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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十年如一日资助贫困大学生求学——GCD的好干部李瑞环
2006年1月11日,《天津日报》报道一条新闻:李瑞环同志10年间拿出个人资产53.3万元,以“一位老GCD员”的名义,资助了148名贫困大学生。今年,李瑞环同志又捐出一笔稿费,委托天津市教委今后3年内每年再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
这一善举十年来是怎样进行的?资助学生的钱是否全部出自李瑞环同志的稿费?记者采访了李瑞环同志老部下方放同志。
得知记者的来意,方放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此事一直是由我经办的。过去瑞环同志在任时,再三叮嘱我不许透露此事。
如今他已退下来了,我看也就可以说了。”
1996年春天,李瑞环回天津探亲。李瑞环对方放说:“那你就帮我办点事情吧,每年从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天津市委教卫工委,让他们分给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些大学生。可绝对不能说是我给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方放说:“行啊,这可是好事。但哪瞒得住呀?这钱出自我手,又不是我捐的,教卫工委的同志们一猜就会想到是您啊。”李瑞环说:“他们知道了没事。你替我转告他们一声就是了,一是不许外传;二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方放追问一句:“您是只捐这一次,还是打算以后还捐?”李瑞环说:“争取年年捐。稿费不够了,我想办法。”于是,那一年,方放从由他经手的李瑞环同志的稿费中拿出5万元,交给了天津市委教卫工委。教卫工委通过教委,很快把这笔钱分别发放给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12名学生。这些贫困生,分别来自于甘肃、湖南等十个省市,其中天津本地的学生只有一名。12名学生突然收到一笔助学金,谁给的?是学校,还是教委?信息反馈到方放那里,方放征求李瑞环同志的意见,李瑞环说:“一定要替我严守秘密。若实在推不过去,就说是‘一位老GCD员’。
后来记者采访天津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提供了2004年10月21日李瑞环同志与部分受助大学生座谈时的讲话记录。那篇讲话记录里有李瑞环同志自述的助学原因。原来,2003年,经李瑞环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强烈要求知道“一位老GCD员”是谁?教卫工委负责人一次次地请示李瑞环同志,希望他能与那些学生见上一面,对于那些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鼓励。方放也劝李瑞环说:“反正您现在已经不是国家领导人了,这种事情您完全可以做得随意一些,就算是一种社会活动也好,何况对于学生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说得李瑞环动了心思,就答应了大家的请求,于是就有了2004年10月21日的座谈会。
在那个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说出了他要助学的原因。他说:“我个人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我本人对上学、教育和人才有一点亲身的、特殊的感受。我是天津宝坻人,农村的,家境很穷,弟兄姐妹7人,上不起学,小学毕业后经常去做农活儿。17岁去北京前,种地、赶车等,我都做过,12岁开始织布,非常苦。但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是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茬子(注:高粱秆儿根部)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到城里我把茬子卖了,回来时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卖书,书名叫《巧合奇缘》。我听说过这书名,就问他这本书多少钱?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茬子的钱买了这本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后我想起油条没买,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去找我。那大嫂跟我妈说,他又没干坏事,没油条,我给你一根。母亲把我领回家,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读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里哪有钱给你买书呀?这件事一直激励着我,所以我深知渴望读书的人心情的急迫性……我讲这段故事,就是说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上学,而由于经济困难不能上学,这将是他一生的遗憾。造成这种遗憾,无论他一生做什么工作,都对他产生打击和影响。”
在那篇讲话记录中,记者还看到了对助学金来源这个问题的非常精彩的解释。李瑞环同志说:“这个钱不多,来源有几个部分,我要说一下,要不然容易造成误解,这么大的官弄点钱还不容易?像那些贪官一弄就弄几千万。第一,我写过两本《为人民办实事随谈》、两本《城市建设随谈》,还有一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册子,我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和讲话,还有给京剧团改过若干个剧本得到的奖金,这是这个钱的主要来源。第二,在中国公务员里我算是工资最高的,由办事员、科员、科长、处长开始说,说到底就到我这儿了。我每年从工资里拿出固定部分来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就当我没当过这个官,没赚过这些钱。第三,我的两个儿子及儿媳工作还可以。每到我的生日他们都想尽孝,每逢过年都想给我送点礼。我就找他们正式谈判,你们想送我东西,值多少钱,都变成现钱,把原来买东西的钱都变成定数。收入好的,每人一万;收入差点的,每人五千。此外我老伴儿的工资拿出一半也用在了这里。我跟我孩子们讲,尽管你们的钱很有限,但要让你们懂得这个道理。”
方放告诉记者,资助贫困大学生是瑞环同志的一贯心愿。他多次讲过,这件事要尽自己所能一直做下去,直到他身后。方放说,1998年瑞环同志曾郑重地委托他把一封遗嘱信转交天津市委张立昌同志。信中说,他对天津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身后的事要委托天津办理,他逝世后遗留下来的东西孩子们都不继承,全家商量好了,统统变现资助天津贫困学生。方放当时还曾问过瑞环同志:“你才60多岁,身体又非常好,急着立遗嘱干什么?”瑞环同志说:“不少人的遗嘱都是在弥留之际立的,很难真实体现本人的意愿。我现在头脑清醒,天津熟悉我的人也都在位,正好把我的心愿告诉他们,如实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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