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杀贼 下马学佛

江西崇义金山寺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的时候，在佛教圣地南岳衡山, 一支由佛门弟子组成的抗日救国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了。当时, 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正在衡山，他非常重视这支佛门弟子的抗日队伍, 亲笔为他们题词“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

一僧人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不愧为大战略家、大手笔。他深刻洞晓佛教惩恶扬善、报国济民的宏旨, 用八个意味深长的大字道出了佛教徒学佛必当爱国，爱国即应学佛的真理。 “上马杀贼”，体现着佛弟子自应积极应世、入世的精神。佛弟子学佛, 难道是为了避世、逃世, 所谓“遁入空门”吗？不也。佛弟子学佛修行, 固然为了个人了却生死、证得无上涅磐, 但修行的法门, 最重要的是布施。布施, 就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就得应世、入世, 而不是放弃社会责任而独善其身。正如太虚法师所说, 只有利益人群、造福社会, 才是成佛的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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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不离世间，但世间法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者，独善其身；大道理者，兼善天下。但小大不二，因小能见大，大又摄小。如出家人常说，生死事大，这是就个人修行言；但同样生死事小，这是就家国言、天下言、佛法言。

一座寺院，有低眉菩萨，又有怒目金刚，低眉菩萨感召众生，怒目金刚弹压群魔，两者圆融，方为佛法。

百年来，中华民族一位大英雄林则徐，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修净土，倘切身处地想，他当时已当了相当部长级的大官，名成利就，上有多变的皇帝，外有凶捍船坚炮利的英国人，周围有虎视耽耽的反对派，他出来禁烟，从俗世观照，凶多吉少，甚至劳改家破人亡，从个人修行言，兴兵犯杀，亦恐怕因果难断，林公大可明哲保身，但偏偏就是这位日诵《阿弥陀经》、《金刚经》的虔诚佛子，拍案而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做出当时众多臣僚不敢做的大义——禁烟，烧洋人鸦片，动干戈，勇抗英军，击侵略者，为什么？就在于毒品泛滥，荼毒国人，列强以武力为威胁，强行邪道，面对这股逆流，大乘佛子，岂能置身度外？岂能不担起扶正压邪的重任？当代净土宗师印光大师感叹：“详观古人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则徐抗英，戚继光抗倭，他们是居士，出家人又如何？

笔者以为，世间法者，从经济、政治、军事、家庭、谋生、技艺……均可以佛法摄之，符合般若者，都是佛法；不符合般若者，恐怕在深山里修行，都未必是佛。林则徐不发大愿，他不敢去禁烟；莽会首不护法心切，岂敢去剿匪？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公而忘私，用佛教的话来说，他们是行菩萨道，对他们言，沙场即禅堂，实践行愿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他们把个人生死置于度外，这就是了生死。人人怕下地狱，但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安家，他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发此愿，行此愿时，他即成佛；他誓愿“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当他发此愿，行此愿时，即证菩提。笔者认为，这就是佛法玄妙之处。

佛教界还充分阐释了“杀敌”与“戒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如太虚就认为，“佛教徒是反对杀任何生物为食品的”，“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弘一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所以，他们认为武力抗日是菩萨的救世行为，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则是最好的积善行德。他们号召佛教徒“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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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弘一法师曾为泉州开元寺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这个题词与周恩来的题词有同工异曲之妙。弘一法师题词后书跋解释说：“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这个跋也正好给周恩来的“下马学佛”作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