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是一种生活智慧

禅文化

禅，又称“禅那”，有“静虑”“思维修”“弃恶”等义，习惯与禅定、禅修、禅法等并称而成为具有特别意义的名词。禅是源于印度的一种禅定方法，随着佛教传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之后，逐渐形成了佛儒道文化信仰体系中普遍施用的一种“开悟见性”之法，进而演变成“安身立命”的一种生活智慧，传承至今。《六祖坛经》所谓“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被外在现象所迷惑所束缚，也不能被内在意念所误导所纠缠，内心保持冷静与平和，举止能够自持与理智，心行相应，清净善美，就是禅定。这有如《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作为一种方法，禅有“坐禅”之意，如达摩面壁，通过调身调息调心之法，而到达“制情猿之逸躁，系意马之奔驰”，寂静思虑，身心轻安；作为一种智慧，“禅不用坐”，而实现“坐亦禅，行亦禅，语默动静体自然”，身心合一，生命升华。因此，禅或禅定，就是要让我们面对现实的诸多现象进行内在反思，透过生命的现象探求其内在的法则（法性或佛性），并能在体认有关法则中获得生活的智慧，得到心灵的安顿、精神的超越。因此，禅是一种省察的方法、一种精神的境界、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人生的智慧。
当然，如果执著于禅修，或者在禅修中偏执于“顿悟”与“神通”，或者只是用禅的外衣去包装纯粹物质利益之企图，那必将会“著静落空”，背离“直指人心”之宗旨，最终也必将事与愿违。因此，我们谈禅、谈禅定，不能谈玄说妙，不能脱离人生实践，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脱离社会人群。禅的境界、精神和智慧，恰恰就在于生活中的行走坐卧、举手投足间，只有通过生活的实践与社会的考验，才能得以体现和彰显。禅与生活是“不二法门”，在生活中禅修，在禅修中生活，拥有生活的智慧，享受智慧的生活，这正是禅的“实践性特质”。
面对生活，禅的方法能使我们冷静与清醒。何为“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其《人生的三路向》等著作中，曾主要依据佛学理论，从“生活”概念说起，引发出“人生的三路向”与“文化的三路向”，并对东西方文化与哲学作出比较和探讨。在他看来，文化涉及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在相对稳定的社团中的人的生活，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归结为生活的问题，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意欲的相续”，由我们个人的生活态度与形式演变成一个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不同形态，产生不同的社会与人生之发展路向。其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之不同，在于其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禅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从整体的、关联的、连续的生命互动过程来理解的，将生存和死亡、快乐和痛苦、染污和净化、系缚和解脱等相对的生活内容，作为一个彼此相依、连续不断的过程来加以思考。这样，生活就不是分离的、零碎的和孤立的状态，而具有了联系性与普遍性、变化性与丰富性。所以，生活不应当只是一种机械的曲线回环与重复，更不应当只是满足个人贪欲的无限膨胀与独享。
我们在生活中的诸多焦虑与烦恼，根源于“我”的执著以及由此产生的私欲上的“贪”、情绪上的“嗔”、思维上的“痴”，即所谓贪、嗔、痴“三毒”。这种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错谬，严重毒化了我们的生活。现实生活中，欲望的物质化、享乐的工具化、情感的技术化、道德的价格化、人际关系的交换化，使人逐步成为“物”的复制品。物欲是迷失心灵的直接原因。一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把宇宙万有作为自己强取豪夺的对象时，将使个体有限的生命凌驾于无限的生命之上，于是，所有的冲突和矛盾就将成为必然，不满、愤怒、失望、忧郁、绝望等也就难以避免，成为生命的障碍。当我们迷恋于荣誉、财物、地位等一切身外之物时，就会丧失理智，不择手段，暴力和伤害就在所难免，社会难以健康发展，世界就无安定和平。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审视与反省，进而不断校正与明确生活的追求和目标，体验生活的和谐与美妙，我们的生活将不再是枷锁和负担，觉悟人生和奉献人生就会真正成为我们自觉的行为。唯有这样的生活，才可能让生活真正实现“相续”，它不再是染污的、私欲的、低劣的，而是净化的、无私的、高尚的。
禅的智慧，能使我们生活得达观与自在。生活中，不少痛苦来自于心灵的封闭与精神的僵化。看破、放下、自在，是禅的智慧。世间万象，特别是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是时代和个人的因缘聚合、因果相应，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原本是自然而然的，希图任由主宰而恒常不变都不可能，即所谓“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洞悉了这一法则与真理，就是“看破”。“看破”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让我们看见“我”的虚妄和自我的真相。但我们还需要落实在行为上，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就需要“放下”。要想获得身心的轻松与愉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放下。在现实生活中，大致有这样三种现象：提不起，放不下，没有担当和责任，却只想名利享受；提得起，放不下，能够奋斗，却贪恋权力；提得起，放得下，能随缘进取，也能顺应机缘舍弃，得失坦然、宠辱不惊。放得下，是为了进取和包容；只有放得下，才能提得起。在禅的境界中，应当有这样的显现：放下散乱的心，提起专注的心；放下专注的心，提起融通的心；放下融通的心，提起自在的心；彻底放下，从头提起；放松身心，提起正念；因为慈悲，所以提起；因为智慧，所以放下。生活其实就是放下的过程，只有经过了生活实践的验证，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正地放下了。这绝不是做些表面文章就可以奏效的，没有彻底的放弃自我执著，是做不到“如如不动”的，也是不会自在的。自在，是一种禅境，更是一种生活情态，乃至生命状态。人要生存要生活，但要活得心安理得，活得自自然然，活得有品格有格调，才是真自在，这是一种从心底里透发出来的彻底达观、轻松、愉悦。有禅诗云“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有了这样的心境和自在，生活便如“雨过竹风清，云开山顶露”一般的灵动与净明。
禅的生活，与道德践行相始终。人的一生，就是做人做事的历程。做人做事，应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当以善法，扶助自心”。坐而论道容易，起而躬行不易。而禅的效能最明显的莫过于心灵净化与道德提升，能够对个体乃至群体的社会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持续的精神支撑。
禅宗祖师达摩之禅法，特别强调理论（理入）与实践（行入）并重，以理导行，以行彰理，理行合一，普利众生。赵朴初先生曾说：“我们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星云大师提出当代“人间佛教”理应“重视伦理道德”与“奉行慈悲喜舍”。当前颇为流行的“生活禅”的奠基人净慧法师在《生活禅钥》一书中，提出任何人只要想获得“时空的自由自在”，都必须“通过一定的修养功夫：道德的约束、信仰的规范和良心的养成”。为此，他提出做人与做事各需遵循的“八字方针”，即做人要信仰、因果、良心、道德，做事要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并提出做人与做事应该是一体的，做人就是做事，做事就是做人，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人做好了，事也在其中。做事的八个字，实际上还是讲的做人，是人格在做事当中的不断升华与圆满。
事实上，做人与做事的这些标准，总括起来都可以归为伦理道德的范畴，无非前者注重的是个人的内在修养，后者注重的是社会的伦理关系，归结到人自身、人与人关系的道德情操与品格上。这样，就把个体的尊严、幸福与社会的和谐、完善圆融在一起了，在自利、利他的社会实践中，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中运用禅的方法，解除现代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烦恼和心理障碍，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感情生活更纯洁，人际关系更和谐，社会生活更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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