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遇到利益

乡医民医

当科学遇到利益




　　一般认为，科学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客观真理，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违背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将遭到惩罚。这些观点笼统来说都没有错。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科学被赋予客观公正、不可抗拒的真理地位，因此，科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它甚至超越了民主与独裁，超越了政治立场，超越古今，自成一体，科学仿佛如荀子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科学掌握在具体人手中，由于科学成果的使用会给社会带来很多变化，科学这一巨大权力的使用并不总能使人放心。就好比一个虔诚的信徒，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不听朋友的劝、不听老师的课，不听政府的令，必须听上帝的。但上帝永远不会直接对信徒说话，只是通过教会传播所谓上帝的声音。科学也一样，不存在一个终极科学的东西，人们由此创造了“科学家共同体”、“主流科学家”等概念，类似教会的红衣主教群，来管辖科学巨大的话语权力。如果说红衣主教群还是一个有形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家共同体”、“主流科学家”比红衣主教群更加虚幻，对于科学成果的解释更加不确定，这就给某些人利用科学来操纵社会话语权力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使得科学的使用在造福社会的同时，也屡屡成为对社会的危害。

　　种族主义对于人类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种族主义有着它自身的科学依据，其中，优生学、遗传学等科学领域的研究就扮演了积极推动种族主义的角色，以至于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优生学、遗传学在某些国家被定性为“纳粹科学”而禁止。虽然我们今天也许可以说优生学、遗传学本身是无辜的，但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它们在被某些人为特殊目的利用后就会造成危害。对此，所谓“科学家共同体”、“主流科学家”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它并不能阻止科学的滥用。

　　如果说纳粹对于优生学、遗传学的运用只是对科学的一种滥用，如果说说优生学、遗传学本身是无辜的，那么，纳粹对其滥用的原因在于，为了服务于某一个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科学被用来对他人实施伤害。在这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而滥用科学的现象，在纳粹那里是一个明显的案例。在纳粹之后，这种现象消失了吗？在我看来，它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利益集团的角色有了改变：以前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利益集团变成相对隐蔽的资本势力利益集团。换一个角度说，种族主义利益集团的规模可能更大一些，因此，它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势力也会更大，而资本势力利益集团更小，它更具隐蔽性也更具欺骗性。

　　美国化学家、结构生物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Carl

　　Pauling，1901-1994）于西历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西历196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历史上，一人两次获奖只有四人，居里夫人、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里德里希•桑格，以及鲍林。不同的是，前三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都有与他人分享的情况，唯独鲍林是独自一人两次获奖。因此，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鲍林在科学界的声望如日中天，无人能比，他被认为是与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齐名的伟大科学家。然而，鲍林的后半生却饱受争议，关键在于他晚年大力支持维生素C。

　　西历1970年，鲍林出版《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认为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西历1979年，鲍林与外科医生卡梅伦合作出版《维生素C与癌症》一书，宣称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对治疗癌症有效，可以作为癌症常规治疗的辅助手段。西历1985年，鲍林又出版《这样才能长寿与健康》一书，把大剂量维生素C说成是灵丹妙药。鲍林一生中最后的20多年是他最饱受争议的一段时间，至今，人们对他提出的大剂量维生素C的观点依然充满争论。本文不参与医学问题的讨论，只想指出几个事实。第一，医学已经证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对人体有很多危害；第二，人体对于普通感冒有较强的自愈能力，不服药也没事；第三，维生素C对于癌症的治疗作用，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证实和支持。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鲍林几十年内不遗余力地支持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