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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乾隆订定《金瓶掣签》的由来,图二的《喇嘛说》碑,立於乾隆五十七年 (1792),佇立在雍和宫大殿前院的「御碑亭」,十分珍贵,引人注目。御碑亭内有一石碑,碑文名称《喇嘛说》,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用满、汉、蒙、 [size=+0]藏四种文字雕刻於碑的四面,南面是满文,北面是汉文,东面是蒙文,西面
[size=+0]是藏文。 汉字碑文是乾隆亲自御笔工整楷书,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石刻珍品。 碑刻全文如下: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即唐古特部,其地日三藏。其番僧又相传称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為刺马。陶宗仪《輟耕录》载:元时称帝师為刺(读作拉,下同)马;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又作刺麻,皆系随意对音,故其字不同。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日喇,谓无日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為上人之意耳。 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帕克巴為国师,后复封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 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予者各二,此外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纪。 我朝唯康熙年间,祗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唯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图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為国师。其达赖喇嘛、班禪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黄教之兴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於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日达赖喇嘛,曰班禪喇嘛。 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日根敦珠巴,二世日根敦嘉穆错,三世日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日云丹嘉穆错,五世日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禪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禪呼土克图。 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詔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於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咨睢,气焰薰灼.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乾隆在此描述:元朝因為过宠喇嘛,而丛生纵容越矩之弊害) 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為怀柔之道而已。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图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殫述。 熟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 予意以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 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裡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扎勒拉裡冈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 自前辈班禪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禪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
(中略)
又从前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捨图汗之福晋有妊,眾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竞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產,自谓与前辈班禪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惧降顺,葡匐请命,若不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眾,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籤,贮於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唸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禪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
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手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真传,以息纷竞。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岂有私? 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转世之呼必勒罕,眾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上年廓尔喀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土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為不可守,以致眾喇嘛纷纷逃散,於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因即令将為首之济仲挐至前藏,对眾剥黄正法。其餘札苍及仲巴呼图克图等,具孥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於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 若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於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而惑眾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歷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 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為讥议乎? 元明曾有是乎? 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
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乾隆五十有七年 岁次壬子 孟冬月之上浣
御笔 不说网络拿卢胜彦开涮的文章中可用资料来分析喇嘛教与喇嘛教高手的丑陋,此般分析您或许受不了其臭秽之气的熏染。我们于是找到乾隆皇帝御笔,肯定不假是乾隆御笔,是乾隆的所思所想注于笔锋,勒石以求传诸永久的证据,乾隆也想把此处喇嘛教丑事传播的更为久远的现在以至于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