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讲治国就是治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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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摘自《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

第三十八讲  治国就是治吏（一）


——考功按绩，举贤任能
吏治，简单讲就是对官吏的治理，包括如何选拔官吏、任免官吏、考核官吏、监察奖惩等内容。
官吏是执行国家政策的人员，是治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如何管理官吏，使官员发挥管理的效能，是历代统治者、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要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于吏治。如果吏治清明，国家就兴盛；如果吏治腐败，就会有亡国的危险。
唐太宗的吏治思想
贞观时期，吏治清明，官员都勤政廉洁，社会安定繁荣。这和唐太宗完整的吏治思想有关。唐太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官吏贪求。而一个国家各种政治政策、惠民政策得到落实，关键在于有清明的吏治。所以一个君主，爱护百姓，真正为百姓谋福利，还要讲究策略，要有好的吏治。
太宗登上帝位以后，针对当时民少吏多的弊端，大力合并州县，以达到裁减官吏，节省国家开支，减轻百姓负担的目的。而且，太宗特别重视选拔廉洁的官吏，特别是对地方长官的任用。
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经把各地的都督、刺史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把这些官员在任的时候做过的善恶行迹都记载下来，以便日后选拔、罢免官吏时参考。同时，唐太宗派朝中官员到全国进行巡视，提拔廉洁的官吏，惩治贪污腐败。太宗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凡是违法贪财的人，他从来都不赦免，加上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推行惠民政策，所以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的清明吏治，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一定要革除官员的弊病。过去毛主席也讲过，要精兵简政。历代的圣主贤君，也都是实行这样的政策。唐太宗一上任就精简国家机构，裁减政府官员。他自己讲到，治国最重要的是选择官吏。官在得人，不在人多。古人常讲“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重要的是要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就让房玄龄精简中央机构，把文武官员由两千人减到了六百四十三人。那么大一个朝廷，文武官员只有六百多人。而且对地方政府也大力裁减。同时唐太宗特别注重选用廉吏，而且用法律制度来要求官员廉洁。唐代的法律有几种罪行，“主守盗”，是贪污；“以财行求”，是行贿；“受所监临财物”，收受属下的财物，包括送礼；“请求”是请托，收人钱给人办事；“乞索”，是勒索，非法役使属下和百姓，侵吞百姓田产的种种罪行。对于这些罪行，唐代的法律都有严格规定，而且特别规定官员不能经商，也不许通过代理人经商，而且家属不能在官员管辖的范围内经商，不能利用职权进行商贸活动。《群书治要·管子》里面讲到，“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一旦商人入掌朝政，或者朝中官员经商，国家的财富就会聚集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百姓就会变得穷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打击贪污腐败。
同时，唐太宗还采取一系列简政措施，精简机构，整饬吏治，大大提高国家机构的效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达到减轻百姓负担的目的。官僚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乱世最严重的一个弊端：第一，这使得行政机构重叠，官员执政不满，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第二，官吏一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一般都特别重视精简官僚机构。在这些人里面，唐太宗是非常突出的。唐太宗的吏治思想，如精简机构、提倡廉洁、惩治腐败、考核百官等，在《群书治要》里面都可以找到依据。
《群书治要》里面的这些思想，对唐太宗在贞观时期的施政有非常大的影响，对现在经营企业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考核政绩进行奖罚
人人都修德后，还是要有奖罚、考核。《群书治要》里面就谈到要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要根据政绩进行提拔、奖励、罢免，有德行，也要拿出政绩来。
《群书治要·尚书》里面就讲到，舜帝时“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舜帝时对官员三年进行一次政绩考核；经过三次考核以后，根据政绩罢免昏官，提拔贤明，于是国家各种事业都得到兴盛。《群书治要·周礼》里面也有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年底，命令各级官府勘定今年的治理成绩，由太宰来负责统计；每三年对官员的政绩进行一次考核，根据政绩进行奖励或者处罚。古人讲“三载九考”是很有道理的。真正治理一个地方要想出成绩，起码要三年。我们经营一个事业也是这样的，不可能立马取得效果。古人实施三载九考有很深的治国智慧，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古人对官员的考核，在《汉书》里面就讲得比较详细，《群书治要·汉书》里面节录的杜恕给皇上的奏书里就讲到，“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是最考课之急务也”。州郡考察人才必须从四方面来考察。是哪四方面呢？就是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四科都很优秀，然后再进行考察和举荐，由三公试用。“试辟公府”，这是讲为亲民长吏，先让他去基层锻练。
古人用人、任官，都是让他从基层干起，然后按照政绩排序，升任他为郡太守，转功次补郡守。 “或就增秩赐爵”，优秀的人可以给他增加品级，赐予爵位，“是最考课之急务也”，这是考核官员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要重视德行，第二个是要注重实践。所以，古人对官员的考核是很有智慧的。
精简机构，减少官吏
前面我们讲到，唐太宗减裁官员，合并州县，最终达到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百姓负担的目的。这些贤明的领导者，念念想的都是天下万民。官员少，国家的开支就少，国家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就可以少一些，百姓日子就能够过得安定一些。
《群书治要·傅子》里面就讲到，“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设置官员要根据时势的需要，不要设立一些无用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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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职位只会浪费国家的财政。所以量时置官百姓就容易供给。而且官吏要少而精，真正选精干、德才兼备的人。人尽其才，大家就会努力干活。一旦人多了，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的事就会多。经营企业也是这样，企业内部任用干部也要少而精。
《群书治要·袁子政书》里面讲：“夫有不急之官，则有不急之禄，国之蛑贼也。明主设官，使人当于事。人当于事，则吏少而民多。民多则归农者众，吏少则所奉者寡。”不急之官，就是讲不必要的官。如果设立一些虚职，那国家必须要拿出相应的财政开支，这对国家是很大的负担。这样的官员，侵吞国家的财富，是国家的害虫。
所以明主设官，“使人当于事”，人数和政事相当。根据百姓具体的需求来设立官员，人事相当的话，就会使“吏少而民多”，官少百姓多。百姓从事生产劳作的人就多了。“吏少则受奉者寡”，官吏少，百姓要奉养的人就少，百姓的负担就可以减轻。这处处都是体现君主的爱民之心。这个思想在贞观年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重视孝廉，依能授官
《群书治要》里面提出，一定要重用廉洁的官吏，根据官员的才能授予官职。中国古代选官用人最重视的就是德行。德行主要是孝和廉。汉朝时期，就推举孝廉，建立了举孝廉的查举制度。
《群书治要·汉书》里面就讲道：“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国家要想得到人才，首先要有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朝的举孝廉制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科举制也特别重视官员的德行。古代学子读的都是古圣先贤的经典，和我们现在考公务员不一样，古代考试的内容都出自经、史、子、集，内容都是古圣先贤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古人考上科举，当县令、当太守，能够把一个地方治理得很好。
而我们现在，即使读完大学、读完博士，也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为人处事都有所欠缺，怎么可能治理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呢？所以，《汉书》里面讲到，在汉武帝的时候全国推举孝廉，又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朝得到人才，仅此几种途径而已。
我们读《汉书》就知道，汉朝很多臣子都是通过举孝廉为官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忠君爱民的好官。所以，选人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制度才能够选出好的人才。相反，也必须要有好的人才，才能制定出好的制度；好的制度要有好的人才来执行才能起到效果。为什么中国古人这么重视道德伦理的教育？因为各方面都需要把道德伦理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
古人选拔官员注重孝廉，《群书治要·晋书》里面就讲到吴隐之从孝子到成为廉吏的例子。
能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忠于国家；能注重德行的人，才可能廉洁。
吴隐之早年丧父，非常孝顺母亲，奉养母亲真正做到了和颜悦色。母亲去世后，他差点悲伤得失掉性命。他家邻居是韩康伯是晋朝著名的学者，曾经和王弼共同注解《周易》。韩康伯的母亲每次听到吴隐之哭泣，吃饭时会停下筷子，织布时会放下梭子，她被吴隐之这种孝心所感动。古代为双亲服丧都是守孝三年。吴隐之的母亲去世三年后，吴隐之服丧期满才除掉孝服。
我们学习《弟子规》知道，“丧三年，常悲咽”。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以报答父母的恩劳。夫子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宜到太远的地方去。如果要去，一定要告诉父母去处。古人父母在世时都不愿意入朝为官。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范仲淹的儿子，范仲淹去世以后，皇帝让他去朝中做官，他就讲，我先要给父亲守孝，孝满之后再为朝廷服务。可见，古人很重视孝道。
韩康伯的母亲见吴隐之特别孝顺，就对她儿子讲，你以后要是做了官，应该推举这样孝顺母亲的人。后来吴隐之通过韩康伯的举荐，被吏部选拔任命为官员，让他去担任广州的刺史。当时广州北面有一口井，叫做贪泉。当地有一个传说，说喝了这个泉水会使清廉的官员改变，成为贪污腐败的人。吴隐之到了广州地界之后，首先就到贪泉去舀泉水喝，并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讲：“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表明了自己清正廉洁为官的决心。他做官非常廉洁、清正。而且他廉洁的作风，促使当地官员也做到了廉洁。晋安帝司马德宗就表扬他，说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心过人，把自己俸禄都分给了九族；自己为官一方，但是清正廉洁，生活不讲求享受，家人穿着都很朴素；而且自己坚持革除奢靡之风，倡导百姓节俭，使得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当时皇帝嘉许他的做法，颁给他前将军称号，赐钱五十万，还送了大量的粮食给他。
一个人没有贪心，念念想的是百姓，最后自然能得善报。而那些贪官污吏，下场都不好，贪污腐败，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最后身败名裂。所以，我们为官也好，做人也好，最重要的是戒贪修德。而德行的根本，要从“孝”落实。
依据才能授予官职
在提出重视官员品德的同时，《群书治要》里面还谈到，要考核官员的才能，并且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所以，能力也很重要。《群书治要·典语》里面就讲到，“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评估考核官员的才智和能力，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如果官员没有做事的能力，会给国家、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损失。尤其现在的社会，很多官员都需要有专业能力。发展经济，不宜让搞农业的人去负责；搞金融，更不能派其他行业的人去负责，所以要考核官员的才智和能力。
《群书治要·典语》里面还讲到，“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一定要任用适合这个官位的人才，或者是任用的人确实有能力担当大任。如果这样做了，还不能把政事办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可能会出现，“用士而不能以治者”，用了合适的人，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地方治理好。 “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这都是因为在任用这人之后，却不能发挥他的才能、特长、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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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对他最擅长的才能进行仔细考察。“故功难成而世不治”，所以很难把一个地方治理好。为君者确实不容易，要能识人、看人并合理地用人，要有这样的智慧。
人生有两难，第一个是认识自己难，第二认识别人难。我们要认识别人，首先得认识自己。我们为什么不能真正认识自己，就是我们的智慧被自己身上的习气毛病遮掩住了。没有智慧，就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所以在《道德经》里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作为领导，最重要的是要有认识人才的智慧。要具备任用人才的能力，当然要有这个智慧，最重要的是从自己修德开始。为什么古人注重孝道？我们学习《孝经》才明白，“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能孝敬父母，就能明了天地之道，就会有智慧。有了智慧，就能了解每一个人，如他有什么特长，适合干什么，如何任用等。所以，古人给我们的每条教诲都很有深意。修习德行，能使我们的孝道意识得到提高，使自己的贪、嗔、痴越来越少。现在的人常讲，烦恼轻，智慧长。你的各种贪欲减少，你就能认识自己。
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能认识自己？就是因为各种贪欲、杂念太多，特别浮躁。这就好象一个湖面，如果湖面波涛汹涌，那我们照到的影像就是歪曲的，只有在湖面平静的时候，我们才能照到真实的自己。我们照到真实的自己，就能完全地认识自己。能认识自己，就能认识他人。为什么古代的圣君明主懂得任用贤才，铲除奸佞？他们有智慧分辨，因为他们有德行。我们要想增加自己的智慧，就得增加自己的德行。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佛弟子妙音代父母师长、历劫冤亲、法界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

祈愿：
诚敬谦卑。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无争无求。清净平等。知恩报恩。知足惭愧。去恶就善。事师三皈。奉持经戒。不念人非，欣乐人善。关怀照顾，言传身教。言动安徐。公平公正。吃素印经。随缘济众。看破放下。忍辱精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并愿以印行功德，回向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亲，现世业债，咸凭法力，悉得解脱，现在者增福延寿，已故者往生净土，同出苦轮，共登觉岸。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整个宇宙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处在一个地球村中，应该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互助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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