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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3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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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山]六、佛国净土匡庐山
续-《●[佛教与山]六、佛国净土匡庐山》
摘自《无量香光网文章集锦》
在庐山还流传着许多同佛教有关的传说神话,其中关于慧远的最多。相传慧远当年于法堂庵撰《涅般木经疏》,疏成而掷其笔,笔卓立虚空不堕,化为掷笔峰。相传东林寺建成后缺少泉水,慧远以杖掘地,泉水喷涌而出。再如关于“虎跑泉”的来历,据说慧远与名士高僧在东林寺后游玩,老虎跑来效劳,掘地成泉,供他们饮用,此泉故名“虎跑泉”。又相传天池山下有巨石障路,慧远弟子慧持往诵尊胜咒千遍,石忽开裂,路遂通。这些神话传说固不可信,但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这一佛国净土浓厚的文化氛围。
三、释子与儒道名流庐山历来为儒士们所青睐,他们或游历,或隐居、或办学,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这里重点提及的是白鹿洞书院和濂溪书院。这两个书院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阵地,也是儒士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白鹿洞书院地处庐山五老峰南山谷中。其北靠后屏山,其西倚左翼山,其南为卓尔山。山中林木繁茂、郁郁葱葱。贯道溪从凌雪峰来,经书院,穿过峡口,向东流去。白鹿洞原为唐代江州刺史李渤读书隐居处。时李渤养有一只白鹿,人呼其为白鹿先生,称其所居为白鹿洞。唐末,为避战乱,不少儒士来此读书讲学。南唐升元间(937—9 42),此地开始建学置田,称为“庐山国学”。宋初扩为书院。宋太宗曾于太平兴国二年(97 7)下诏,将国子监印本“九经”颁发给书院。宋真宗则在咸平五年(1002)下诏在书院内塑孔子及其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1008),礼部郎中孙琛,为学院增建学馆十间。时学生“常数十百人”。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为全国四大书院。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火连天,白鹿洞书院遭严重破坏,以至“屋宇不存”。南宋时,白鹿洞书院的中兴得力于朱熹的苦心经营。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守,他接连上书,力主重办白鹿洞书院,并争取到宋孝宗的赐额及御书,使书院名声大振。朱熹为书院制定有“白鹿洞规”,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定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关于“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朱熹对书院倾注极大的热情,将这里作为他传播和研讨理学的重要基地,他在这里留有众多的诗文及题名。同时在这里讲学的还有陆九渊、王守仁等著名学者。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一宏大的建筑群落。元代,白鹿洞书院为战火所毁。直至明正统元年(1436),翟溥福任南康知府时,才开始修复。明弘治年间(1488—1505),苏葵任江西提学佥事,重修部分殿堂。明弘治十一年(1498)御史陈诠为书院收回学田900亩。书院得到恢复和扩大。但好景不长,明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请废书院,白鹿洞书院也在被废之列。书院虽终未毁,但征去学田1000亩,变卖后以充边防军费。此后,潘志伊任南康知府时,收回学田数百亩,“重构堂庑,召集坐徒”,但也只能勉强维持。明末清初,书院又一次遭到破坏,直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江西巡抚蔡士英前来南康,书院才得到重修,并清核田租,使书院每年保有900余两白银的固定收入。此后书院得以多次维修,但仅处于维持状态。白鹿洞书院现存房舍,基本为清道光年间所修。仅存有圣殿、御书阁、彝化堂等。圣殿西原为启圣祠,现有碑廊存碑百余块,其中有朱熹制书院学规及历次修建文记、名人书法等。明万历间紫霞道人的《白鹿洞歌》为书法珍品。院外有独对亭、枕流桥等景观。后山洞中有石鹿,为明代正德年间复制。
庐山著名的书院还有濂溪书院,系宋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周敦颐于宋熙宁五年(1072)所建,位于庐山北麓莲花峰下。此后书院屡毁屡建,直至清末,为封建社会中国南方一重要学府。儒家与佛家、书院与佛寺长期并存于庐山,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当在必然之中。
自古以来僧人中不乏学者大师。这些人往往出身于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不满社会的黑暗,深感仕途的艰险,遁入空门以寻求精神的寄托。这些人往往兼通儒、佛、道三家经义,既能谈禅又能论政。他们将深奥的佛教哲理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弘扬了佛法,并大大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东晋南朝直至唐宋,庐山佛门中的慧远、慧永、智常、居讷等人,正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还有更多的士人,自己虽未投身空门,却同僧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把和僧、道交游视为一种超逸风雅。在东晋南朝时,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宗炳等士人与慧远、慧永有莫逆之交。晋元兴元年(402),慧远邀集刘遗民、周续之等学者居士聚会,研讨如何转生西方净土世界问题,并请刘遗民撰《发愿文》,123人共誓佛前,转托来世投生西方极乐世界。谢灵运与慧远交厚,慧远死后,著《慧远法师诔》以示悼念。王羲之也崇尚佛教,将自己的别墅舍给西域僧人达磨多罗,是为归宗寺。在唐代,白居易也同佛门联系密切,临别时,将自己的文集寄存在东林寺,并委托僧友代管在庐山的草堂。在宋代,李常将万卷藏书寄存在庐山白石庵。欧阳修与圆通寺住持居讷禅师一见如故,坐而论道,成为至交,并赠诗给居讷: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
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
三苏(苏洵及二子苏轼、苏辙)同居讷也有交往,相互以诗词应答。士人投身空门和僧人保持密切的关系,既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但更多的则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佛教这一异质文化自东汉末年传入以来,已渐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已渐渐得到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认同。也正因为这种认同,更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在庐山的繁荣。
除佛教外,道教在庐山也有一定的影响,著名的道观,要首推南朝时陆修静创建的简寂观了。此外还有祥符观、先天观、景德观以及唐朝的白鹤观、广福观、太平会等。当时的佛教寺院多集中在庐山西北麓,而道观则集中在东南麓。佛、道两家的竞争是激烈的,但道家往往处于劣势。清代文人李渔为简寂观书写一幅对联,反映了这种状况:
“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谛,出我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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