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泰国佛教与环保运动

威灵仙

泰国佛教与环保运动

Sulak Sivaraksa撰．陈香蓉译

　　2011年《纽约时报》某篇「读者论坛（OpEd）」的文章中，僧人马修‧里卡德（Matthieu Ricard）1 指出，从他落脚的尼泊尔隐居处，已经清晰可见喜马拉雅山气候变化戏剧性的影响。他描述了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居民，正在面临冰川融化和与日俱增的干旱。虽然这些居民可能不知道当今世界气候变化正如火如荼讨论中，但是他们才是生活直接受到更恶劣影响的人。
　　喜马拉雅山气候变化的影响，将远远超出该区。喜马拉雅山脉，乃亚洲诸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为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人们带来了饮水和生命。随着冰川缩减，这些河流水量之供应将会减少，导致整个地区干旱与农业衰落，其影响所及，则包括泰国所赖以维生之萨尔温河（Salween，即中国的怒江）和湄公河（Mekong）的水域。
　　但是，喜马拉雅山地区出现的环境问题中，泰国人民至少要面临以下一些麻烦问题。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必须在其他环境议题中，处理空气污染、饮水污染、森林迅速滥伐、干旱、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消失和废物处理，特别是手机和电脑等电子产品。这些无数问题中最明显的原因是：泰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快速的经济成长。此成长涉及：1、「农业集约化」（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包括推动经济作物栽培和单一作物栽培、已增加使用之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2、「城市化」（urbanization），从农村到城市人口的不断变化；和3、「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这些趋势，影响到自然环境的条件，也影响到生活在此环境中人们的生活。
　　对泰国环境问题最富创意的回响之一，是动用了佛教观念、当地文化的观念和西方环境与科学的观念。这种方法乃由少数佛教僧侣所列举，他们被称作「环保僧侣」（environmental monks；泰语：phranakanurakthammacha），负责从事地方层级的环保工程。他们宗教所使用之创新方式，反映在正在成长的国际运动身上，这运动被称为「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泰国「环保僧侣」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入世佛教徒一样，正在进行反思与重新解读佛教的实践层面，以因应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压力。因此，透过他们的重新诠释，古老的佛教哲学正被证明对现代议题能有所回应。
　　基于深层生态学中所发现的相互关联的生态观念和佛教相互依存的「缘起」概念这两者，环境佛教的目标是同时强调现代科学方法与古代宗教法则。这样一来，「环保僧侣」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传统的。僧侣对「宗教和科学」与「传统和现代」的诠释，并未归属于明确的范畴，反而是代表着创意方法之结合，此结合正适用于此一不断变化中的世界。当泰国社会企图要处理危机时，他们的例子，既复杂化环境危机本身与生俱来的紧张局势，也彰显出面对泰国社会的问题。这些僧侣的存在，刺激了泰国各个社会阶层面对所谓「现代或传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泰国，甚至面对所指涉的佛教徒。
　　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了成长所推动的核心价值。表面上，动机似乎来自政府，与来自政府想要改善人民生活的渴望。随着时间更迭，无数轮替的政府，总是号称他们正在帮助国家进步。例如：声称他们遵循飘洋过海而来的模式，模仿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成长。不过，我们很想问问：这是否是他们真正的动机？很多企业都参与了泰国境内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些企业将从工业化、农业促进和化肥之贩售中获益。
　　从佛教角度来看，这些都是表层原因。大部分这些原因的潜在动机是贪婪——或者至少有自私的成分。尽管对他人和地球有冲击，吝啬小气者不会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踌躇三思。这现象，反映在无节制的消费主义中。马修‧里卡德评论说：
未受法治约束的消费主义，操作着这样的前提：他人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器具，而环境即是商品。这种态度对其他生物和我们的环境，孕育了不幸、自私和蔑视。人们不太会为了他们的未来和下一代的利益而有动机做改变。他们只会这样想：「好吧好吧！到时候水来土淹、兵来将挡啰！」他们抗拒这样的想法：只为了避免灾难性的长期影响，就放弃他们喜欢的事物。时间还早别杞人忧天了！
　　里卡德意识到消费主义的问题，也认清它对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影响。他的分析来自佛教而得知，在泰国也有类似佛教的回应。「环保僧侣」严格关注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其问题所造成的痛苦。他们了解到，这种痛苦的起因，在于人类自导自演的私欲或贪婪。这样的人，从开采自然资源的商人，和提升他们企业与自己本身经济地位的人，到穷乡僻壤的农民，比比皆是。这些农民为了成为社会地位的指标，而不择手段地消费物质商品。
　　伤害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苦迫，在生活日益艰难的城市居民与乡间农民身上，一览无遗。这些都市丛林居民，要面对空气污染、用水污染、噪音污染、拥挤的街道和压力。而对于乡间农民，他们因为追求经济作物，则要面临干旱、洪水泛滥，而深陷在循环的债务中。有位「环保僧侣」Phrakhru Pitak Nantakhun，总结泰国楠府（Nan Province）农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言以蔽之即是：「债务」。他一直在观察两家公司和国家农业银行所推广的经济作物和单一作物栽培，他们鼓励农民以进步为名，在把树木砍光的新林地发展农业。农民须签合约，以预先提供他们种子和化学肥料，农民并在收获后偿还这些债务。然而，这些公司严格支配农民作物品质之条件，根据特定作物大小、数量和品质，农民往往无法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出售农作物所赚的钱比预期少，故无法偿还种子和化肥的债务。为了弥补农民，种子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种子、肥料和除草剂。债务就如此继续循环着。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也涉及环境破坏，因为农民经常扩大他们的田地，清空更多的土地，试图弥补其日益增长的债务。
　　正是这种苦迫，激励了「环保僧侣」。他们提出，由于离苦是佛教的主要目标，他们必须对当前的身苦与心苦采取行动。琅勃拉邦Phuttapoj Waraporn，是泰北德高望重的僧人，过去担任农村发展工作逾三十载。他经常表示，饥饿的人无法专注于冥想或禅修，禅修可以缓解dukkha，这个字在更深层次上经常被翻译成「痛苦」。这些僧侣如何为这一目标而努力，阐述了与环境互相关联的愿景，这关联包括促进社会正义、生态关怀与精神提升。
　　日复一日，这些「环保僧侣」的行动渐渐显现出来。至少在七○年代以来，虽然有个别行动的僧人，静静地关怀他们道场周围的环境，但是一般大众并不知他们的行动，也不认为他们是环保主义者。第一个公开表达关怀环境的的僧侣，是与八○年代非宗教性的环境运动一起出现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抗议在清迈市市区外围的素帖山（Doi Suthep）建造缆车。身为参与这些受欢迎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少数僧人加入了对缆车建造的批评。他们并不是对抗缆车建造后对环境造成的后果，而是反对可能会破坏佛教圣迹。基于减轻痛苦、基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以及基于僧侣对社会的责任，他们把自己的参与视为一种道德论证。批评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国家所支持的经济发展，被置入在他们的参与过程当中。他们参加了与环境抵触的相关辩论，特别是有关森林的叙述。到底森林的定义是什么？谁可以利用它的资源？还有，谁掌控了森林？
　　八○年代出现的环境抗议行动，先是反对素帖山（Doi Suthep）缆车之建造，然后1988年对抗楠府水坝。强纳生˙黎格（Jonathan Rigg）描述这些抗议活动为「国家环保运动时代的来临」。2因为环境论述在泰国政治中占有关键地位，所以在这些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除了僧侣们之外，还混入了激进份子、非政府组织、学生、记者与其他人。当年稍晚，泰国南部水灾造成300多人死亡，导致政府于1989年1月实施商业采伐禁令。
　　同时，在1988年，「环保僧侣」Phrakhru Manas Natheephitak执行了首起「树木出家」（tree ordination）仪式，以保护其在Phayao省家乡的森林。针对当地的议题，他创意性的回应，掀起了全国越来越多的树木出家行动。Phra Prajak在1989年在东埃国家公园进行了一次，Phrakhru Pitak在1990年在南部省举办了许多次，以上是诸多卓越例子中的两个。
　　「树木出家」（tree ordination）是创造性地利用传统仪式，来推销现代森林保护的观念。虽然全世界许多佛教环保人士都指出，他们所看到的佛教教义，在某些方面是支持保护森林的（例如佛陀在无忧树下出生、在菩提树下开悟、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建立数个僧团和禅修处所、并在森林里涅槃），但在佛世，并不存在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环境危机。学者争论佛陀是比较关怀众生的现世生活，还是帮助众生达到出世离苦的精神目标，以及争论是否环境关怀有任何的经典基础。然而，自佛世以来，佛教发展成许多引人侧目的新形式。树木出家和其他环保活动仪式之进行，也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证据，证明佛教徒以这种方式，使宗教信仰与修行适应一种新形势，一种来自全球压力和影响而得知的新形势。
　　即使宗教与森林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强调，然现在泰国的佛教徒环保主义，已远远超出这两者的关系。这些僧侣实施的环保活动仪式，使大家注意到环境破坏与其对人类影响的问题。但是，当他们结合更多的实际行动，包括环境教育、整合农业理念、受保护的社区森林以及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创建，这些活动仪式变得更加成功。身为他们佛教诠释的中心教义，「环保僧侣」教导人类对大自然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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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僧侣投入草根性的环保计划，参与抗议大规模经济发展的公开行动，所以他们得以认清单打独斗之局限：光是一位僧人，不能成立组织，不能靠自己处理所有环保计划的后援工作，也不能光靠自己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于是僧侣们开始群聚，以兹讨论「佛教环保主义」应该呈现何种样貌，以及讨论如何应对他们面临的种种反对声浪。许多「环保僧侣」，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大多是泰国宗教发展委员会（TICD）、泰国野生动植物基金会（WFT），以及当地或地区性之居士团体。
　　在九○年代初期，针对已经参与或对环保行动主义有兴趣的僧侣，国家非政府组织赞助了许多研讨会。为了提供培训和促进行动派僧侣之间的对话和联网，这些非政府组织主动与僧侣接触。泰国宗教发展委员会（TICD）组织了「佛法培训团」Sekhiyadhamma， 这是行动派僧侣之间的一个网络，此网络除了赞助研讨会之外，也会定期刊登关于他们业务的通讯。从这些研讨会中，僧侣们建立了支持网络和学习了新技术与知识。研讨会还提高了大众对环保主义僧侣所从事活动的认识，加强了这些计划案的影响，以成为泰国民间社会的一部分。
　　通过那些研讨会，「环保僧侣」将自己与较大型的泰国环境运动区分开来。他们讨论了利用佛教提供环境主义的意义，包括方法、哲学及其潜在意涵。一起分享经验、想法、问题、关怀和解决之道，促进僧侣之间更加团结，也勾勒了非正式的佛教环境知识的雏形。
　　透过讲述自己的故事，透过讨论行动派份子的工作所产生的成功与挑战，这些僧侣发展出自己的环境叙事内容。他们构筑了对于生态破坏的环保观点——主要是来自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在佛教方面，特别是苦、贪、痴和瞠的概念，互相依赖而生。这些僧侣简化了生物物理变化之发生，同时精简了他们所应用的佛教哲学。借由研讨会所产生的论述，主要是佛陀与森林之间的密切关系，合理化了僧侣参与环境问题和对国家发展进程的批评。
　　这些僧侣正在响应的环境危机，是泰国社会对全球资本主义买单和快速经济与工业成长的结果。僧侣的响应，采取了某种意识形态——批判这种现代化的立场；这样主张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现代化，正在使人们脱离心灵上的修行。僧侣们认为，资本主义强调贪、痴、瞠，此乃佛法所说的「三毒」。他们呼吁回归宗教，回归以宗教价值观作为纯朴生活的指南，并强调，人们在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里应彼此关心，也应对他们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提高敏感度。
　　「环保僧侣」继续对抗他们认为对社会和对自然环境的潜在破坏力。他们不会试图把时间倒转回到某种理想化的过去，在过去村民理所当然地得以供应自己与互相供应。相反地，「环保僧侣」抓住「发展」和「现代」两种形式互换的机会，从得以适应泰国文化环境的国际环保运动中，借用生态概念与农业永续经营的概念。
　　这些观念借由一连串的手段带入泰国。学术界、政府官员、跨国企业、泰国本地和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全都扮演着将西方思想输送和传播进入泰国的渠道。它们带来了知识，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引进了政府主流侧重点的可替代方案。行动派僧侣将这种知识转化为泰国人民，特别是指泰国村民，所可以使用的形式。
　　因此，他们也转型了佛教的修行，亦即，把佛教徒的信条与社会正义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是前所未见的。有鉴于泰国对佛教文化的认同，如此佛教该如何被理解与实践众所周知的变化，也会改变佛教对泰国的意义。
　　这些「环保僧侣」的例子，说明了佛教理论与实践永不间断的适应性。身为现代世界积极参与者的泰国人民，期待他们的宗教信仰能够指引他们，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应如何生活。佛教在透过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镜头去诠释之后，佛教靠着自己的方式，在泰国社会已成为因应现代性的一股正向积极的力量。

——2014「动物解放、动物权与生态平权——东、西方哲学与宗教对话」国际会议专题演讲稿

补充内容 (2018-5-21 04:31):
注1：马修‧里卡德（Matthieu Ricard）：僧人，摄影师，作家和人道主义者。
注2：Jonathan Rigg, Counting the costs: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ailand (1995), p.13. 该句原文是：“coming of age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the country”。

rocm

阿弥陀佛 ，善哉 ，延缓人类灭绝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