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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演程居士 于 2012-9-26 20:52 编辑
当代‘说法第一’的道源长老（摘录自道源老 法师纪念集）
真华长老
多年前我曾约略统计：从民国三十八年以后，由大陆各地陆续来台的长老、法师，总共不过七十人左右。可是，目前再屈指算算，健在的尚不到三十人。在这尚不到三十人之中，八十岁以上的占五人；七十岁以上及将近八十岁的占四人；六十五岁以上及将近七十岁的占九人；其他有的已过六十岁，有的已到六十岁，有的则已接近六十岁。照此情形看来，过个十年八年，大陆来台长老、法师们，就所存无几了！我说这话并非意味著，没有大陆长老法师的领导，在台湾的中国 佛教就会灭亡，而是说现在许多本省青年法师，虽然也能讲能说能写，但在统理大众方面，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似的，份量和形象，在广大的信众心目中，似乎都显得有些那个。现在大家熟悉而又甚受敬重的道老走了，高僧又弱了一个，言念及此，怎能不令人觉得中国佛教界，愈来愈感到空虚贫乏了呢！
那么，道源长老，究竟是怎样的一位长老？兹就所知，略述如下：
长老名能信别号中轮，道源乃其字也。民前十二年（即公元一八九九年）旧历十月五日，诞生于河南省商水县周口镇。俗家姓王，父讳德馨，母亲陶氏，七岁入塾就读，九岁生母弃养，因不容于庶母，由婶母收养抚育，得以成长。年二十时，不幸相依为命的胞姊及婶母亦相继去世，顿感人生无常，及恩爱别离之苦，遂毅然投本镇普静堂隆品上人座下剃度出家。民国十二年长老二十四岁，赴汉阳归元寺依觉清律师求受三坛大戒，从此迈向参学求法，自他二利的道路。长老生平参学、 弘法的事迹虽然甚多，总不外大陆和台湾两个时期。
长老在大陆受戒后参学时期，曾于常熟虞山兴福寺亲近律宗大德慈舟大师，于苏州灵岩山寺亲近 印光大师，于武昌佛学院亲近佛教泰斗太虚大师，以及于上海圆明讲堂亲近圆瑛大师，并与历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长老有同参之谊，一齐闭开于洪山宝通寺。据白老所撰‘恭祝道源老法师八十大寿’一文中说：‘民国十九年，我接道源法师到洪山宝通寺 闭关。....道老在关中，非但持午，且打过饿七—七天仅喝开水，不吃任何东西。也不与外人接触，有事由我代表传言。记得太虚大师到关房看他，也是由我接待（按：白老此时也在闭关，二人的关房且仅隔一墙壁。）’从这几句话中，即可以看得出，长老为道牺牲的精神，和守善固执的性格。大家都知道生逢末法时代，出家众‘持午’者尚不多见，况‘打饿七’乎？又，长老亲近太虚大师的时间，并没有多久（据长老自述事略说：三十岁诣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三十一岁同白圣法师闭关于洪山宝通寺。），竟能够蒙当时教界独一无二的国际级的大师垂青，是何等的荣幸？然而我们的道老，却不因此而破例予以‘接待’，这不正是所谓‘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具体表现吗？
长老于洪山闭关三年后，即应河南省名德净严法师之聘，至开封河南佛学院任教，并利用假期之便，朝礼九华、普陀二大名山以广见闻。民国二十五年，受慈舟老人之命，代理福州法海寺法界学苑教务；翌年该学苑迁往北平净莲寺，复助慈老讲 华严经，并提倡‘ 持戒念佛，解行并重’，一时声誉远播，四众景仰。二十七年长老三十九岁，任河北省上方山兜率寺住持，举行结夏安居，为众讲戒；四十一岁任北平宏慈佛学院（二十年前，因往印度朝圣寂于加尔各答的续明法师，即出身于宏慈佛学院）及八敬学院主讲，同时又兼广化寺佛教学院教授。从此直到离开大陆前夕，长老曾六次连任戒坛教授，每次必讲沙弥律仪，及比丘、菩萨戒本，俾使受戒者，由受戒而学戒；由学戒而持戒；由持戒而弘戒。戒坛中提倡讲戒，实从长老始，因以往传戒师多‘说’而不‘讲’故也。除此之外，又曾任察哈尔佛教会理事长，于朝五台山时，应广济茅蓬寿冶和尚请讲比丘戒，于天津居士林讲圆觉经，于大悲院讲 地藏经，于长春般若寺讲 金刚经，并于三十七年冬，重游普陀山时，于百子堂讲 普门品，及代理上海静安寺佛学院院务等。
民国三十八年，长老五十岁。是年三月，上海已进入备战状况，北方陷入中共地区的难民，潮水般的涌向京沪一带，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眼看一片大好锦绣河山，即将变成火海！长老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只好结束大江南北弘法利生事业，而随白老来到台湾，展开另一将近四十年的弘法活动，显得更积极、更勇猛、更忙碌；忙碌的几乎到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地步。先是在台北十普寺讲八大人觉经，接著到新竹灵隐寺协助慈（航）老办学。是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又分别应中坜圆光寺及基隆宝明寺之请，讲金刚经与主持佛七。一个半百老人避难初抵宝岛，即如此匆匆的到处奔波弘法，真可说当时长老中的健者！实际上他老却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不然也就不会在三十九年初即大病了一场，几乎不治。可是，病得虽是那么严重，出了医院在宝明寺调养期间，仍计划著，如何创建海会寺弘扬 净土法门；如何将中国佛教的优点发扬光大，使深受日本佛教不良影响的台省教胞，在观念上能有所改变。因为他初到台湾就有这种想法和看法。所以在民国五十年，海会寺传授三坛大戒，他以得戒和尚的立场，才慨乎其言的把他的看法很详细的说出。他说：‘台湾的佛教，受了日本统治的影响，有住庙为住持而仍结婚生子，并自以为是出家人者，此是末法时代的衰弱现象！不过，日本佛徒之如此者，可以原谅；台湾僧人之如彼者，则殊为痛心！我们知道：日本僧人娶妻，始于亲鸾上人，因为日皇御妹，逼婚亲鸾，如若不从，整个日本佛教都将遭大劫，所以亲鸾上人权衡轻重，牺牲自己。但于结婚之后，即退出寺院，另组居士佛教的日莲宗以专宏净土，复因得皇族拥助，此宗大展，今之东本愿寺、西本愿寺，便是其支派。日本寺庙，总数约五万，东、西本愿两寺即约占三万，其势力之盛，于此可见！距今六、七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鉴于人口之不足，便通令青、壮年僧人，一律娶妻，老年僧人则仍保持其净戒。但后来老的日益衰谢，代起之者，均为有妻有子的和尚了，但这都是由于恶王的逼迫所致。台湾的和尚，未受政治的压迫，何以也要学日本和尚娶妻生子？’接著又说：‘民国三十八年以前，台湾的出家人，在社会的地位日渐衰落，人民对佛教的信仰也日益下降，故只有还俗的没有出家的。自三十八年以后，由于大陆来台的大德们，提倡传戒，到目前为止共传十一次，道源本人即参加了八次，所以风气已经好转。....将来本省佛教之兴，全赖出家众，尤其男出家众；因为女众往往化度不如男众，男众是社会中坚之故。然而既然出家受戒，便得持戒清净，不可再去半僧半俗，食肉娶妻了！否则自己破了戒，佛教也无法振兴起来！ ’
道老这种为法为人的精神，以世俗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 佛法说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在大陆时期他老求法弘法的经过，已略如上述，其在台湾将近四十年的弘法过程，大约计算一下，所讲经、律、论，大小部头即有二十八种之多，其中包括： 法华经、 楞严经、大涅槃经、圆觉经、仁王护国经、 净土三经、贤首五教仪、大乘起信论、 往生论、以及律典各种戒本等；一种且有讲数次或十数次者。他如：主持佛七，参加传戒，办佛学院等，无一不尽力而为，亦无一不讲不说。记得民国五十三年三月，我随侍印顺导师环岛游化，路经屏东东山寺时，道老正在那里上课。他以院长身份，请导师为学生开示，并要我也请几句。不料这一讲，即与东山佛学院结下了当一年教师，任六年院长之缘，说来这还真要感谢道老！
由于道老讲经时口齿清晰，辩才无碍，引喻说譬，生动精彩，常使听众笑不可仰，或泪流满面。然道老高居法座之上，却如如不动，照讲不误，绝不因为听众之哭笑有所改变，其定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他讲经时，不管场所大小，一定是座无虚席；有时坐在地上的听众，比坐在椅子上的听众还要多。因此，我觉得：道老实不愧是目前中国佛教界长老中‘说法第一’的长老！
从民国四十一年，台南白河大仙寺第一次传三坛大戒时起，台湾每年都有一次传四众戒的大会（民国四十四年有两次：一是台北十普寺，一是基隆月眉山），除白老外，担任戒坛三师和尚次数最多的就是道老。计有：七次任得戒，三次任羯摩，十二次任教授，一次任尊证；传在家菩萨戒被聘为得戒则多达二十次。道老也曾当选过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于理事长任内不仅曾率团出席在印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友谊大会，第一届世界华僧大会，也是由他和白老共同主持其事。除此之外，他有十次以上出国或游化纪录，足迹遍及美、加、日、韩、印、泰、星马等国，而香港更是他老经常前往弘法之地，法缘之胜，少有人及。道老七十六岁那年，自己创办能仁佛学院，为了培育僧材，除了每日亲自上课外，并请戒德、显明等法师讲学，我则被聘为挂名‘教务主任’，且讲‘唯识三十颂’及‘广五蕴论’等。忆及此事，仍感到他老人家办学的苦心十分可佩！当时海会寺的设备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办学，住处不够，几个男众睡在骨灰塔下；经济不足，每日喝冬瓜汤！我那时住在台北市木栅栖霞山庄，每周到八堵上课，有时需转两次车，坐车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多，为了节省时间，就干脆乘计程车。当道老知道了这件事，就说：‘真华法师！我可是个穷办学的啊，来回坐公车的车马费，我勉强供养得起，坐计程车来上课，我可没办法供养哟’！其实，我压根儿就没准备要他老供养，他老却一定叫仁光一次送我两百元的钟点费（车马费在内，一节课一百元），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的收下。不过，每一个月拿到仁光交给我的台币八百元后，待适当的机会我总是以供养老法师为理由退回。所以三年来我不仅是挂名教务主任，也是义务老师。我所以这样做，在公的方面是，他是为佛教培育人才；私的方面说，他是我们河南省唯一在台湾的长老。因为这种关系，民国四十三年我在基隆暖暖山上住茅蓬，即常去海会寺去亲近他，听他开示。那时默如老法师也住在我茅蓬旁边的金山院。一天我陪默老去看道老，中饭的菜肴很丰富。饭后默老问他：‘你平时吃的菜，也跟今天差不多吧？’道老说：‘今天的菜是专为老同学（按：道老与默如是虞山兴福寺同学）来才准备的，平时半个月我也难得吃一块豆腐！’我则插嘴说：‘老法师的戒子满台湾，皈依徒弟也很多，随便供养一点也够你的生活费用了，何必这样刻苦呢？’他说：‘人家供养是求福的，应该用在建寺、印经、救济苦恼众生方面，怎可以用在自己享受方面去。’默老听了眯著眼晴对道老微笑，我也无话可说了
！
民国六十五年，美国开国二百年纪念，中国佛教会名义上是组团前往致贺（其实此时美国已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实则是参观访问。道老担任顾问，我为副团长，团长是悟明法师，净心法师则是秘书。因为全团都是素食，旅行社怕麻烦不愿包办，每到一处必须自己设法解决民生问题。有先见之明的团员们，多带有个人可以吃一个月的素菜，住进旅馆有白饭、开水（美国人多饮水生，入境随俗，所以也有喝生水的。）即可就食。道老师徒好像没有此项准备，所以一到吃饭时，大家纷纷供养；如偶尔遇到华人开的菜馆可以买到素菜，各人则把自己带的菜收起，全体出钱，同桌而食，但道老的一份，总是有人争著付账。因此他老不止一次的说：‘大家对我太好了！’其实，全团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是他的戒子，有机会能够向他老表示些许敬意，谁不满心欢喜？由以上两件事，即可知道他的物质生活，是如何的清苦了！按常理推断，他生活得应该是很好的。
道老晚年，虽视觉已欠聪，但其心识的反应，讲说的辩才却无稍减。民国六十八年新竹翠壁岩寺传授四众大戒，白老得戒，道老羯磨，我敬陪末座，忝为教授。那时道老体力虽已很差，出入且都需人扶持，然讲起戒来却毫不马虎。不过，由于二千几百度的老近视，戒本上的字必须写成一寸大小，才能勉强看得清楚。尤其是在比丘戒登坛时，因为时间有限，他念得太慢，我替他著急，也替他难过。心想：你老人家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再这样子辛苦呢？后来我把心内所想，亲口告诉了他。他说：‘真华法师，我很感谢你！我那想再参加戒期，是不得已呀！这次戒期过后，以后绝不再参加传戒！’可是，三年前台北临济寺传授五十三天的大戒，他老人家又被聘担任教授和尚。当他老人家带著九名新戒，高喊著「汝等随我登坛受戒’后，即由两名侍者先把他老架上坛座时，我坐在尊证位子上看到难过得几乎流出泪来，与我邻座的一位尊证则说了一声：‘残酷’！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又‘是不得已’的！
大约就在妙通寺传戒后不到两个月吧？确实的日子我已记不得。不吃人间烟火食的广钦老和尚圆寂了！接著又有几位长老、法师，和两位长者居士接踵而逝！我因去临济寺为贤顿法师传供，听说道老住在三军总医院，传了供用饭后，即邀广元、圣严二师同往看他。他的双目那时虽已几乎完全模糊，但大声跟他讲话，尚能分辨出我们三人的声音。我们向他问好，并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看似玩笑他却又很认真的说：‘ 阿弥陀佛近来正在 极乐世界，召开净土大会，广钦和尚，贤顿、煮云二位法师，李炳南、朱镜宙二位居士，他们都参加大会去了！我道源已向阿弥陀佛请假，等到民国七十七年，海会寺传了戒，我再去报到。’可巧今年正是七十七年，但距海会寺传戒的时间却还有半年多！这是因为他老人家假条子上没写明日期呢？抑是阿弥陀佛有重要案子要与他商榷，才提早请去的？然不管怎样，这次海会寺传戒，他老未能亲自主持，的确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据说在他往生半月以前，仁光也将去世时，对仁光开示说：‘惟一是今年的传戒不能圆满！你不能看到戒场圆满，我也不能，这是我们的 福报修得不够！’其实，他老人家的福报是不错的。他生平虽没有什么物质享受，但在教界的德望却是很高。寿命已将近九十，徒弟徒孙无数，戒子信徒更是满台湾；久病住院，有人扶持；一切所需，应有尽有；临命终时，四众 助念；有病无苦，安详而逝！最难得的是不久前又收晴虚、宏荣二人为法子，这些那是没福报的人能够拥有？至于不能够亲自主持传戒，不能够亲眼看到海会寺重建落成，听说也已有了妥善安排，老人家也应该心无挂碍了！我觉得道公老人，生平美中不足的只有一点：‘就是讲的经典虽多，留的著作太少’！‘佛堂讲话’虽已出了许多版；‘阿弥陀经讲录’也已问世，如以他老一生对佛法的成就，实在不成比例。希望他老人家讲过的法华、楞严、大涅槃经等，有人保存笔记或录音带。自动献出，请其法眷、学生发心予以整理，一年至三年之间，能够出版流通，才能使他老的‘法身常在而不灭也。’一星期前赞颂会推我给道老写传略，抱病写了两千多字以限时挂号寄去海会寺。前天朱斐居士来电话说，菩提树要为道老出纪念刊，也要我写一篇凑数。只好把早几天写的传略加以补充，题为‘敬悼当代‘说法第一’的道源长老’，这实在不够格作为道老的正传，但将来如有人发心为他老人家写传，多少也许会有点参考价值吧！
七十七年五月十日真华于新竹福严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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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6 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