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不仅应重视“理论的研究” 更须“信解行证”

心经

我们应当知道，佛法修持是智慧的选择，而非是愚痴迷信。佛法讲解行相应，因此学佛不仅应重视“理论的研究”，更须“信解行证”，身体力行地去修持，才能够圆满学佛成佛之道。强调“佛学研究”与“佛法修持”两者相辅相成，须吾人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融通相即的日常生活中去体验，固守正道，勤学苦修，历百劫千回，方可成就。若研究佛学而没有修持，那只是一门空洞的学问。若只是一味修持而不研究佛法的甚深精微，恐有盲修瞎练、走火入魔之虞。

佛教毕竟不是一种纯学问，而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智能生活的高尚态度，是依个人的体证实际为基础，外显其化众功能的。由此，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只是佛教学术研究的建立，还要进而将学术与宗教信仰的层面交融结合。

圣严法师在《留日之见闻》一书中，关于此点极其简明扼要地作了指陈：

我一向主张，佛教如果与学术脱节，便会流为低级的民间信仰；佛教如果与广大的群众隔膜，便会流为仅存于研究室或图书馆中的故纸文献。

在同书中，圣严法师又针对近百年来世界佛教学术界以历史方法论为主导研究佛教的普遍现象时强调：

再说到以历史的方法论来研究佛教教义的变迁消长，已是近代世界的共同特色。我国的太虚大师是这一特色的反对论者，也可以说太虚大师仍代表着传统的中国佛教的态度，虽高唱着法义研修的重要性，终究是偏于信仰的，而非学术的。印顺法师以为历史的方法的本身的价值是无可否定的，问题是在像胡适之流以主观的推测和假设，来误解了历史资料的真义。在今天的日本佛教学术界，像胡适之流的势力已不及与印顺法师持同样态度的高了。

的确，近现代日本虽以佛教学术王国而著称，以其佛教理论探索甚深精微，堪称世界各国之冠。然而，以铃木大拙为代表，立足日本禅道(nihon zendo)的弘扬，而闻名于欧美的日本第一流大学者，针对以纯然外在的历史考证的方法论(如以胡适为代表)来对佛教进行研究，也深加痛斥，称其“未曾登堂入室，误认皮肉当骨髓”。日本已故东京大学教授平川彰先生亦强调：

西欧学者把“因明学”，认作“解脱之学”，这是重要的。这也表明现代西欧的佛教学者，不仅只限于文献学方法论的佛学研究，而正朝向思想性的、并以佛法修持为根本的佛学研究方向发展。

站在一个中国佛教比丘的立场，应持何种态度来对待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的双重课题呢？作为留日一介凡僧的笔者，极为赞赏留日老前辈圣严法师的见解。圣严法师指出：

作为现代的佛教学者，应把信仰和学术分成两个层次，尤其是一个僧侣身分的佛教学者，在治学的责任上，宜对知识做忠实的分析，在信仰的传播上，宜对信众做自内证的宗教经验的引导。前者是研究室的态度，后者是佛坛上的态度。前者是第二义，后者是第一义。两者看似矛盾实则一贯。若将此两者混淆了的话，我们中国的学院佛教，势将永无成立的希望了。

由此可见，若只重研究不重修行，是不能自利利他、造福社会众生的。佛学研究除了“闻思”的精进外，尚须具备宗教生活中的“修证”功夫，这样才能达到印顺导师所指“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三法印”研究精神。这种治学与修持的观念，除了能减少我们对真实佛法的错谬认识外，更是区分佛学研究者与佛教宗教家的标志。因此，我们对用生活化的修持以研究佛法，尤其是出家僧伽，是万万不可轻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