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农禅的传统与现代寺院经济（定稿）

台山隐者

（一）祖师与农禅。农禅是中国古代禅宗寺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禅宗僧侣融禅于农、以农悟道的生活习惯和修行方式，促进了农禅并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农禅并重是把修行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默耕田地，力锄葛藤”，“泥泥水水一年农”，不仅能砥励心志，还能自给自足，是汉族文化中的耕读传统在佛教中的体现。
早在四祖道信禅师和五祖弘忍禅师时，禅僧不仅通过劳动达到自给，同时也视搬柴运水无非佛事，舂米作饭正好参求。在一些禅宗语录中，诸如“看田回，上堂”或“师一日与僧观稻次”之类的话经常见到。农业生产在禅师们的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禅师说：“大众尽心为常住开田，山僧尽心为大众说禅。”也有那种闻知收入“四五百石麦，二三千石稻”而欣喜万分的禅师。一些禅师在耕作之余，还写出诗文表达自己边农边禅、丰衣足食、自得其乐的心情：掘地倦来眠一觉，锄头当枕胜珊瑚…开畲垦地闲消遣，佛法身心半点无，萝葡收来烂熟蒸，晒干香软胜黄精。
《禅林宝训笔说》中有一段，可见禅宗祖师们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演祖自海会迁东山。太平佛鉴。龙门佛眼。二人诣山头省觐。祖集耆旧主事。备汤果夜话。祖问佛鉴。舒州熟否。对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对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祖正色厉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悉要究心。常住岁计。一众所系。汝犹罔知。其他细务不言可见。山门执事。知因识果。若师翁辅慈明师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
笔说注释：此节明家教有方○舒州太平佛鉴惠勤禅师。龙门佛眼清远禅师。并嗣五祖法演禅师。南岳下十四世。值演祖自舒州海会寺。移席往东山之日。二师诣东山省觐。诣，往也。省，视也。秋见曰觐。祖集本寺中之耆旧。并主事者。备汤果夜间聚话。祖问佛鉴：今岁舒州地方田稻成熟否。鉴对曰熟。祖曰你太平常住熟否。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筹量思虑。不敢妄答。祖即正其色厉其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滥，泛也。既作主人。凡事无大小。尽要究竟于心。稻谷乃常住一年家计。大众关系。如此紧要汝犹不知。其余琐末细务不言可见矣。山门中汝虽作长老。亦职事也。须当知因识果……盖演祖寻常机辩峻捷。佛鉴既执弟子礼。应对含缓乃至如是。古人云：师严然后所学之道尊。故东山门下。子孙多贤德而超迈者。诚源远而流长也(耿公与高庵书)。
（二）农禅生活。禅者并不是仅仅把劳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实质上即是从劳动中悟修行。《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典籍，不仅写出了禅者田园生活的艰辛、纯朴和快乐，还记载了禅者斗禅谈玄之精彩，表现了他们从现实的劳动中悟到的禅修真谛。如唐朝布袋和尚著名的一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正因为禅宗师徒把禅修与农业劳动相结合，所以禅门中也才流传着如“沩山摘茶”、“庐陵米价”等，与劳动有关的公案或话头。
在禅门中还有不少规模很小的寺庵与深山隐居者，其农业生产实际上即是个体生产。禅僧过着“刀耕火种就岩缚屋，一榻萧然”的生活，满足的是“疏泉垦荒为田以自给，舂炊樵汲皆躬为之”和“春垦半亩畦，秋收一担粟。”当然，若遇灾害，他们的生活可能比农民更为清苦，如下诗所言：去年河伯大为灾，青秧荡尽田如海，蝗虫继起势遮天，掠地伤苗数千里…更加春雪大如拳，半月霏霏不肯止…檀那（即施主）不至将谁倚，铁板虽挂旧堂前，托钵空回烹白水，僧徒鸟散无可栖。
（三）历史渊源。佛教徒耕种农田在中国最早始于东晋。如在中国佛教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僧人释道安初入佛门时，即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考虑到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时，就有人指责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想必当时寺院农业已有相当规模。禅者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总是特立独行、听松观云…，其实很早即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朝刘宋时来中国的罽宾国沙门昙摩蜜多不仅大弘禅业，译出《禅秘要经》等重要佛经，而且“植柰千株，开园百亩。”
禅宗农业形成的前提是禅者的定居，直到南北朝时，禅者广为流行的修行生活仍然是或游化、或冢上、或树下的头陀苦行。此时既没有农业生产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随着僧团人数的扩大，且许多禅寺又位于深山偏远之处，若无农业生产而仅靠乞食和信众的施舍，显然是难以维生的，这使禅宗的农业生产得以形成。禅者初住律寺，唯别院而居，以马祖道一禅师于唐大历年间开丛林安禅侣为标志，禅者从律寺中独立出来而使禅宗农业也以独立的角色得到发展。
与唐时河洛地区和东西两京的著名寺院不同，虽然大的禅寺庄园也拥有佃户或雇工，但因其修行方式的影响，禅寺丛林大都远离都市，少了世间纷争。尽管历经安史之乱、唐武宗和北周世宗的法难、北宋徽宗和明世宗嘉靖帝崇道抑佛，但禅林（禅宗寺院）和禅林经济都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们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政治力量和世俗地主式庄园经济的支持而存在的。禅者正是依靠农禅并重的禅林农业，奠定了自己一千多年的经济基础。

（四）农禅与戒律。由于佛教强调不杀戒，认为农业劳动如锄地等，会伤害地下生命而得罪业，同时也为抑制物欲，因而佛教反对出家人“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十诵律》《梵网经》等诸本戒律对此都严加禁止。但是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入百丈山开山建寺、大扬禅风，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禅苑清规，在清规中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成为禅者的生活理念与行为，使禅者的农业耕作建立在符合戒律的理论基础之上。关于这个争议《灵峰宗论》载：问：西乾（印度）列祖，三学精通，此间地僻时遥，人罕闻见，唯唐宋来数辈宗匠，踪迹彰著。然当其水边林下，则以三条篾、一把锄，为清净自活；逮其匡徒领众，则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真实芳规；至于扬化接人，则以一棒一喝，为拈提向上，俱与律学不相应。好心出家之流，由行脚入山，至登座披衣，所仿效者，无非此等，今还许从上诸祖是真比丘否？若非，何绍祖位？若是，何不遵律？… 答：祖有三类。一者严净毘尼，弘范三界，如远公、智者、左溪、永嘉、荆溪、大梅、永明、高峰、中峰、楚石等是也，古今如此知识，亦甚众多，所应景仰仿效。二者，丁兹末世，势不获已，遵佛遗命，舍微细戒。住静则刀耕火种，领众则垦土开田，然非时食等诸戒，仍自遵行，故晚用药石，不用粥饭；德山托钵，亦因视影。而此等知识，便不肯为人授戒。所以唐宋以来，有禅、讲、律寺，初出家多学律，律有得则以律名家，无得则习讲参禅，但舍微细戒，不舍重戒及性戒也。复有径投禅、教者，此即乘急戒缓，然亦护根本五戒，断无毁重之理…

禅宗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之转变,决定了思想观念的转变，百丈清规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律性，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和不劳而获的融合。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米、云严作鞋、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等,都是这种价值认同的具体表现。百丈怀海禅师开创的禅苑清规不久即行于全国，天下禅宗，如风偃草。
（五）土地来源。寺院的土地来源有如下几种：
  一是赏或赐。凭借僧众和寺院的社会威望，从国家（皇室）那里得到赏赐，“赐田”是寺院取得土地的一种主要方式。如唐代寺院从国家那里依法得到一些土地，唐代的均田法令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二是施或捐。从贵胄富豪和信众那里得到土地，一些较小规模的捐赠因积少成多也达到很大的数量。一大批信仰禅宗的世俗知识分子、名士和官宦等，他们的资助促成了禅宗的农业经济。如唐昭宗天佑四年，抚州崇仁县邓进兄弟三人买地创普安禅院，并随附良田三十顷。北宋太祖时，知雄州安守忠一次就施给广慈禅院土地5770亩；南宋绍熙元年，直秘阁张镃舍自己府第及田地6300余亩为慈云禅寺。南宋时蒋山了明禅师住径山时，受杨和王敬重，随舍苏州庄田于了明禅师，岁可收入达二万斛。
  三是寺院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购买而得到土地。如唐代普光禅师利用劝募，购海埔地一千多亩，筑岸成田，年收入千斛。
  四是禅者依其艰苦的劳动开荒垦田。如南泉普愿禅师于贞元十一年入池阳南泉山，“堙(又作“烟”)谷刊木，以构禅宇；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畲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山长达三十年之久。宪宗元和末年，灵佑禅师奉其师怀海禅师之命，至湖南沩山弘扬禅法，初时“猿猱为伍，橡栗为食”，其后师徒边禅边农，到咸通年间，沩山禅林僧多而地广，佃户达千余家。其它如安岩山华严院僧无尽，于寺院附近开辟废田八百亩。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宁波天童寺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这种开垦出的土地促进了禅林经济的发展，使许多丛林具有了庄园经济的规模。一些著名禅寺的“常住田”经营时间也很长，像弘忍禅师真慧寺庄、六祖的宝林寺庄，从唐初一直到宋代，长达几百年，所以后世才有禅者言：“良田一片望无涯，旷古相传佛祖家。”
禅者开荒垦地在唐以后仍然十分突出。北宋禅师圆玑“荷担丛林，不知寒暑，垦荒地为良田；莳松杉为美干，守一职，十年不易。”简堂行机禅师住番阳管山时，“十七年火种刀耕，备尝艰苦。”明代无异元来禅师搬柴运水、垦土掘地三二十年…。所以“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前提即是“天下名山僧建多”，或者是“天下名山僧垦多”。
  宋代时集成的各本禅苑清规，对田林果蔬、佃户劳动、钱米租息等，设有专人进行严密的组织和管理：设有园主，负责栽种菜蔬、及时灌溉；设有庄主（下院执事）负责巡视田界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设有值岁，负责坡务耕种、收租，兼管常住竹木管理；设有知山，主管田地产业，使其界限分明以免争讼，为此不少寺院都立有“常住田地碑”；设有巡山，负责竹木茶笋的照管；设有监收，负责钱粮糓米的出入租息；设有库子、司掌，主持出榜禁约，提点耕种、监管诸庄陂堰或山林茶笋抽长。（以上是根据百度百科“农禅”的基础上增删整理而成的）

（六）农禅的现状。晚清民国时期就有不少当权者提议夺庙产办学，印光大师等高僧大德、护法居士为此力争，多次化解危机。建国以后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农禅制度在大陆基本完全毁灭，文革以后寺院的土地等资源也是非常匮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很多禅宗僧侣都在为恢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传统而努力，禅宗一些有远见的老和尚们，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仍然非常重视农禅传统的保持。比如云居山真如寺在佛教恢复后，保持了很久可观的农业生产，直到近几年那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和尚们退出管理。青原山净居寺的体光老和尚以及广东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等，都根据条件不同程度地在保持农禅传统，他们对农禅传统也是高度的重视，并没有因为现代社会一时的物质丰富而舍弃这种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同时他们也希望禅宗的后学者们继续保持这种传统。

台山隐者

（七）农禅传统的现代意义。
在古印度以及泰国等南传佛教地区的社会环境下，出家人可以过原始佛教的乞食生活，但在中国社会就行不通了，所以祖师们建立了农禅自养的经济模式，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现在中佛协又提倡寺院商禅合一，这虽然违背了一些微细戒条，却都是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
  现在寺院“功德箱”与“经忏”是主要经济来源。这种经济模式极其脆弱不稳定（在佛法不兴盛地区连这个也没有），社会经济一旦衰败就难以保证了，还有非常多的弊端。比如寺院经济上依赖信众游客，就必须成天接待他们，搞得寺院像闹市一样，干扰出家人正常的清修，不接待他们又没有经济来源，为了生存那就不得不牺牲佛法的闻思修了。而古代社会有句俗语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可见过去的寺院不欢迎俗人来打扰，而现在的寺院只恨其少，倒不是现在的寺院不讲修行、喜欢热闹，关键是经济问题。即便如此，中国社会愿意拿大量钱财长期供应寺院的信众并不太多，而且还不稳定，分布也不均匀。
  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下，还会导致社会轻贱歧视佛教，视出家人为寄生虫，僧人没有社会地位。在轻贱歧视僧人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很多人出家的，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现实。比如旧社会看不起军人，社会观念认为：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那很多人就不会去当兵了，所以旧社会军人素质非常差，现在国家也是给军人很多特殊福利以吸纳人才。人类社会历史上，受社会歧视又没有社会地位的群体，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出息，现在佛教能有现有景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僧人大多数也都是普通社会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可能不受社会观念与经济政治的影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寺院必须首先有自己稳定的经济基础，自食其力不依赖信众游客，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谈得上发展振兴。
   现在的寺院可以先设法争取农村的闲置土地，利用这些土地种植高经济的药材等作物，这样绿色环保，还有佛教的人气、信誉等附加值，正所谓“得道多助”，而且还顺应时代潮流与国家战略，顺势而为所以肯定比较容易。民以食为天，农业经济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坚实的。一旦寺院有了自己独立的财源，经济上与游客信众脱离了，出家人就会逐渐远离凡俗的干扰，远离种种生存顾虑而安心办道，过上出家人正常的修道生活，进而就能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也会赢得社会的理解尊重，提高佛教的社会地位，这样佛教就会慢慢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

净杰

现在提倡农禅制度，显然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关键是国家对于寺院土地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对于寺院能否拥有农田更无明确的规定，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只将宗教用地划为特殊用地，产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并无明确约定。目前的寺院建筑用地，一般是农村集体用地划拔，寺院用地的土地所有权仍属于村里所有，而农田更是村集体所有。所以寺院是无田可种的，即使是耕种农村抛荒的土地，一旦农民要回收自己耕种，寺院也无法律依据。尤其是当作物成熟时农民要回收土地，寺院就有苦说不出了。
其次，自唐至明清，中国的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模式，不仅适合于绝大多数国民，也适合于寺院这种小型的集体，但社会发展到现阶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已经很难发展下去了，普通规模的寺院假定僧人100名，设若人均一亩地，即100亩地，但现在每亩地的收入极其有限，即使是南方一年两季稻，年产出也不足千斤米，扣除种种成本，一亩地收入也不过几百元而已，100亩地年收入也不过几万元，除了满足寺院自己的吃饭问题，再想维持寺院的其它开销实在困难，更不用说扩展寺院的规模。而如果做经忏的话，大概十来个僧人一个月就能收入几万元，所以僧人并不愿意种田来维持寺院收入及生活，因为种田又累收入又少而且占用大量的修行时间。僧人平常的五堂功课已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如果再有100亩地需要求耕种的话，估计很多僧人要跑单了。
至于云门禅寺每年的农耕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当地的一项宗教活动了，但寺院的收入中，靠种田所获取的只是极少部分，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自于经忏、功德箱及捐赠，云门寺每年的春耕活动吸引大量的信众去参观，这此信众参观的同时也会带来大量的捐赠，这个大概是云门寺农耕活动最大的意义。
自佛教而言，修行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发心开悟的，需要离开红尘的环境来修行，这类人会想办法通过住茅篷等形式来修行，终南山上就有很多这类修行人，山上找个山洞，门口整几分地，种几十株白菜，每天就剥些白菜叶用水加盐煮一下当菜维持色身存活，然后每天就是苦修，这类是为了生死而真修行的。另一类是为了度众生，这类寺院就需要开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虽然来的众生目的各异，不过《法华经》云：若以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为无量众生种下成佛的道种，功德也是很大的。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台山隐者

净杰 发表于 2015-10-28 09:42
现在提倡农禅制度，显然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关键是国家对于寺院土地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尤其是对于寺院 ...

总算碰到靠谱的人了，这位网友看来对寺院生活还是比较了解。那就可以论道一下。首先经忏与功德箱前提是寺院的人气，其实在许多大城市有些寺院都很冷清，稍微偏僻一点的都没有什么人气。有了人气又太热闹，对修行干扰很大，这是一种矛盾，佛教当然要有一部分寺院要有人气，古代寺院也是这样，闹市里也有的，但不能所有的寺院都这样，佛教有些宗派失传与此有关。
经忏的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修行人染污很大，有道心的人很多都能感觉到，不敢拿。

再者也不是古代那种农禅，现在可以搞新农禅，种一部分粮食就行了，其余可以种高经济的药材花卉等等，还可以经营其他，雇人承包等等。其实种地是最懒的人干的事，农村的老农民和我说的，并不是天天要干，一年有许多农闲，这些我都调查过，我也在农村，比较了解这些，其实现在的农民都把种地当业余的活，比经忏轻松多了，一个人种地其实可以养活许多人。
而且山里的寺院可以和城里的联合，发展多种经济，让年轻的道心好的等等修行人在山里进修，让修行境界高的在城里弘法，或者轮调。。。等等这都很灵活，不是死的。
还有时代在变，将来经济衰败了，社会出现变故，佛教也必须向国家一样考虑粮食安全，你有土地那是不一样的，我在农村，现在国家的土地政策也在变，人口也要下降，一切都在快速变化，所以能看到眼前没发生的事前才叫眼光。网友若有兴趣可以多方面调查研究，这个问题确实也不是个小问题，关系佛教未来命运。

净杰

现在的佛教环境可以说真正的是末法时代，正教不兴而邪说盛行，有些邪知邪见就特别受欢迎，比如某轮功，还有像什么心灵法门之类的，追随者众，而坚持正知正见的出家众，却没多少人来供养，这是现在末法时期的特征。“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佛陀创立佛教的目的是什么？《妙法莲花经》上说得很清楚：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但是佛教在汉地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寺院其开设的宗旨，已经与佛陀的初衷相去甚远。僧团的责任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荷担如来家业、使如来正法弘范三界、广利有情众生，这是正法僧团的使命和职责。但目前在中国的寺院中，如果坚持这样的做法，估计寺院的僧人都会跑单跑光了吧？没跑的也只能天天饿着肚子，谁吃得消？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自百丈禅师以来，一直是讲的“农禅”，因为禅宗是很少做经忏的，没有这方面的收入，寺院僧众要生存，如果自己能种田养活自己，自然就显得很重要。而且从禅宗来讲，行住坐卧种种作务，无不是参禅，如傅大士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都是禅意。但是现在中国的寺院，基本上是以净土宗为主，净土宗一派，经忏是个很重要的工作，经忏的主要功能是超度亡者，亡者生前作不善业，死生落三途恶趣，生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亡者能够早脱恶道，但是众生又不懂如何超度，于是便将此工作有偿委托寺院僧众完成，各取所需，也并无不可。现在寺院做的最多的法会包括：打地藏七、梁皇宝忏、打佛七、中峰三时系念法会等等，基本都是以超度亡者为目的。寺院僧众通过这样的工作，一方面获得寺院生存发展的必要资金，另一方面生者通过寺院的法会，使亡者能够得度，是一个双赢的做法。
禅宗很少这样的做法，所以禅宗发展到现代，纯粹的宗门已经很难存续，民国时虚云和尚要接五宗法脉即是一个明证。唐至明清，寺院只要有寺产，就不用担心生活，大的寺院僧众上千，良田百顷，可以雇佣佃农来帮忙种田收割甚至卖粮，收入足够寺院生存而且还能够活得很不错，寺院僧众只管参禅念佛都可，不用担心生计问题。而且大的寺院除了种粮收入，十方供养也很多。但现如今禅宗寺院仍想依靠原来的方式来发展，显然已是不太现实的。
至于师兄所说的新农禅模式，从目前来看不太可行，首先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就没法解决，农村集体用地将来会参加流转，就算不流转，谁家又愿意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赠送给寺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国家也有很严格的规定，也要走招拍挂的程序，国家对于耕地的管理控制更加严格，所以首先在这个层面就存在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其次，就算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不管是种粮食还是种经济作物，其收入毕竟有限，药材的种植会受到很多气候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现在中药材的价格也是很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台山隐者

看来净杰师兄还是不太了解行情，这些事情我是参与了的，并没有你讲的那么困难，许多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再者我想听祖师大德的话，按祖师大德的教导走肯定没有错的。这也是大势所趋，许多寺院已经开始搞自己的产业了。出家人不是专门给死人念经的，许多修行人都不想搞经忏的，自己都一身业障了，还给别人消灾，最后搞一身怪病。而自己劳动对身体还好。反正听祖师大德的教导，走自己的路就行了，不用征求所有人意见。新农禅我们是搞定了。

佛学钻研者

“佛说戒律，祖制清规”。戒律，是佛说，即释迦牟尼所说；清规，是祖制，源于奉新百丈山怀海禅师，因所立仪轨能清净大众，故称清规。

佛教白达摩东来三百年间，僧侣多住律院或岩穴、树下，没有自己的寺院。至唐代，马祖道一于江西广辟道场定居安僧。马祖示寂后，其弟子怀海在奉新百丈山制定丛林规矩，撰清规二卷，广为流行。世称古规、古清规，亦称百丈清规。百丈清规参照了大小乘经律，根据当时禅林的具体情况而订，体现了禅门戒律的新观念。它的创立，标志着佛教戒律中国化的走向。

怀海禅师所创清规在南宋之后全部失去，幸有宋大居士杨亿所撰《古清规序》扼要地摘录了百丈清规的基本内容，成为后人了解百丈清规的可靠资料。从《古清规序》看，百丈清规涉及丛林全部生活制度。清规提出“……斋粥随宜，二时均遍者，务于节俭，表法食双运也；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这里“斋粥随宜”的“宜”，指的是可食物品的品种和多寡。一天两顿饭，主要是稀食，外加野菜之类，所以要求“务于节俭”。同时实行严格的“平均分配”，即“五时均遍”，人人有份，别无特权。所谓“行普请法”，即普遍邀约大众不分职位高低一律劳作，今称出坡。“普请”的范围，主要是锄地、除草、收割等农业生产，也包括挖野菜、捡蘑菇、打柴挑水、烧饭补衣之类，总之是自己动手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这种务于节俭的艰苦精神，上下均力的勤劳作风，是怀海创立农禅的指导思想。怀海不仅制定规矩要求其他禅僧这样做，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广录》载：“师（怀海）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众皆不忍，早收其作具而息之。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食。”由于长老带头，上下平等参与，在佛门中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风。

怀海这种上下合力的普请之法，在印度佛教是不允许的。印度佛教戒律规定：“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对印度佛教戒律进行变动，需要相当的胆识和勇气。只有怀海这样心印释尊戒律初衷的高僧，才能做到这一点。须知怀海不是破戒，而是发展。从他回答弟子的问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大乘心戒的态度。“问：斩草伐木，掘地垦土，为有罪报相否?师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无罪。有罪无罪，事在当人。若贪染一切有无等法，有取舍心在，透三句不过，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虚空，亦莫作虚空想，此人定言无罪。”怀海的这番话，是农禅制度建立的宣言和理论依据，一扫人们心中的疑团，理直气壮地将农耕融人了佛教。从此佛教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宜春也因此而成为农禅的发祥地。农禅制一改印度佛教以乞食、布施为生的传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大进步。垦荒定居，作（务）坐（禅）并举，在四祖五祖时期，曾有实践。那时作与坐并没有完全融为一体。五祖弘忍曾提出“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经过一百多年后，怀海才把禅修与农作融为一体，把劳动作为一种制度巩固下来，形成了独特的农禅宗风。

台山隐者

佛学钻研者 发表于 2015-10-28 20:31
“佛说戒律，祖制清规”。戒律，是佛说，即释迦牟尼所说；清规，是祖制，源于奉新百丈山怀海禅师，因所立仪 ...

受教，谢谢

佛学钻研者

台山隐者 发表于 2015-10-28 23:51
受教，谢谢

阿弥陀佛
我只是截取网络中能表达我想法的一段。农禅没有错，佛法没有错，如果还有错，一定是我们自身的错，我们错用了农禅，错解了佛法。
我肤浅的看法是，农禅是把禅融入农里，以农养禅，对治自身的习气。本末搞清楚，什么才是如来真实意，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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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中国现代佛教的发模式，是以学院寺院，二院分开相互支持促进。这是太虚法师当初的设想，借鉴西藏扎仓制，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即学院主要僧人的学习研究修行，实现对宗教人员的教育培训功能。寺院则以宗教教的世俗功能为主修行为辅。学院向寺院输送人才，寺院向学院提供经济基础。各位师兄可以去看年轻一代僧团的简历，比如学诚和尚，等等。在古代修行学习与世俗功能即以寺院为载体体不分离。但是佛教对社会整体功能是分开。禅宗即生解脱当下即佛，重当下于俗离俗。不放弃享受而能超脱，迎合了士大夫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禅宗在佛教整体起沟通上层，获得政治支持，提升佛教地位。净土法门重来世思想，是迎合底层被统治阶级离苦求乐诉求。广大佛教基础。每一个时代在朝廷活动的僧人都有浓厚的禅宗背景。而依托佛教理论造反的都有浓浓的净土背景前期以弥勒净土思想与后期的极乐净土。而律宗则对佛教整体起规范作用，教下二宗主要是为佛门提供理论基础。宗教的发展是要符合社会诉求与需要，符合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即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古代中国寺院蓄地，到农禅合一等等一系列改变。就是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改革过程。就是佛教自身发展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的过程。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完全靠世俗供养是不可能，社会负担能力是有限的。印度佛教模式在思想上迎合了统治阶层，但在政治上却无法替代儒家治世功能。在经济上就成为社会的毒瘤。僧团的发展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宋齐梁陈南北朝佛教的兴衰与政权替换，引起统治阶级的警惕与打压，也引起佛教自身的反思与改变，即僧团必须要有自产自足的能力，向统治阶层靠拢，不能增加社会负担。所以古代不仅农禅合一，寺院也是交农税的。而且僧碟钱可以称税务中间对僧人的专税。唐朝时期的佛教四宗分立社会功能上的改革与经济的改革，为佛教带来巨大的发展，造成唐宋佛教的兴盛。但是这四宗把佛教功能分开捆绑，造成了一宗衰其他各宗跟着衰弱。宋末与元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对寺院的破坏。对教下的伤害是最大的，教下僧人的成长需要的物质基础上最大的，须要十几年的时间，系统的教导，完整无缺经典体系，稳定安全的地点。寺院的破坏造成这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到明朝，禅净各宗都非常注重对教下理论的恢复。直到明中后期才迎来佛教再次中兴。到清朝佛教又随社会整体往下走，明国时候，禅净律教四宗并兴，形成现代佛教的基础。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变化，旧有的佛教僧团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了，佛教本身必须发起改革。现代二院分开，还有太多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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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院受现代大学的影响，现代大学即以传受知识技能研究理论发展技术为主。佛学院对僧伽的教育重在佛教理论佛教学说观点教授，各佛学院的教材授课安排都反映这一点。此教育内容安排是符合各地寺院对宏法人才的需求。所以教育的目的就只是培养合适的宏法人才。宏法是即是佛学院培养目的，也是寺院需求，寺院需要扩大影响。寺院影响力大小有非常明显经济效益变化。变成了工厂、市场、职业技术学院三角关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总目的。造成佛教整体的世俗化。甚至有些地方僧人只是一种职业而已，跟教师医生一样。完全违背了，佛祖制定戒律离俗出世的目的。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管理调控机构。僧团要适应社会的市场化绝不能被市场经济控制。市场经济力量从佛教角度来看完全是业力牵引的体现。这是体制上的世俗化和堕落。另外上还有思想上世俗化，中国佛教管理层迎合政治需要的人间佛教思想，公益慈善。下层迎合普通群众填补精神空虚，念佛放生持戒，往生思想。更下还遵循古代宗教的恐吓手段，把因果缘起扭曲成冤亲债主的鬼神思想。上层的人间佛教，注意到了佛教应在现代社会承担的功能与义务，以慈善公益为目的，以大乘佛教菩萨行为理论基础。但是太虚法师的继承者不能对菩萨行的理论挖掘与禅宗思想的继承。缺乏理论高度，受到公益慈善名相系缚。不能突破公益慈善，变成只有公益慈善才是人间佛教，变成外在形式。造成路越走越窄。禅宗的即心即佛即俗而真，大乘菩萨行中从菩提心出发一切皆是利益众生。即一切行为一切行业都可以是慈善公益。反而被老毛继承了，各行各业都是社会主义螺丝钉，一切为人民服务。拿来粉刷社会主义制度精神上的空洞。虽然近年来有些法师对一些信佛的企业家指导与开示中说到了当以菩提心出发办企业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而以利益消费者，利益公司员工为目的，这就是菩萨行就是公益慈善活动。能迅速获得福德，且现世受报，财富名誉广为增长。但是还是零散的，一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风气氛，也没有人系统整理从新形成一个思想体系。不过这应该是未来佛教发展的主题方向。

台山隐者

顶。楼上讲得都好。

台山隐者

我有另一篇，论传统文化是学修佛法的基础。定稿，这里没出来，可以网上搜下

台山隐者

顶d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