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慧法师]缘起、护生、中道──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平衡杠杆

德遵普贤

续-《●[昭慧法师]缘起、护生、中道──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平衡杠杆》

摘自《无量香光网文章集锦》
如果从一个总体的立场来看待佛教，我倒觉得两种路线亦可满足两种不同的人性需要，乃至市场需求。所以，个人并不认为，要提倡单一的入世佛教。我觉得一个提倡入世佛教、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教团、僧团或个人，如果竟然不能容忍声闻根性的人迈向解脱道的想法，一定要给予对方严苛的指责，这也不是“恒顺众生”的菩萨襟怀。只是从整体社会来看，如果这样“独善其身”的人过多，社会还有没有雅量容许这种宗教的存在？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社会的经济环境还算良好的时候，可能还养得起一群他们认为“无所事事”的人，随他做些什么，他们可以不闻不问；可是一旦经济力萎缩，社会群众往往会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在那些遁世的宗教人身上。
这不只是在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西方基督宗教社会的成长背景，也有类似的现象──对于修道主义，产生不信任与嘲弄的态度。只是西方宗教在入世与出世两者之间，有着很好的平衡杠杆；他们透过各种性质不同的修会，来满足各种不同的人性需求。有些修会是遁世、隐修性质的，有些修会是从事慈善、教育、文化工作的。各修会有不同的特色，可是整体而言，天主教的修会，给人的观感是很舒服的。入世性质的修会，关怀社会，接纳社会，力图改造社会；隐修者同样是蒙福的，因为隐修者在为这些入世冲锋陷阵的基督尖兵而全心代祷，是他们的灵性守护者。他们之间的异质性高，但并不互相攻讦，反倒互助合作，产生了很好的互动模式。
反观佛教，到现在还为出世与入世而作路线之争，实在是太没有“适应缘起世间，佛教应多元开展”的智慧了！当基督宗教非常积极地启动着它对人间关怀的机制之时，其实也同步在扩张它的宗教版图。当它能够满足人性的物质需要时，会让人在精神层面同感愉悦。要不是因为它时而出现的扩张意图与霸权心态，让被殖民国家反感与防卫，它蔓延与成长的速度可能还会更快。
反之，佛教这种入世关怀、参与社会的实践，可以说起步未久，在台湾大概是近三十年间的事。光看台湾到底有几个基督宗教大学，有几个佛教大学，一比较就知道彼此着力于社会的悬殊性。而且在台湾，有35%的佛教徒，却仅有不到4%的基督教徒，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数几乎是他们的十倍，可是我们所呈现入世关怀的成绩却是不成比例的。
姑且不论个人菩提愿的满足，佛道的成就，就以整体佛教来看，要在社会上站得起来，要在社会上有尊严地受到认同，即此而言，入世佛教实已有其无可取代的地位。我以此而谴责那些攻击入世佛教的隐遁派，我认为他们是在入世佛教的保护伞底下，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且受到了社会的照顾与尊敬，却反倒过河拆桥，从来没有思考：一旦这个保护伞撤掉以后，他们将受到社会何等歧视与排斥的待遇？也许又会回到明清佛教衰微时代，承受着鄙夷的眼光，卑微的社会地位。
三、佛教与社会互动之原理：缘起、护生、中道
如何进行社会关怀？出世与入世的平衡杠杆，不能只是力道的分配而已，不应只是教运成长、僧侣地位的考量而已，那未免还太功利考量了。应该还是要出于符合法义的伦理反思。我曾经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佛教伦理学》，一本是《佛教规范伦理学》。我从佛法的归纳中，提出了一个佛教与社会互动的原理，是为缘起、护生、中道。
佛教的社会关怀，当然是本诸“缘起”的基本原理，你总不能说：“因为上帝爱世人，所以我要爱上帝之所爱。”你总是要从缘起的思维出发，来建构社会关怀的理念。“缘起”只不过是一个冷冰冰的自然法则，“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是一个自然现象的原理归纳，又如何能启发我们“应该做什么”的答案呢？我在那两本书里，用了许多绵密的推论来证明：“缘起”法则是能导出“护生”结论的。缘起法则在佛陀的教导之中，很快从一般性的法则“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导入十二缘起的有情生灭法则。
从有情生灭的法则中，我们看到了众生痛苦的问题症结──有情的“无明”与“爱”、“取”，这知、情、意三方面的错乱，导致顽强的我执，由此而起惑、造业、受报。我爱于是变成了双面利刃，一方面伤己──因而产生了烦恼、业和种种的果报；另一方面也伤人──由于烦恼、业的缘故，为了扩充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往往不惜伤害他者。
而我说它是双面利刃，是因为我爱不只能伤己、伤人，也能利己、利人。从缘起法来看，众生有强烈的无明与我爱，确实非常关切自己的处境，也非常重视自己所期盼获得的美好待遇，因此也可培养出对自己的正面态度，例如：自尊、自重；除了撷取物资以外，也期望能获得社会的接纳、他人的尊重，这是一种正常发展的人性期待。因此我爱也有正面的建树。另外一方面，我爱也可以导引出护生之心。就因为人深爱自己，知道自己趋生畏死，趋乐避苦的意向，因此他也有能力将心比心，去设想其他有情的共同意向与需要。佛教称此为“自通之法”，儒家称此为“推己及人”。这样的同情心或同理心，使人可以展现他的道德关怀，这也就是伦理学所说的“道德黄金律”，有着自、他标准的一致性、古今中外皆然的普遍性。道德黄金律，其实正植基于“我爱”的人性。
我们说应该护生──关怀生命，但关怀生命的工程浩大，是永远做不完，也没有能力做完的事情。到底要怎么下手进行呢？我于此提出了“中道”的实践纲领。依《阿含经》教所作的归纳，我将“中道”下了一个定义：“在见闻觉知的有限因缘条件之下，无私地做相对最好的抉择。”
这个定义，隐藏了两个伏笔：
第一，我们要谦卑地承认：我们的认知受限于因缘条件，不要常以真理自居，而只是谨慎地把它视作“相对最好”(而不保证是“绝对最好”)的抉择。这或许可对台湾的统、独、蓝、绿争议，提供一项另类思考──你为什么不保留一点“别人也可能有点道理”的空间呢？“相对最好”而未必是“绝对最好”，原因是：有些自己没有觉知到的因缘，或是当时还没有呈现的因缘，很有可能会使得原本觉得最好的抉择，变成了最坏的抉择。我们既然在空间上无法全盘掌握，在时间上无法预见一切，那我们只能说：这样的抉择，只是目前看来“相对最好”而已。

德遵普贤

续-《●[昭慧法师]缘起、护生、中道──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平衡杠杆》

摘自《无量香光网文章集锦》
其次，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在“无私”的心态下所作“相对最好”的抉择，才称得上是“中道”。如果不具足“无私”的要件，而仅是在自我(或大我)利害考量下，所作“相对最好”的抉择，那么政客与企业家所做的，也是“相对最好的抉择”，但是政客为的是要掌握权力，企业家为的是要攒积财富，这可不能叫做“中道”。
大致而言，有关出世、入世的平衡杠杆，我是本诸《阿含经》教与印顺导师思想的启迪，在“缘起、护生、中道”的如上脉络之中，提出了入世与出世无碍的理论。
四、社会适应：以解严以前之政教关系为例
上海复旦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王雷泉教授提到宗教与社会互动的三个层面：社会适应、社会关怀与社会批判。
首先是“社会适应”。当今中国大陆的佛教法师，时常在公开言谈中，呼应着当局的政治主张，这还在社会适应的阶段。而台湾在解严以前，提倡“忠党爱国”，爱国必须忠党，忠党才算爱国，因此长老法师们多半是忠贞的国民党员，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受限于那个时代的眼光，佛教所调整出来的“社会适应”现象。
五、社会关怀：以慈善救济为例
其次是“社会关怀”。解严以前，台湾佛教已有很好的“社会关怀”。这以证严法师主导下的慈济志业体，为最具代表性，直到今日依然如此。慈济虽然关怀社会，可是却不干预政治，强调其“中立超然”于政治之外。这种政教关系已不仅只是适应政治，而是远离政治，不想要与政治斗争有所纠葛。
六、社会批判：以社会运动为例
最后即是“社会批判”。我个人所从事的是社会批判的工作。社会运动时常在冲撞着现有的观念和体制。现有的观念，倘若是不符合护生原理而伤害生命的，是造成阶级意识、种族、物种与性别歧视的，都应该予以反省、谴责，而不能一味停留在既有的惯性思考与行为中，保守着不合理、不仁慈、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在政教关系方面，我一向认为：政治遮天盖地，人们永远不可能逃离、摆脱它，与其逃离政治，乃至受控管于政治，不如彰显佛教主体性的政治观──以佛法的观念，来回应各种政治主张──特别是用社会运动来改变制度、建置法规，影响政策，让社会被引导向善性循环的途径。中道的政治智慧是“超然于党派之外，超然于权利斗争之外”，而不是“超然于政治之外”。
以上是我援引经义，在实际从事社会参与的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反思。敬请大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