的亲人一样，视天下人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视天下人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所以，圣人仁心、仁爱到了极点，如果有不得其所的人就要看作是自己把他们推到沟壑一般。过去尧帝出去巡视，见到一个犯罪的人，他就停下来和这个押犯人的官员讲，把这个犯人放掉，然后尧帝自己坐到囚车里，他说这都是我没有把百姓教育好，以至他们犯了过失，这都是我的过错，所以不要去惩罚他，让我来接受这个惩罚。这是圣人的存心，圣人的胸怀。就像汤王讲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古代的圣王真正把仁爱之心落实到了极致，他是怎么样来落实的呢？这里讲到：“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把这个仁落实并不难，就是推己及人而已，也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我们自己懂得要孝敬父母，知道父母的恩德是人世间最大的恩德。所以我们做了领导者就要把这一份心推而广之，想到我们的员工、我们的百姓，每个人都有父母，也要让他们都能够孝敬父母。想到我们能够孝养父母之身，孝养父母之心，孝养父母之志。也要让我们的百姓这样做，用孝养自己父母的心来孝养天下人的父母，这才是真正的仁。所以，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懂得孝敬父母。
“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事家之欢矣。”我们自己能够爱护自己的妻子，爱护自己的儿女，能够时时刻刻替自己的儿女着想。处在领导者的位置，就要想到员工，甚至百姓，每个人都会有妻子和儿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都希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要进而想到天下人的妻子儿女，让我们的员工，让我们的百姓都能够合家和乐。我们有这样一份心，把自己爱妻子儿女的心推广到天下，则天下做丈夫做父亲的人就不会失去家庭的欢乐。
“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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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生无冻馁之忧矣。”人人都不愿意过饥寒交迫的生活，所以古圣先王见到百姓，见之饥寒，则为饥忧，见之劳苦，则为之悲。我们自己不愿意过饥寒劳苦的生活，也要想到我们的员工，我们的百姓，想到天下人的好恶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希望过上安定、温暖、幸福的生活。一个领导者有这个心，他就能够把这个心推广到天下所有的人。这样天下人就不会有冻馁之忧。
这些道理并不难懂，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不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够真正推己之心去以诚待人，真正站在员工、站在百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哉”，这些切近的事情都不能够去思考，还谈什么深谋远虑呢。古人讲：何谓远道，曰近思。要想有深远的谋虑，最重要的是明白这些浅近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仁落实，就是时时刻刻能够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
仁昭义立，德博化广
我们学习古圣先王的教诲，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存心。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天下百姓的。
在《群书治要·说苑》里面就讲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尧帝他是怎么样来做君主，怎么样来做领导人的，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要治理一个企业，治理一个地方，要有尧帝那样的存心。尧帝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念念想着的是天下的黎民百姓，时时刻刻去努力周济这些贫苦的百姓，时时刻刻担心百姓不能过上顺心的生活。有人挨饿，就说这是我使他挨饥的，都是我这个君王没有做好，让他挨饿。看到一个人寒冷，就说这都是我做领导没有做好，让他受冻。看到百姓犯了罪，就说这都是我自己没有教导好，让他不明理。所以圣人念念都是反求诸己，不去外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君之道和为父之道是完全相通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了过错，许多人首先都会反省自己，管教无方，没有把孩子教育好。尧帝他有这样仁爱的存心，所以他声名昭著，仁昭而义立。人人都受到他仁义的呵护。德博而化广，真正给百姓带来巨大的利益，用仁爱、道德仁义教化天下，老百姓都受到他的教化。
古人讲，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现在我们不是，现在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老板有老板的心思，员工有员工的心思，两者未必是一条心。而尧舜治理天下，天下人的心都和君王是一样的，这都是因为他们真正仁爱百姓，所以不需要进行赏罚，不用对百姓进行奖赏，百姓就会自发的努力，把自己的事做好，努力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不罚而民治，根本不需要刑罚，百姓、社会自然安定。不需要对老百姓有任何要求就会自觉，就像一个企业里面，员工都在自动自发的工作，不需要搞什么奖励、处罚。因为大家明白落实道德仁义，大家以仁义为利，有仁义必有大利。尧舜仁爱百姓，这种仁义推行到天下，得到最大的利是什么？国家不治而治。所以后面讲到，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恕是什么？恕是要如其心，就是我们开始讲的推己及人，时时刻刻想到百姓。百姓犯了过错是什么原因，没有受到教育，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你们没教他的事情他犯了过错，你要懂得宽恕他，教育他，告诉他下次不能这样做，如果再犯了要警告他，经过教育和一两次的警告之后，如果还犯再来处罚他，这是真正的仁慈。
孔老夫子讲，对民众不教而杀是为虐民，对百姓没有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对员工没有进行教育，他犯了错你惩罚他，这跟虐害他没有两样。所以，这都是圣人教给我们如何做领导，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的真正道理，最根本的就是把自己这个仁爱之心发掘出来。
第七讲  “圣贤政治”之仁义治国（二）
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倡行仁义。这个道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都是一样的。国家盛衰，企业兴败，乃至于个人人生的吉凶祸福，都和他能不能够行仁义有关。
仁义废则太平不兴
《群书治要·汉书》里面就讲到：“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成、康是讲周朝成王和康王的时代，社会出现太平盛世。成王、康王这也都是圣贤之君，为什么从成王、康王出现盛世以后，一直到汉朝，这中间有上千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君主没有不想把天下治理好的。然而，太平不复兴者，像成、康盛世这样的太平盛世并没有出现，原因是什么？这里讲到，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舍法度，是讲舍弃古圣先王治国之道，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朝，这段时间都是乱世，古圣先王之道没有了。而用什么呢？任私意，都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像我们前面讲到梁惠王，他开口就问“对我有什么利益啊”？如果国君想的是对我有什么利益？诸侯想的是对我有什么利益？老百姓想的是对我有什么利益？孟子讲，“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如果一个国家都在想着自己的利益，都在争夺利益，那国家就会危险了。
所以，为什么盛世不能出现？根本原因就是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之道，而人人都追求私利，追求私利会怎么样？奢侈行而仁义废，社会兴起了奢侈之风，人有了财富，过的是奢侈的生活，听的是靡靡之音。心智就会消沉，个人的私欲就胜过道义，这样就会仁义荒废。所以，盛世就不再出现了。
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
在《六韬》里面，姜太公也讲到，“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道义胜过自己的私欲，人人都讲道义，都一心为公，这个国家，这个企业就会昌盛。而私欲胜过道义，大家都自私自利，都想着自己，这个企业，甚至这个国家就会衰亡。国家的衰败，企业的衰亡，都是因为人人只想自己的利益。所以，在《群书治要·孟子》里面就讲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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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四体。”
夏商周是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都是享国好几百年，他们的兴盛都是因为行仁政，夏启、商汤、周朝的文武，这些君王都是圣王，治理天下都是实行仁政。而他们的没落，也都是因为不行仁政。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这些都是败德昏君，导致王朝灭亡。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废兴存亡也是一样的，夏商周的兴起是以仁，衰亡是以不仁，哪个朝代不是这样呢？每一个朝代之所以能够兴起，最开始都是实行仁政得到百姓的拥护，而灭亡也一定是不行仁政，导致民众怨声载道，最后政权被推翻了。
国家朝代兴亡的道理是这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也是一样的。
所以孟子讲到“天子不仁”，一个国家领导他不讲仁义，他就保不住天下，“诸侯不仁”，他就保不住国家，“卿大夫不仁”，他就保不住宗庙，“士人和百姓不仁”，他就保不住自己的身家。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实行封建制。国家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分成几个等级，无论是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要行仁。《大学》里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天子到百姓都不能不讲仁，不讲仁你就会有灾祸，有危险。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大家能不能行仁，看什么？看其领导者能不能行仁。领导者能行仁，那百姓、员工自然能行仁。
在《群书治要·礼记》里面孔老夫子就讲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为君者，他能够崇尚仁德的话，下属就会争先恐后去做仁德之事。在一个企业里面，一把手能够行仁德，一定会带动企业的员工，大家都争先恐后去做仁德的事情。而反过来，如果企业的一把手自私自利，他下面的员工也都会跟着自私自利。《大学》里面就讲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领导者倡导什么，百姓就跟从做什么，尧舜用仁爱来治理天下，百姓就跟随他们，大家都施行仁爱；桀纣用凶暴的手段来治理天下，百姓同样用逞凶施暴的方法来对待君王。
惟仁者宜在高位
西方有一句话讲“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你对人以仁爱，人家就会对你以仁爱。古人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最重要的是自己有了仁爱之心，自己把仁落实，也就能够感召有仁德的人。
所以，领导者讲仁德尤为重要。在《群书治要·新语》里面就记载到，周文王当时建造灵台的时候，挖到了死人的骨头，工地的主管官员就把这个事汇报给文王。文王就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骨头改葬，要找个地方把他埋葬好。这个主管的官员就讲，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个骨头没有主人。结果文王就说了一句话，“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个国家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寡人本来就是他的主人，你还到哪去找他的主人呢？文王真正爱民如子，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他的子民。所以，就叫这位官员把这个骨头改葬，给他重新备好棺木，做好寿衣，对一个死去的人都如此的爱护，天下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称赞周文王是一位贤君，能够让朽骨都受到他的恩泽，何况活生生的人呢！
所以，贾子就讲到，“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很多人在地底下挖到宝物，得到珍宝，有时候得到珍宝反而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而文王得到这个枯骨，他对这个枯骨表明真诚的仁爱心。所以，让天下人心都归向文王。
所以孟子讲，“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在高位是讲处在领导的地位，一个企业应该要什么样的人来做领导者呢？一定要有仁德的人。做领导最重要的是要有德行，没有仁德就会播恶于众，会把他的不良行为传播给民众。桀纣率民以暴，而民从之，领导者有什么样的恶习，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恶习。老百姓都是跟领导学的，像一个家庭，父母有什么恶习，往往子女也会有，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选拔领导，最重要是要看他有没有仁德。这是讲仁。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
夏商周三代是以仁治天下，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部分人不讲仁了，失仁然后义，什么是义呢？“义者，循理”，就是人们办事情至少还讲规矩，按道理、规律来办事情。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虽然是乱世，人还是讲道义的。我们看《左传》里面就有很多讲道义的君臣，那时候人还有义。
在《群书治要·吕氏春秋》里面也讲到，“义也者，万事以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之所在也”。义是万事的准则，什么事情都应该符合道理，现在我们讲做事要讲原则，讲什么？讲天地良心，讲道理，这是义。君臣上下，亲疏都是由这个义所引发。我们讲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君仁臣忠，夫义妇听，朋友有信。义是义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如此去做的。这是治乱安危之所在，如果人人不讲道义，社会就乱了。
荀吴成就道义
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争霸，但是还有很多讲义的人。《左传》里面就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鲁昭公十五年，晋国有一位将军叫做荀吴，他率领军队攻打鲜虞，鲜虞是一个小国，他把鼓城包围了，鼓城里面的人就请求举城背叛鲜虞要投降晋国。一般人肯定就接受人家投降了。但是，这个荀吴竟然没有答应，他身边的人都不理解，左右的部将就跟荀吴讲，我们不费一兵之力就能得到一座城池，将军你为什么不同意呢？荀吴就讲到，我过去听叔向讲过，如果你的喜好和厌恶没有错失的话，民众就知道他们该向何处去，这样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如果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去叛变投降，这是我们特别憎恶的。
如果我们国家有一个城邑被别人包围了，这个城里的人都背叛国君，都向人投降，我们肯定非常痛恨我们自己，痛恨这样的行为，那别人如果这么做，我们为什么要去喜欢这种行为呢？所以，荀吴就讲如果赞扬别人弃城向我们投降，那对我们喜欢的，坚决抵抗的，应该怎样？如果不加赏赐，这就是我们失信，那我们用什么来庇护民众？我们必须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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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因为想得到这个城池就用奸诈的手段，否则这样就会失去更多。荀吴这个将领，真正讲道义。
所以，荀吴就派使者去通知鼓城人，让鼓城人把谋反的人给杀死，然后让他们加强守卫。要是在现在，像荀吴这样的人，一定被视为通敌叛国的罪人。现在人无法理解，我们把别人包围了，你反而让别人把向我们投降的人给杀掉，让别人加强防备，现在人很难理解。
结果荀吴率领军队把鼓城又包围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鼓城人又准备开城投降，派投降代表去见荀吴，荀吴见了这个代表之后，他看到这个人的脸色，就知道城里面的情况，就说：“看你们的面色，我就知道你们城内还有粮食，你们暂且要加固、守卫你们的城市。”意思是说，我还是不接受你们的投降。
这个时候又有一位晋国的军官很不理解，说我们这个将军到底是怎么了？人家要来投降，还不让人家投降，能够获得城池你又不愿意接受，你凭什么让我们在这里按兵不动，这不是劳民伤财吗？你这样如何侍奉君主呢？你按兵不动、劳民伤财这是对君主不忠，浪费国家的粮食。
结果，荀吴就讲，我正是以此侍奉君主，假如我们得到一座城池，却使百姓变得懒惰，那有什么用呢？得到这个城池而招来百姓的怠惰，还不如保持它原来的样子。招来怠惰，不会有好结果，而抛弃原来的状态就会不吉祥。鼓城人能侍奉他们的国君，我们也能够侍奉我们的君主。我们希望成就自己的道义，也希望别人成就他的道义。所以，荀吴就讲“遵循正义”，我们不违背正义，端正好恶，这样城池既可以得到，又能够使民众明白正义之所在，从而拼死效命晋国，没有异心，这不是很合适吗？
所以，后来鼓城的人告诉晋军说城内的粮食已经吃完了，百姓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也就是说城里面的百姓对其国君完全尽到了义，这个时候晋军才占领该城，荀吴取得此城之后凯旋而归，但是没有杀死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古人真正讲道义，不仅成就自己的道义，也让别人成就道义。而像这些行为，在我们现在人看来可能不可理喻。人家要来投降你，你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得到一座城池，为什么要坚守好几个月，这是因为荀吴真正能够讲义。
栾共子杀身以成仁
春秋战国，那个时候虽然是乱世，但是人都非常讲道义。《国语》里讲到一个故事，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一个败军之将，是讲到晋武公攻打翼国的时候，把翼国的君主哀侯杀死了，而将军栾共子还在抵抗，晋武公就和栾共子讲，如果你不再继续打下去的话，我就封你为上卿，接掌我们晋国的政务，这是拿高位来诱惑栾共子。但是栾共子推辞了。他说了一句话，这里面就讲到为什么我们人要讲道义。栾共子讲到“民生于三，事之而如一”，这个民生于三，三是君、父、师。“如一”是服勤至死，就是要一直服侍，哪怕到死。为什么？父生之，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师教之，老师给我们教诲，给了我们慧命；君食之，君主让我们能够生活，给我们俸禄。所以，“惟其所在，则致死焉”，只要是这几件事情，人都应该以死相报，这是人应该尽的道义。我们如何来报答父母、师长、国家的恩？就是应该死而后已，穷尽自己一生报答父母之恩，老师之恩，国家之恩。这是做人的原则。所以栾共子讲，我怎么能够为了自己的这些私利而违背我做人的原则呢？如果你让一个违背做人原则的人来掌管你们晋国的政务，那君王你又去拿什么来教导人呢？如果我要是投降，就是我对我的君主有了二心，有二心那你又怎么会任用我呢？所以，这个栾共子就拼死战斗到底，一直到死亡。他自己明知道会失败，但还是选择了战斗到底，这是讲求道义。可见，那个时候的人真正把道义放在第一位。在《论语》里面孔老夫子就讲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真正的志士仁人，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保全生命而去损害仁义，就像栾共子这样。他为了成就仁义，不惜牺牲自己。
为什么中华文化几千年能够流传至今？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像栾共子这样的仁人志士屡见不鲜，代代都有，他们把道德仁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文天祥讲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每个人都有死亡，但是怎么样死，真正的仁人志士能够舍身成仁。文天祥在他的绝笔文里面就讲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我们现在去想想文天祥当时那种心境，元军给他高官厚禄，但他只求一死，把自己的义尽到了，成就仁义。我们学习圣贤文化，不管我们自己在什么样位置，做什么样工作，都要真正效仿他们，学习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学习圣人的教诲，处处都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落实。我们真正把仁义落实了，就是君子，就是仁者。我们学习圣贤，先努力做一个君子。
在《群书治要·司马法》里就讲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古人治理天下都是以仁为本的，做事情讲求道义。修身、齐家、治国，根本是讲求仁义，其次才是法律制度。仁义是本，不能够本末倒置，有好人，制度差一点，也能把事情办好，人不好，制度再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多人觉得西方讲民主、科学，但是照样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德仁义，这是立国之本，也是立身之本。
仁义为本，法度为末
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讲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见其终始，可谓达矣。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仁义者广崇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这是讲古时候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能够明白天地之道，明了天地人生宇宙的规律，知道一个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能够预先知道事物发展的结果和原因。这种人知道如何把一个国家治理好，知道如何把一个企业治理好，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身修好。
所以，古代有道德学问的人都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是什么，“治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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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也”；治国、治家根本就是仁义。“其末，法度也”，其次才是法度。而我们现在常常是本末倒置，治理一个公司首先是要搞很多制度，而违反这个制度就怎么样处罚，这是本末倒置。古人讲“知所先后，则近道也”，而不知道先后，那就离道越来越远了。所以，君子要务本，本是仁义。
“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能够懂得讲求仁义，再去讲这个制度，这才是君子。而先讲制度，再讲仁义，甚至不讲仁义，这是小人，先讲制度把人都看成坏人，认为人心都是恶的，这是小人之心。
“法之生也，以辅义”。之所以制订法令制度，都是希望人人都能够回归到义上来，希望人人都能讲道义。法是为了辅助道义而推行的。“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法律就像这个帽子和鞋，而义是什么？头和脚，你只是重视法律而抛弃仁义，就像只重视帽子和鞋，忘记了自己的头和脚，这是完全忘记了根本。所以，“仁义者广崇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你不使自己的仁义宽广高大，不增加仁义的厚重，不努力去行仁义，而只去扩张其广度而不扩张仁义的基础却又增加其高度的做法，会使仁义倾覆。这是讲我们只重视枝末不重视根本，像种一棵树，仁义就是根，法令那些都是末，只是在枝末上用力，而不去培植根，这个树很快就会死亡。像我们浇水，我们浇水是在浇这个根，施肥是要施这个根，而不是在枝叶上来施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讲求仁义。
第八讲  “圣贤政治”之仁义治国（三）
治国、治企，包括治家，都要以仁义为根本。仁义是本，法令制度是末。我们要真正把一个企业治理好，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个基础、根本牢固，就是要广行仁义。
仁义不可违
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就讲到：“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有仁义者，必见信。故仁义者，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虽谋得计当，虑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矣；言虽无中于策，其计无益于国，而心周于君，合于仁义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当，不若舍趣而审仁义也。”
这都是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原则，要讲求仁义。做臣子的，立了功劳，如果你这个功劳是违背仁义之道的，就会被人怀疑。但是有罪却不丧失仁义的人，反而会受到人们的信任。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事情的存心。所以“仁义者，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讲求仁义，人之常情，事之常理。讲求仁义，天下人都会对你尊敬，这是人最高的品质。
“虽谋得计当，虑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矣。”你很有谋略，这个谋略很得当，能够事先考虑后患，能够消除后患，想要国家发展，就能得到发展。但是如果你所从事的事有违背仁义的地方，其功业一定不能够圆满实现。因为你违背自然之道，不讲求仁义。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用了损害竞争对手的方式来为公司谋取利益，这种做法一定会留下隐患。这个事最终一定不能够圆满。最重要的是领导者也要有这个智慧，不能凡事以结果为导向，比如他提高业绩，你看他是怎么样提高的，官员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他是怎么治理好的，他用的手段符不符合道义，是用合乎仁义的方法实现的呢，还是用违背道义的方法实现的。这很重要，人不讲道德，不讲廉耻，这会留下隐患，这么做功业也会不圆满。
后面讲到：“言虽无中于策，其计无益于国，而心周于君，合于仁义者，身必存矣。”这个人提的意见，讲的话虽然不一定是很好的策略，未必对公司有帮助，但如果他是一心为公司着想，而且又符合仁义，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安身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难得的并不是这个意见，这个谋略，难得的是他有这份心，他能够时时刻刻替君主、替领导、替自己的单位着想，虽然可能能力差一点，但是他有德行，这种人往往不会有灾祸。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呢？有智慧，有能力，没德行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所以这里讲到“百言百当，不若舍趣而审仁义也”。舍趣当舍取讲，选择自己的做法，与其要求自己每次做事情都得当，不如要求自己每次都按仁义来做事情，你讲求仁义，哪怕有了过失，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讲求仁义，虽然可能得到暂时的一些利益，但是最终也会失去。这都是教我们在生活中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把仁义放在第一位。
我们不求别的，也不求别人理解不理解。只要符合正道，就一定会得到吉祥如意的结果。夫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违背仁义，用不讲仁义、不讲道义的手段得到了财富，对我来讲就像天上浮云一样，是虚无缥渺的。
仁义是做人的准则。符合仁义叫君子，不符合仁义叫做小人。我们学习圣贤文化，希望成圣成贤，在成圣成贤之前，最起码的是要努力做一个君子。
仁的三种境界
讲求仁义也有三种不同的境界。在《群书治要·礼记》里边就讲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这是讲三种仁爱的情况，安仁，利仁和强仁。这三种好像都是仁，但是内在的动机却不相同。三者出现同样过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每个人施行仁爱的动机了。
“仁者安仁。”真正的仁者是自然的去行仁爱，不讲任何条件，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他时时刻刻都能够去行仁。
“智者利仁。”智者是讲聪明人，聪明人为什么行仁，他知道行仁对自己有利，他去实行仁爱，他还是有求利的心。真正的仁者把心放下来，没有这个起心动念，内心没有求，所以安仁比利仁高一个层次，不在一个境界。
“畏罪者强仁。”他有畏惧心理，明了善恶果报的道理，不敢不行仁，不仁可能会有灾祸，这是害怕遇到灾祸，就像我们讲害怕触犯法律，勉强去实施的仁爱。这比利仁又降低一个层次。
不管是这三种的哪一种，能够做一个仁者就非常难得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境界，首先从强仁到利仁最后到安仁，一定要做到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