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师說
【再谈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下）】
如果从这样的方面说来，再讲一句，在台湾，我除了到总统府做过讲演，除了到台湾省政府省训团做过讲师以外，其他的政府机关，我从来都没有跑过，也从来没有拜托政府为我做过什么事情。甚至，佛光山建设之后，十年之内要办理寺庙登记，都不能成功；最后，还是靠着宜兰的朋友陈洦汾先生的协助才取得登记。那时候，他是台湾省议会的党团书记，知道了这件事，在省政府打电话为我争取，高雄县政府才不甘愿的给我寺庙登记证。这一张登记证，前后总共花了我十年时间。
我想，好在我建的是寺庙，等个十年也不怕，假如我是开商店的话，等个十年才登记到，那我怎么能经营事业呢？ 当然，佛光山申请寺庙登记那么困难，也是有所原因，有一些政治人物都有他的喜怒、分别，原本我也不在意，横竖我只是一个弘法的和尚，政治人物会有任期，做和尚没有任期，我可以等下去。 但是让我等了十年之后，实在不能再延宕下去了。因为那一年，内政部准许我传授三坛大戒，假如我连寺庙登记都没有，我怎么好传戒呢？幸而陈洦汾先生伸出援手，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获得政治人物给予的帮助。所以我对于陈洦汾先生，以及做过台湾新闻处长的郭嗣汾先生，让我登记做杂志的发行人，我都非常的感念，他们对我这一生的弘法，都有关键性的重要帮助。 弘法关键帮助 一生感念 白色恐怖时代，我经历过了；抗战时期的枪林弹雨，我也都经历过了；乃至内战时期，我也曾经蒙受很多不白之冤；甚至，我被绑赴法场，面临枪毙的经验都有，我还怕什么吗？你说，在那种生命垂危的时候，我都没有恐惧，其它的什么荣辱毁誉，我还要那么介意吗？这些我也都不去谈了，但是我无可避免的，仍然让政治污辱我的信仰，不让我做一个「不呷教」的和尚，而硬是说我做「政治和尚」。我不禁慨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治人物，也太残忍了，实在不公平啊。 弘法以来，我没有受过政府的补助，也没有受过国民党的帮忙，甚至我们在佛光山开山，政府没有给我们一砖一瓦，或替我们修个道路，或给一点津贴，从来不曾有。我们都是为政府做，政府并没有为我们。 不过，我自己也想到，你也要政府补助，他也要政府补助，我们不是常常说要为国为民？怎么老是要政府来补助？既然我们自己说要为国为民，我们就不要政府来给我们补助。可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我们没有哪一盏灯是政府装的，没有哪一间厕所是政府建的，来这里参访旅游的人那么多，我们也没有收门票，照理说，公共建设是可以向政府要求做什么，但我们没有；反而本地的乡公所几十年来只有不断的找我们做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帮助，连倒个垃圾都跟我们要钱。请问，说我是政治和尚的人，这又怎么说呢？ 注意形象 出众威仪庄重 我这一生，十年的丛林教育，训练我具有强烈的佛教信仰，除此以外，我对于世间的工商企业、政事官位、荣华富贵、自私情爱等等，都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离开丛林以后，就一直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自我勉励：吃饭，要有和尚吃饭的样子，走路，也要有和尚走路的样子。 好比，每次我从宜兰要到台北编辑杂志的时候，从宜兰的北门口（雷音寺）走到火车站要经过一条中山路，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经过，两边的店家都会有人到门口来看，指手画脚的说：「这个年轻的外省来的和尚，走路都和人不一样！」我告诉自己，我要把路走好，给他们看到。对的，我是一个和尚，走路，要眼观鼻、鼻观心；走路，要直行，要具备佛教讲的「立如松、行如风」的威仪。 我是这样注重做一个和尚的形象，甚至立定志愿：不做「呷教」（吃教）的和尚；可是后来社会上不但用「政治和尚」看待我，还说我是比王永庆先生更会经营商业的「商业和尚」，甚至于多少年来，都还有人说，台湾经营事业中，最有商业头脑的，就是星云某人。 实际上，说来可怜，我一直自诩是「贫僧」，一生都没有接触过金钱。虽然办有很多的佛教事业，但都是别人经手管理，我只是其中的一员；假如有一些稿费、有一些版税，乃至有人说，现在的「一笔字」有多少的价码，但是这些我也都没有经手。过去，我也像信徒布施护持佛教一样，把这许多收入的金钱，全都捐给佛光山建设。一直到八十岁以后，我又把这许多版税、稿费，送到台湾银行成立「公益信托教育基金」。从此，我就更成为「贫僧」了，所谓「囊空如洗、两袖清风」，可以说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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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2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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