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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3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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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这是以织锦喻写作,成辞义便是宗旨。辞,本意是言语、记录,《书》云:「辞尚体要」,意思是言辞要切实而简要;又《易》云:「修辞立其诚」,这是说好好修正自己的言辞,务令心中充满诚意。义,同时有善、正义与合宜的意思,因此写文章要切实而简要的将道义讲述出来,务必于撰文时不断自诚其意,因至诚感通,而得以文以载道。这是古圣先贤对于立德、立言的训示。读书人当好好修品德,以成就德行,继而用身行言教利益天下,当效法孔子、佛陀,毕生述而不作,以教学为本分。故言道而必尊师承,切不可妄言,是为文不妄作。千万年来,历代圣贤君子所尊重传承的,不仅是文,更是道,这便是文以载道。
二、著书撰文之东西方比较
文以载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必以言道为目的,即使是在文字方面,令行文更加美好,也务必言不出正道,修辞虽需要,但必须与义理相辅相成。另一方面,读书人承担着教化社会大众的责任,故对于一些长远看来会破坏社会风气的文字,则应帮助大众规避。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明清两朝士大夫家族禁止子弟阅读小说、元杂剧等,便本于此。
文以载道的思想,代有传承。李白远效孔子,着《古风》,云「我志在删述」,深望文以载道之正声,能够从此「开流荡无垠」;李白的知己杜甫亦于少年立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元稹、白居易复以文不妄作自警。宋承唐之续,视文章为「天地真粹之气也」,必期文章可将伦理、常道示大众。及至满清入主中原,文字学复兴于清初,将历代传世之作整理、汇集成《四库》。自始至终,思无邪是宗旨,载道是要务。若无道,写文多致祸,不如不写也。
西方的文学与时代
西方社会重视力量(power and prowess),故文学多言征伐。古希腊文明,于文字未出现之前,将自己民族的历史(多为战争史)配合七弦琴吟唱出来,称为史诗(epic)。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最著名,由诗史荷马口传于世。罗马文学既叙述人间之战争,又说出众神对人类所作所为的态度,并且参与人类的争斗。由此可知,西方世界崇尚竞争由来已久。古希腊常以神力加诸人类之上,以明天命之不可违,又有我国古君子畏大人(诸神)、畏天命之风。及至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时代,产生了奥古斯都文学(Augustan Literature)。此时罗马帝国对外则吞并诸国,对内则大兴土木,并确立行政管理的基础架构,帝国宛如旭日东升。其文学以描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此为帝国对外扩张之反应。十八世纪英国安妮女王临朝,国家因贸易而扩张成大英帝国,其词章亦以「奥古斯都文学」自称,因其似罗马开国,因扩张而多争斗。惟此时神力已经退出,全仗人力,文坛班主安迪生(Joseph Addison)的名言是:大理石因雕琢而成器,正如灵魂因教育而进步(What sculpture is to a block of marble,education is to the soul)。西方因竞争、扩张而重教育,唯其所教者多为知识。前贤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因而名扬四海。战争与分裂,文学与现实,互为因果。
这与我国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乱世文学遥相呼应。公元三世纪初,华夏孝悌忠信之传统,与来自北方的游牧文化,以及来自西方商业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发生了文化冲突,一些人因在道德方面无所适从而不安本分,不顾天命,争名逐利。它的开端就是建安文学的出现,曹操父子是代表人物。曹氏父子擅长文学,却不重德行。汉献帝建安(公元一九六—二二O年)时,曹操歌以咏志,着《龟虽寿》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明自己期待革故鼎新、创立新朝之大志。然而,曹操却在他著名的《求才令》中,预示了他所创立的新时代必将始乱终弃。公元二一O年,为了成就霸业,曹操颁布了《求才令》:「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这是说,如果选贤与能必须考虑孝敬、廉正的德行,那么齐桓公就不能成就霸业了。此时的曹操以齐桓公自期,如今看来,是见短期之利诱而不知祸害长久。
齐桓公为了成就霸业,唯才是用,感得不孝、不慈的臣子在他身边,最后不得善终,霸业也荡然无存,齐国屡遭侵略。昔孔子戒君子,「见得思义」。齐桓公只见九合诸侯之风光,却为国无宁日埋下祸根,最后桓公的后代在权臣田乞、田常父子胁迫下,将齐国让与田家。历史之重复竟然有惊人的相似性,曹操的霸业未能如愿以偿,曹丕子承父业而称帝洛阳,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四十五年后,在司马昭、司马懿父子的胁迫下,将帝位让于司马氏。曹丕所谓「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对的,但若违背了仁义之正道,最终还是免不了自作自受。不朽的是因果昭彰,曹操自比齐桓公,竟然一语成谶。他若知道因果可畏,想必也会未见其得,先思其义,弃霸道而求王道了吧!
曹丕曾于征伐东吴时作赋,「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意思是自比豪杰,期待一举立下大功勋,结果却是曹家功勋未至,天下动荡已成,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乱世,延续三百六十多年。可见一代文学若以竞争逐利为尚,置因果于不顾,则纷繁扰攘难息,报应如影随形。此为东西方历史之共同教训,是故古人郑重告诫后世,「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生于南北朝乱世的颜之推,苦口婆心诫其子弟,言谈写作务必谨慎,「讽刺之祸,速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即出言不逊致祸之速,比疾风雷霆还要快,故当严加防范,方能令吉祥常在左右。讽刺尚且不可,何况自赞毁他!由是可知,现代新闻学以负面报导为佳作,以扬恶隐善为原则(Bad News is good news.),其流弊较曹操父子自比霸主之患,千倍、万倍都不止!《无量寿经》诫世人,「善护口业,不讥他过」。不讥他过,存好心、说好话,是个人安乐、家庭和睦、世界太平之门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著书撰文关系着一个时代之治乱、社稷天下之安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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