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胡适与禅宗

武汉毛中

铃木认为：“禅宗只不过是通过锻炼身心来洞察心灵的本来面目，使自己成为心灵的主人。这种洞察自我心灵的本来面目，才是禅宗的根本目的，因此，禅宗远远地超过了‘冥想’与‘禅定’的涵义；禅宗的训练是打开心灵的眼睛，以审视自身存在的缘由。”铃木所谓的打开心灵的眼睛的目的，乃在于“使每个人各自的心灵有无限的自由”，从而使人们达到“生活在现实世界如同在伊甸园中散步”（均见《通向禅学之路》）的目的。从铃木的修持方式（“心灵训练方法”）与修持目的（“心灵无限自由”）来看，也多少有些背离禅宗的轨道，也似乎十分违背佛家的根本教义。首先，禅宗的修持不应当只是简单的“心灵训练”，它应当是摄定慧于一体，而不是简单地偏重于心慧之训练与提升，若果只　单纯地注重于慧学，那么，其所得之慧也只可能是“狂慧”、或者“空慧”，况且为了获得开悟，古德亦曾以六度万行来“统摄”，从而殊途同归。其次，禅修的目的为的是断无始劫来的“无明惑业”，从而出生死之流，并非只是单纯的心灵法喜受用，而要在于对“无生妙谛”的实在契证。对于铃木的以上这两点，应当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所不敢苟同的。
　　至于胡适先生批评铃木“反逻辑、反历史”之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也无可否认他的有失偏颇之处。禅法是不允许采用二元对立的世俗观念来观照世间的任何事物的，它所要求的是“不触不背、物我偕忘”，从而达到物我打成一片的境界。基于这一点，采用逻辑学与历史学的思维模式来审视禅法，自然是违背禅法的基本原则的，这大抵也是铃木“反逻辑、反历史”的缘由所在。胡适先生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研究禅学，虽然在某些方面否认了禅法的合理内涵，但禅法毕竟是圆融无碍的，它应当是不舍世间法而修出世间法的，因而禅者虽然不采用逻辑的、历史的思维模式来观照万物，但毕竟也不会舍弃对禅宗历史的审视，乃至于彻底排斥它，甚至落入“顽空”。古德所谓的“道有道无，尽同谤法”，《坛经》所谓的“出语尽离两边”，就是说的平等不碍差别，差别不碍平等之理。此等极则事，出语即爽，但有心契，方契禅旨。
　　但对于胡适先生的禅学研究，我们还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他毕竟是采用敦煌文献来考证禅宗历史的第一人。胡适先生采用敦煌文献厘清了许多曾被历史颠倒或错淆的史实，尤其是对唐代禅宗历史的研究，对于神会和尚语录的考订与整理等，无宁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的。因此，我们也不可以以一眚掩大德，更不能否认胡适先生在中国禅宗历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若果将教内的禅修与学术的研究结合起来，则自然可以获得比较公允的结论。---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