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在中国佛教中的作用

武汉毛中

　　知识分子在中国佛教的角色
　　与标榜学术价值中立的纯研究者不同，蓝吉富承认：“由于对中国佛教始终怀有一股自然而然的孺慕之情，因此，当我在研索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时，也往往会夹杂着若干‘纯粹研究’以外的期盼与憧憬，也常常会驱使我从其他国家的佛教历史中去寻找可资我国借鉴的事例。”（38）他从台湾佛教表面的繁荣中，看出其基础并不稳固。不像日本、韩国那样，以统辖成千上万寺院的宗派组织为弘法的中枢，各自为政的台湾佛教界，必然造成资源浪费。“各个寺院不断地从零做起，乃无法使前人后人之间的努力相互承接而连成一线。于是制度不易严格建立，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资源浪费的比例，大得惊人。”（39）
　　当他作为一个学者，力图揭示事物的真相时，他会相当勇敢地发人所不能发，率先提出“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等问题；但作为一个与佛教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他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也只能是欲语还休、点到为止。《当前华人佛教在教义与实践上的若干问题》一文，比较集中地概括了信仰理性化的趋势与传统信仰价值动摇的“悖论”现象。蓝吉富指出，佛教若不能回应现实社会的挑战，并对某些难题作出合理解决的话，佛教的信仰者、实践者或弘法者势必较难对佛法给予应有的坚持：
　　一、佛教的舍离精神与“认为追求财富是善的、人的智慧值得投资在利润的追求上，这样的欲望是不必谴责的”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冲突。
　　二、佛教主张众生的生命价值在基本上是平等的“众生平等”观念与世上大部分宗教只以人类为主要拯救对象的“人类至上”观念的冲突。
　　三、佛陀适应二千多年前印度社会环境“随犯而制”的戒律其中有些部分与现代生活的冲突。
　　四、不同经论或宗派在教义上的冲突，使现代人无所适从。
　　五、用学术方法客观研究佛教的态度和成果与佛教徒主观信仰的冲突。
　　六、缺乏系统性的组织，以一二所寺院个别弘法，难以成就较大规模的佛教事业，且有重复、浪费及较易失败的可能。
　　对上述难题，蓝吉富并未作出任何回答，也实在是不好解答。他建议采取两种可供尝试的方案：一、各国佛教会应形成一所中央研究院，以研究高深的教义及其与时代冲突的问题，并为层出不穷的宗教疑义及弘法政策作出一个类似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解释，其立场是佛教本位的，但态度是“依法不依人”的，方法则是客观严谨的。二、佛教内部的高深研究人员，应在内容和特质上对现存之庞大繁杂的各宗各系教义，作一崭新的而不是评定高下的判教，使当代佛徒在信仰、实践时能选得与本身相应的法门，而不至于茫无所归。（40）
　　这二个中心，迄今似乎并未成立。即便成立了这类研究中心，如果知识分子依然轮回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怪圈之中，恐怕比清谈馆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当前有如诸侯蜂起、群雄林立的中国佛教界，佛教知识分子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近四十年来，大陆的吕澂先生和台湾的印顺法师，一直被视为中国佛学研究的两个高峰。但文革以后的吕澂相当寂寞，有二十余年“不著一字”。1987年7月8日，吕澂在京悄然逝世。台湾蓝吉富先生是年从杨曾文先生8月18日的北京去信中闻讯后，当即撰《吕澂的生平与学术成就》长文，载于8月28日出刊的《福报》周刊第8号。他把吕澂与同时代的日本学者宇井伯寿作了对比：在学养上，他们都熟谙现代佛学研究方法，通晓多种语文，都具有世界眼光，治学领域也遍及印度、中国、与西藏三系的佛学。在师友方面也都有良师益友可供提携与琢磨：宇井是著名学者高楠顺次郎的门下，与木村泰贤、长井真琴等名家又是同学。同样地，吕澂是唯识学大师欧阳渐的上足，也是王恩洋、黄忏华、熊十力等名家的掌门师兄。然在现实际遇上，两人则不可同日而语。宇井先后出任日本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与驹泽大学等校教授。八十一岁的宇井在著作产量上也远多于拥有九十三岁高龄的吕澂。宇井在学术研究与教育学生方面的成果，也使日本佛学界产生了一股“资料丰赡、考证周详、义理深入”的绵密学风。这股学风曾影响了甚多二十世纪的日本佛教学人。
　　造成宇井成功的客观因素，还在于日本有容纳一流佛教学者的环境。因为日本有数十所佛教大学，数以千计的佛教学人，以及数以百、千万计的佛教徒与佛书读者。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大环境，似乎并不需要吕澂这样杰出的学者。一般大学不需要他，佛学界与佛教文化界自顾不暇，对他也无法关注。至于哲学界与历史学界，更无法给他应有的文化尊重与支持。“最令人感到怅然的不只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冷漠，也不只是其学术思想的后继无人，而是他所竭力去廓清扫除他所认为的佛学上的‘重重障蔽’与‘错误思想’迄今仍然百花齐放，盛行一时。”蓝吉富以相当感伤的笔调写道：“这些现象不只烘托出哲人的孤独，也显示出治学的艰难。而且也不禁使人怀疑，宗教及学术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的宗教是否有必然的关涉？”（41）
　　读到这里，确实使人黯然神伤。但是，学术不以成败论英雄，衡量思想的时间尺度，往往会跨越几个世代。既然吕澂毕生为之献身的事业，已凝聚为五卷本的《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那么生前身后的枯淡寂寞，其实已是无关紧要了。要确立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离开具有独立品格的佛教知识分子，是无法想象的。身兼禅师和博士比丘双重身份的圣严法师，一向重视与国际规范接轨的学术研究。他对少数人的学术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为每一时代和社会负起了带动、指导、设计、影响的任务。时代的文明在不断的进步，如果我们佛教界没有专家学者，为我们作承先启后的研究，便无法因应时代的潮流，佛教便会受到时代潮流的淘汰。”（42）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最大创获，也许就是树立了一种求真求实的学术风骨。在重塑佛教的宗教品格和修证精神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诚实研究，将会对佛教教团的发展，起到一种类似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对于佛教知识分子来讲，听不听在你，而说不说在我。若在现世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那就如同历史上的无数前辈已经做过的那样，把自己的终极追求，托付给历史，留交后人。
　　于是，学术的生命，就在历史的延续中获得了永恒。---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