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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亦新: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听鸡蛋实现开悟是一种法门,扫地僧达到成就也是一种法门……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的途径而已。佛教应该去适应更多的人群。比如说你喜欢跳舞,那么我就要告诉你,如何要在跳舞的时候证得空性。这样行吗?
●雪漠:可以。比如,他喜欢做饭,我们就告诉他如何通过做饭来达到那种境界;比如说你喜欢打篮球,那么我就要告诉你,打篮球打到那种人球合一、无球无我的时候,就可能在一种忘我的境界中,认知到自己的心性。当他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让他通过走路认知自性。我们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让不同的人认知自性。在这个时代,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枯禅了,死水一潭是没用的。早期上座部佛教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觉悟过程是非常鲜活的。宗教一旦被制度化之后,反倒远离了真理。
◎陈亦新:有人认为政教合一有利于宗教,其实那恰恰是一种灾难。当你想用某个教派的教法来统一佛教时,佛教那种百花齐放的景象就不会出现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成为灾难。现在,当全球化浪潮淹没中国文化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已经不重视过年了,反倒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中国的七夕很多人都不知道,过七夕的时候人都没有反应,但是过情人节时满街都是玫瑰花。所以说,文化要保持一种多样性。就说宗教也罢,我们的民族文化也罢,我们不能让它淹没。我说得对吗?
●雪漠:对的。因为随着它灭亡的,可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基因。有时候,一个物种不一定在生物界占有多大的份额,但它却可能承载一种优秀基因。当这种优秀基因跟另一种文化“杂交”时,就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物种。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抢救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化。
至于你前边说的因材施教,这是佛教的传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是这样因材施教的。教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一旦不对机的话,这个法就不起一点作用。曾经有个出身于洗衣坊的人修“数息观”,另一个开舂米坊的人修“不净观”。结果佛陀发现,他们虽然修了许久,却没有大的作用。于是,佛陀就作了调整,教熟悉舂米的人去修“数息观”,因为他对“咚咚”的那类有节奏感的声音很敏感;随后,佛陀又让熟悉洗衣的弟子去修“不净观”,因为他经常洗衣服,对净垢会很敏感。调整后,两个人很快就成就了。
佛陀住世的时候,许多人都证得了阿罗汉果。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因为他吃了一个铁匠供的食物中毒了。有一个年老的婆罗门听说佛要涅槃了,就跑来皈依佛,阿难不让他进。释迦牟尼佛说:“你让他进来吧,那是我最后的一个弟子。”进来以后,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开示心性,当下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然后他在佛前涅槃了。可见那时候,有很多顿悟顿证的上根之人。
那么,这种当下的明白和顿悟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越来越稀少呢?从制度化宗教兴起之后。宗教制度化之后,一些教派的领袖可能会要求传承弟子们按他证道的那种方式去修行,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步骤和规矩。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宗教礼仪。许多时候,宗教礼仪是非常必要的,它也能承载一种宗教精神。它为后来的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成就的路线图。
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情况,要是遇不到真正成就的善知识,跟那些宗教礼仪对机者可能会成就,不对机者就很难成就。一些众生,正好适合某种形式的时候,他就容易成就;而对于不适合的那些人,就修不下去。到了后来,“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晨星”,原因除了精进等因素外,也可能是那种制度化的东西没有与时俱进,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跟许多人的根器不一定对机。要知道,教法要是远离了真理,变成了一种教条化存在的时候,是生不起大用的。
对于俱足了资粮的对机者来说,真理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干净、非常质朴的。老祖宗常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
佛教越到后来,教义与仪轨越加繁琐。释迦牟尼佛住世时那非常质朴的原始宗教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著述者。除了宗教官员之处,宗教中有话语权有两类人:一类是成就者,但成就者往往远离文字,远离名相,他不一定著书立说。许多成就者虽然有当下话语权,但不一定有历史话语权,要是他留不下文字的话。在他住世时,名声虽天摇地动,但随着他肉体的消失,他的话语权也就消失了。而另一类人就是学者和佛学家。他们可以大量地著书立说,虽然他们的肉体会消失,但文字却留了下来。他们拥有了历史话语权。后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就占领了佛教文化市场,并慢慢地把那部分没有历史话语权的成就者挤出了历史视野——这当然不是有意为之。这时,佛教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因为理论的越来越高深莫测,老百姓也越来越不懂了,只是觉得莫名其妙。要是有些人学了一辈子佛还是契不进去,他们就有可能产生退转心。佛教就是这样在印度衰微的。
历史上像冈波巴大师那样既是成就者又是佛学家的人并不多。你想,密勒日巴连肚子都吃不饱,吃的是草,哪来的笔?哪来的纸?他只能用唱歌的形式。他已经很了不起了,留下了那些道歌。但大部分成就者没有留下道歌,也不著书。因为他们远离了宗教名相。那时候,一些真正有修有证的人,都远离了喧嚣,独自享受涅槃之乐去了。当成就者远离人群之后,人们的追求与真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空隙,那些摆弄口舌之能但不一定能证悟实相的浅薄之徒就会出现,并占领市场。
当然,我不是说文字一无是处。我的意思是,虽然文字也能承载非常优秀的东西,能繁荣佛教文化,但要是佛教文字只追求繁琐和深奥的话,就会远离大众,最后流于一种世间法的学问。
印度教之所以在印度取代了佛教,原因就是它非常鲜活,能与时俱进,老百姓需要什么,它就给什么。而佛教到了后来,只能到那烂陀寺那样的地方去找了,别的地方已经没有佛教了。那烂陀寺里的知识分子,除了参与一些著述和辩论外,已经影响不了大众。老百姓也不知所云,只好远离了。后来,外道大军一旦毁了那烂陀寺,佛教就在印度消失了。
当佛教界注重著述而轻视实修时,真正的证悟者就会越来越少。要知道,单纯地逞口舌之能,是没有办法开悟的。他自己要是没有尝到那个味道,就无法传承真正的智慧。于是,制度化宗教就渐渐成了一种主流方式,变成远离宗教精神的某种形式。它也可以以所谓的文化、社会科学等形式占据市场,出版一些学术著作,但成就者却越来越少。
就这样,制度化宗教一天天远离了非常质朴的、干净的、直指人心的真理。它慢慢地教条化、组织化、繁琐化,一步一步远离了人类。当我们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时,要是钻进教条化、组织化、繁琐化中时,是很难出来的。在这种状况下,不识字的慧能反倒能创立出他的禅宗,而没有多少学问的密勒日巴反倒能唱出伟大的道歌。
现在的问题就是,像密勒日巴这样伟大的人,其实也缺少真正的知音。你要想欣赏成就者的层次、明白他们的心灵、理解他们的精神,你至少也得有一定的智慧和境界。只有你在修证上和理论上实现一种超越时,才能实现一种反思,发现过去文化的缺陷、局限和不足。
香巴噶举从琼波浪觉起,就秉承了原始佛教的简单和质朴,所以它诞生了大量的成就者。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修行人重点去著述,他就有可能变成学者,而没有时间实修成就;如果不去著述,他的肉体消失之后,精神的东西就很难有承载体。
成就和著述就是佛教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当你的一个翅膀没有力量的时候,可能会飞起来,但是飞不高,飞不远。
现在的市场上,流行了很多没有实证经验者写的书。他们谁都可以写个一塌糊涂,结果你会发现,大多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很难有创新。许多书仅仅是用另一种语言把以前的经典改写了一遍,其中大部分都是掺了水的东西,精髓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选自《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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