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群教授]慧远大师的佛教观述评——以佛法和名教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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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无量香光网文章集锦》

●[董群教授]慧远大师的佛教观述评——以佛法和名教的关系为核心
慧远大师的佛教观述评——以佛法和名教的关系为核心
董群
在东晋(317～420)、十六国(304～439)时间，中国佛教有三大中心，建康、庐山和长安。其中建康和长安都是都城式的，庐山则是纯粹山林式的。庐山僧团领袖慧远(334～416)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探索，形成了慧远独特的佛教观。本文从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佛法与名教的关系——来阐明慧远的佛学观中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和整顿佛教的立场，体现慧远处理政教关系和儒佛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背景
慧远时代，东晋政治上层对于佛教提出了一些约束要求，突出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求“沙门敬王”，反对“沙门不敬王”，二是从服饰之礼法的角度反对“沙门袒服”，三是主张“料简沙门” 。
1、沙门敬王与不敬王之争。
这主要体现为两轮争论，一是晋成帝的沙门敬王诏及何充等人的反对。二是桓玄对沙门敬王的重申和一些官员的反对。
晋成帝和大臣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庾冰和何充之争。成帝三次下诏，都是庾冰代诏。何充等则有三次上表反对。
晋成帝时，庾冰辅政，曾于咸康六年(340年)代诏，“谓沙门应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议论，认为“不应敬”，并上奏折，主张“不尽敬”，强调尊重佛教的教义，“不变其修善之法。”不强行改变佛教的教法。
庾冰又代晋成帝下诏，重申沙门应敬王的要求。诏中申明礼法的重要性，“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尊重名教，自古就是如此，不应弃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诏书批评方外佛教对于方内礼教的不敬重，“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不应这样就使礼教尽弃，“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世。”导致人们对于名教的不尊重，“傲逸宪度”。重申佛教徒不应当“假服饰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礼，直形骸于万乘。”[1]
何充等又上书重表《沙门不应尽敬》，认为佛教实有助于国家，自汉代以来，佛教还没有不利于王化者，“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兴自汉世迄于今日，虽法有隆衰而弊无妖妄。”对于一种教化来说，这样的社会效果，没有超出其上者，“神道经久未有比也。”如果一定要使沙门敬王，实际上对于佛法是一种损害，这样就会使修善的佛教在当世衰废，“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令修善之俗废于圣世。”[2]
晋成帝再次下诏，认为何充所言诸如五戒有助王化之类，也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忽略了对于俗世王者的礼敬，而治国之纲要就在于礼教，佛教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能遵守，“五戒之才善，粗拟似人伦，而更于世主略其礼敬耶。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 之所以要佛教徒敬王，是一王化的需要，王化之教是唯一的，不能有二，否则容易引起混乱，“万乘之君非好尊也，区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陈，王教不得不[3]一，二之则乱。”并批评何充实际上并没有明了所谓“有之于无”的关系。[4]
对此，何充等人第三次上奏，具陈佛教无违礼教之实，都是专一守法修善之人，首先想着的是国家，“今沙门之慎戒专专然，及为其礼一而已矣。至于守戒之笃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礼敬哉？每见烧香咒愿，必先国家，欲福佑之隆，情无极已，奉上崇顺，出于自然礼仪之简。盖是专一守法。”[5]
桓玄(369～404)是东晋大司马桓温之子，东晋时代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物，曾于元兴二年(403年)十二月篡晋皇位自代，次年二月被杀。成帝的沙门敬王令实际上因何充等大臣的反对而未能实施。桓玄对佛教并无好感，他后来又提出沙门敬王问题，认为何、庾之争不是理论性的，没有在理论上说清楚，“未是以理相屈也。”庾冰“理据未尽”，而何充则是“偏信”佛教。他写信给八座[6]大臣，佛教的传统应当是“以敬为本”的，此处也不应有异，不应废“恭敬”。为什么要礼敬王者呢？“皆在于资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是因为王者有如同天地二仪一般的生生之大德。佛教徒“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于理于情都有违，“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他希望八座高官能够思考这一问题。[7]
八座答书，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佛教“不期一生，要福万劫”，所以“世之所贵，已皆落之，礼教所重，意悉绝之。”如果一定要使佛教改变其特有的礼仪，也是不妥当的，“王者奉法出于敬，信其理而变其仪，复是情所未了。”建议对于佛教的独特礼仪，还是“即而容之”，以宽容之心弘法，才是“在宥之弘”。[8]
桓玄又致书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强调“沙门抗礼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这一问题应当充分讨论，希望王谧能够发表意见。[9]
王谧对于佛教是持赞同态度的，认为佛教的礼敬方式与世俗有所不同，“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门虽意深于敬，不以形屈为礼。”佛教所贵者为道而非人，因此，“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佛教的传入历时已及，之所以能承传不衰，正因为佛教有于世有益之处，“独绝之化有日用于陶渐，清约之风无害于隆平。”[10]
为此，桓玄和王谧之间，又有多番驳难和辩护的交锋，争论更为深入。
桓玄为沙门敬王之事，也致书于慧远，并附以《致八座书》，重申“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于理又是所未谕。”要求慧远重点谈谈沙门为何可以不敬王，“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11]慧远对此问题，必然要做出回应。
而慧远的回应，实际上对于桓玄放弃强迫沙门敬王是有决定意义的。在慧远答书后，桓玄又回慧远一书，并下诏“许道人不致礼”。诏书极其简略，正文仅49字，也是不得己而为之。
2、沙门袒服之争。
出家人的着装样式，自佛教传入之后，就受到中土人士的批评，早在《理惑论》中就争论了这一问题。慧远时代，镇南将军何无忌曾向慧远问及沙门为何袒服的问题，“沙门袒服，出自佛教，是礼与？”“三代殊制，其礼不同，质文之变，备于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论者咸有疑焉。”慧远为此撰《沙门袒服论》。何镇南撰文诘难慧远的观点，认为，“仪形之设，盖在时而用，是以事有内外，乃可以浅深应之。”[12]慧远再作《答何镇南难袒服论》重申佛教的立场。
3、料简沙门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