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年谱

你们好久不见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之贡献）



沈去疾居士編著



沈去疾著编例说明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之贡献

一、专弘净土，力倡念佛法门

二、发现并总结明清以来佛教衰败之根源

三、主持创办‘弘化社’

四、兴建灵岩山寺净土宗道场

五、印光精神

印光大师年谱



沈去疾著编例说明



一、本《年谱》目的在于阐发谱主精进念佛净土思想，及其‘普度众生，庄严国土’之大乘佛教精神。是故在教言教，冀为专修净业者作一善导，非为仅供宗教研究之著也。



二、谱主书函中涉及姓氏人名颇多，其中凡可查考者，皆注释简要生平事迹和生卒年月；其无可查证者，则付阙如，不再一一说明。



三、谱主之书函后有但署月、日而无年分者，亦有全无年月日期者，皆依据其信函内容或其他资料考定之，附于编者按语之中，不再于文后另撰‘校勘记’。



四、本《年谱》涉及之文章略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即文钞正编）略称《增广》（中华书局一九二六年版）。



《续编印光法师文钞》略称《续编》。（一九三九年苏州报国寺初版印行）。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略称（三编）（福建莆田广化寺一九八九年编印）。



《印光法师行业记》略称《行业记》。



《印光法师永思集》略称《永思集》。



五、印光法师有些书信、文章，无法考查写作的具体年代，但其内容对了解、研究印光法师佛学思想方面又极其重要，需要全文收录，就折衷地将它放在印公写作此文的大致时期之内，附于某年注文之后，以书宋字体别之。



六、本《年谱》仅以编者手头所获资料为据，未及广泛咨询、求访，是以疏漏不妥之处必多，尚祈海内外大德、贤士赐教指正，以冀来时修订再版。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之贡献

沈去疾   



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土，千百年来历经数十代高僧、居士、信众的虔诚弘扬，形成了今天这样以大乘精神为特色的中国佛教。在漫长的时间迁移及地域变更过程中，自不免有异端思想的渗入，夹泥带沙混入一些根本背离世尊立教本旨的东西，历史上的高僧大德与具有慧眼的虔诚弟子，在这方面一直在为纯洁佛教而不懈地努力著。实际上，凡是弘传佛法卓有成就的高僧大德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觑破时节因缘，因机调伏众生’。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天时、地利、人和，抓住适当时机来宣传弘扬佛法，感化群众。在近代，展现此一特点十分出色，且又始终不渝、紧密贴切遵循释迦佛教本旨来进行弘传活动的杰出人物之一，也就是留下三大部《文钞》，被后人尊为莲宗第十三祖的印光法师。



印光法师(公元一八六一——公元一九四０)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俗姓赵，陕西郃阳县人。二十一岁时(公元一八八一)在陕西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从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起，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住了三十多年，阅藏念佛，专志潜修。民国初年，高鹤年、徐蔚如等居士先后到浙江普陀山与印光法师会晤，继而又将他的佛教论文及书信在上海《佛学丛报》发表并印行出版，社会各界深为钦敬，始渐知其名，知道有这样一位别号‘常惭愧僧’的和尚。应佛教僧俗要求，徐蔚如又搜集了法师的信函，文稿篇，出版了《印光法师信稿》、《印光法师文钞》。大师的文章，不仅佛理深邃，而且文辞典雅，条理清晰，深入浅出，为人们争相传诵。仰慕大师高行的善男信女愈来愈多，有的到普陀山请求皈依，有的远途驰函寄呈法师，请赐法名，求开示。此后印光法师频频至上海、苏州、扬州等地校印经书。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会晤简玉阶兄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为之详细解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乃从此发心皈依佛门净土宗，以后又将其私宅南园施赠予上海佛教净业社作基址，即是后来觉苑所在。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印光法师在上海校印净土宗书近百种，印行数达十万册。一九三０年法师离开普陀山到苏州报国寺闭关，又将经书流通处弘化社自沪迁苏。一九三七年冬，苏州沦陷，法师移居吴县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遵从大师指示，将灵岩山寺改建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后两年，《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印行出版，印光法师亲自作序。一九四０年(民国廿九年)夏历十一月初四日印光法师圆寂于灵岩山寺。印光大师的一生，与他的语言、文字一样，平直无奇、质朴无华。他生前座下皈依的在家弟子不下十万，但是他一生不任寺庙住持，不收剃度徒弟，不募捐化缘。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曾经在上海拜见过印光法师，撰有‘两法师’一文。叶不是佛教徒，但他在文章中说道‘这位老人在宗教界的地位崇高极了’(1)。事实确实如此，在大师离去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读他的《文钞》，犹凛凛然，生气蓬勃，常为其精辟卓越的见解、正直坦荡的襟怀而肃然起敬，感叹不止，何况当时亲识其面的人呢！大师在宗教界的崇高地位来自于他的崇高思想和他对近代佛教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巨大贡献究竟何在呢？去年我在编写《印光法师年谱》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师留下百余万字的三大部《文钞》，不仅是佛门瑰宝，而且也是近代学术思想界的一笔珍贵财富。他在他所处的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为当时一些想从佛门中求解脱的人指点迷津，找到了一条即是遵循释迦佛创教原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学佛之路。印光法师所提出的一些建设佛教丛林的方针、纲领，一些针砭时弊、改造社会的要略，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梁启超在当年读了《印光大师文钞》(正编)后，称颂说：‘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2)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专弘净土，力倡念佛法门。



近代中国佛教净土宗是和印光大师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大师自廿一岁出家，廿二岁受戒前在湖北竹溪莲花寺当照客，晒经时得读《龙舒净土文》残本，得知净土念佛法门。从此终身信奉，自行化他，专志弘扬了五十八年，直到圆寂。《龙舒净土文》是南宋时佛教居士王龙舒(王日休，字虚中，龙舒人，宋高宗时进士，又号‘龙舒居士’)编的一本初机入门书。印光法师十分推崇此书，十六年后还对人说：‘《龙舒净土文》言浅义周、词详理备，为接引初机第一要书，若欲普利众生，此书万不可忽也。’(3)



印光法师选择净土念佛法门为归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深刻观察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僧伽实际状况，同时又熟谙佛教诸宗门派的传承、特点，并结合世尊创立佛教本旨得出的结果。他在法雨寺藏经楼专志潜修，不担任寺内任何实职，一心阅藏二十年，其佛学研究造诣精深可想而知。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以大师那般天资、气质，二十年披阅藏经心得，认定了唯有净土一宗，念佛一法可以适合其当世弘传需要，是从畅佛本怀的意旨出发，自利利他，度己度众的最终之道。



印光法师认为：‘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与人信愿诚恳忆念之力，故得感应道交，即生了办也。’(4)近一、二十年来，由于人体生命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使人们对于人体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摄受、资讯、意念、感应等现象也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不再被轻率冠以‘唯心主义’而一笔抹杀了。人生有限，佛法无边。即以密宗和中国历史上弘传最广的禅宗来说，对于修持者本身的素质要求是颇高的。世上亿兆众生男女，人的生理构造虽基本都一样相同，但智商、体质差距不等，天资、禀赋，参差各异。以佛教语言来说，即是宿根各别。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不会‘悟’，不会‘通’，又有什么办法！何况参禅和修密还要专门特定的环境，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行。而念佛和发愿往生净土则是至简至易，人人可以实行，只要诚心就是。中国大乘佛教根本宗旨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普渡众生，利乐有情。’印光法师认为除了净土宗念佛法门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别的佛教、宗，法门能真正充分担当此任。这个宗派法门最符合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的本意原旨，是为最大多数人、及所有生物的解脱而努力的。



是少数一部人先成佛，先渡到彼岸去好呢？还是最大多数人一起成佛，解脱苦难到达净土彼岸的好呢？显然只有后者符合大乘佛教的教义教旨。



从对一种宗教思想研讨的角度来考究，还在于这个宗派法门能否永久保持教徒的信仰，坚定信心。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得到解脱，普渡众生到达彼岸。净土是彼岸的所在，历来的高僧大德都深明此义。故而往往皆是显密圆通，禅净双修，而从不炫耀什么‘开悟’、‘神通’境界。净土念佛法门提出了‘生前积德行善，一心念佛，死后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理论和方法。尤其著重指出了当一个人生命将要终了之际，临死之前一意诚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这一著，对于要求肉体和精神同时获得解脱的人来说，无疑是十分令人向往鼓舞的。



佛教之伟大，佛教之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它从创建一开始即自己宣布自己本身最后也是要灭亡的，并且把佛教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清楚地区分为三个时期，即是正法时代、像法时代、末法时代。明确指出了‘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如今已是佛历二五三六年。故而印光法师和我们都处在佛法衰微的末法时代，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人们虽然无力更改既定的历史时期，但是却可以根据这时期的性质来决定选择弘传佛法的契机法门，这样仍然能使佛教兴盛辉煌起来。印光法师的卓越贡献正在于他用其毕生精力为近代佛教指明了：‘净土念佛法门为当世隆盛佛法的唯一途径。’大师不但在理论上(5)实践上(6)证实了这个见解的准确性，而且还总结了念佛法门的具体方法要诀。



‘念佛名号，勿用观心念法，当用摄心念法。《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时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身也不会懒惰懈怠，名为都摄六根。’(7)



‘念佛之时，必须摄耳谛听，一字一句，切勿空过，久而久之，身心归一。听之一法，实念佛要法。’(8)



大师还介绍了能息灭妄念、屡试屡验的十念记数法：



‘所谓十念记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以此一句佛为一念。’(9)



‘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时。若静坐养神，由手动故，神不能安，久则受病。此十念记数法。行、住、坐、卧，皆无不宜。’(10)



类似这样的讲解方法，在《文钞》中所见殊多。值得我们提出注意的两点是：一，所有这些方法都是至简至易，切实可行，合乎现代医学卫生，而又不带任何迷信、神秘色彩的。二，念佛也不是有的人所想像那样随口瞎念念的，要持之以恒，则必须有一定的正确方法。



印光法师的净土宗思想是有一个完整体系的。这个体系从普陀山法雨寺时期奠基，到最后完整形成，其过程大致可分这样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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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二——一九一二     得读《龙舒净土文》，后又至北京红螺山净土道场参学。于一八八七年至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潜修，深入经藏，奠定基础。此一时期，著述中集中阐发净土思想的有：《净土决疑论》、《净土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以及他三十八岁时所作的《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在致体安和尚的这封长信中，印光大师酣畅淋漓地论述了净土宗在佛教诸宗所居的优越地位。指出：‘教理行果及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从历史情况说起，逐层深入，反覆阐明了净土念佛法门‘简易、稳当、切合实际’的特点优点。     一九一二——一九三０     此第二阶段，印光大师以‘常惭’名在上海《佛学丛报》发表净土三论，后渐接受在家弟子皈依。大量刻印、流通净土经论。在给许多皈依弟子的复信中，反覆阐述净土宗思想，介绍念佛法门。此阶段主要撰述有：《与徐福贤女士书》、《复永嘉某居士书》、《龙舒净土文·序》、《净土问答并序》、《示净土对治等义》、《南五台茅蓬记》等。     一九三０——一九四０     此阶段中，印光大师离普陀山至苏州报国寺闭关。倡议成立弘化社。作《一函遍复》。为灵岩山寺永作十方净土道场订立‘五条规约’。上灵岩山。为《续编文钞》作序。     大师从苏州报国寺闭关至上灵岩山圆寂的最后十年，是他净土宗思想体系最后完整形成的时期。这时他看人看事看世界更透澈明了，弘法慈悲，言辞锋利。运用净土宗的观点理论更加纯熟自如。《一函遍复》作于一九三二年，他从净土宗理论出发，联系实际，提出了当时学佛之人普遍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原则。对教内僧伽、法师制定了‘灵岩山寺永作专修净土道场’的五条规约。还有他临终前不久所作的《致广慧和尚书》也很重要。在这封长信中，大师再次论述了净土念佛法门的优越性。殷殷期望五台山僧众能有朝一日将这文殊菩萨道场，建成一个和灵岩山一样的十方专修净土道场。     二、发现并总结明清以来佛教衰败之根源。     我们知道历史上佛教衰落、佛法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佛门戒律松懈、废弛造成的。戒律是维系、护持僧团组织的保障。印光大师在一九二０年之前给泰顺谢居士的复信中清楚地指出：     ‘今之佛法一败涂地者，以清世祖不观时机，革前朝之试僧，永免度牒，令其随意出家，为之作俑也。’(11)     ‘祸广覃于后世，致今污滥己极，纵有知识欲一整顿，无从措手，可不哀哉！’(十二)     在另一篇文章里，印光大师写道：     ‘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明末。明季垂中，诸宗悉衰，......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教。如玉林、憨朴、木陈等。世祖遂仰尊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此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13)     印光大师这一重大发现，对于近代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有著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只是著眼于印光大师对净土宗方面的造诣、贡献，因此这一发现未能引起近代与至今佛教本身的注意，更没有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此外，印光大师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大都包容、散见于他答覆在家弟子的信函之中，应机触发，回答所问，而没有专题论文阐发，这也是几被烟没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但是这一深刻思想一直贯注体现于印光大师毕生的弘法实践活动中。他自己始终规箴，至死不收剃度徒弟。这一条后来甚至定为灵岩山寺净土道场共住规约。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他从不劝人出家，尤其反对女子出家，而大力主张其在家真心修持，老实念佛。大师在其《与徐福贤女士书》这封长信中，详尽地阐明了他的这种观点，他无限慈悲，苦口婆心地说道：     ‘佛法者，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也。三乘、六凡，皆当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离乡别井，易招外侮讥毁。为尔虑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决志求生极乐世界。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14)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直至印光大师那个时代，妇女还没有获得彻底解放，末法乱世里，本身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大师洞察这一点，又根据释迦牟尼佛原先创立佛教的旨意(世尊建立佛教僧团，最初没有女性参加。以后世尊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向世尊请求出家，世尊坚决不允，三次请求都被世尊拒决，阿难从旁说情，世尊才勉强同意。是为佛教有比丘尼之始，而世尊所立之比丘尼戒五百条，倍于比丘尼戒)，才有此说。印光大师所有文字中，不但丝毫没有重男轻女，蔑视妇女的思想，而且十分尊重、重视妇女的地位作用。     ‘今之讲男女平权者，多多皆不知女人之权大于男子多难称喻。世道之乱，亦由女权不振所致。世道欲治，当急令女子无负天职，各各恪守其权。光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其克尽妇道，相夫教子，于家于国，利在不知不觉中。’(15)     ‘今日之人女，即异日之人母。人欲培植国家，当以教女为急务。’(16)     ‘教女一事，重于教子多多矣！而余所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及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真语、实语也。’(17)     ‘世以太太称女人者，盖乙太姜、太任、太姒三圣女，各能相夫教子，以开八百年之王业者，用称其人焉。’(18)     于此可见大师对于妇女地位作用之重视，其见解卓识超出常人之处。     佛教历千百年屹然而立，能存在到今天，在于这个宗教自己最早就看到并提出了‘末法时代，败坏佛法的，不是外道之类，而是混迹佛门的恶比丘。’     《仁王经》卷下说：‘如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肉，非外道也。’     一句话，败坏佛法的就在佛教本身佛门之内。这是有非凡哲理性的论断。印光大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看到‘狮虫食肉’及教内僧徒污滥的状况，觉察到佛教的危机。因此他对于佛门三宝之一的僧宝，抱著「宁缺毋滥’重视质量，不求数量的态度。他还指出了这方面的根本性措施：     ‘如上拣择剃度，不度尼僧，乃末世护持佛法，整理法门之第一要义。’(19)     同时印光大师把视线转向在家居士，将弘传活动扩大到社会上去。看来印光大师的心与二千年前佛陀的心是心心相印的。     三、主持创办‘弘化社’。     校订、刻印、流通佛经佛书，是印光大师弘宗演教的主要方式。早在他隐迹潜修普陀山法雨寺后期，自一九一八年起，就专门为刻印善书、佛书，多次亲赴上海、杨州、苏州、南京等地。其时他印行净土经论近百种，印数达数十万册，普遍各界赠送。一九三０年由印光大师发起，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居士的协助，明道法师主持，在上海常德路觉苑内筹备成立佛经流通部——弘化社，制定流通办法为全送、半价、照本三种，旨在弘法利生，与一般书店的营业谋利截然不同。一九三一年，流通部业务发达兴盛，于是宣布弘化社正式成立。嗣后又迁至苏州报国寺印光大师闭关的关房近旁。一九三五年，明道法师去世，弘化社经办负责无人可托，印光大师以七十五岁高令出而自任，一直到一九四０年圆寂。     弘化社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价值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刻印流通了大量佛经佛书、净土宗典籍，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印光大师亲自指导主持下的一个真正的佛教经籍出版流通机构。它与其同时代的及后来一些以经营牟利为目的的一些所谓佛教企业，性质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     弘化社在当时虽然印行流通了大量佛书、善书，但是印光大师还是慨叹：‘力量太小了！’未能达到他期望的目标。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地鼓励其弟子说：‘寄出去的书一万本中能有一个人认真地看，那也是收到了效果了。’由此可见，印光大师对于当时的弘扬佛法的环境形势和条件，也是有较为客观实际的估量的。     四、兴建灵岩山寺净土宗道场。     创办弘化社，流通经书；兴建灵岩山寺净土宗道场，树立净土宗风——这是印光大师毕生弘宗演教的两大事业，是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两项具体贡献。     印光大师于一九三０年离开普陀山，本来打算应在家弟子黄筱伟居士等邀请，到香港去的。黄等已在香港准备好了精舍迎候大师。但由于真达老和尚、妙真法师及上海、苏州众居士信徒的坚决挽留，大师临时改更计划，乃由上海太平寺到苏州报国寺闭关。     苏州近郊吴县木渎灵岩山寺，是东晋时就创建的古刹。以后屡有发展，屡有兴废，清代太平天国之际又毁于兵火，遂为焦土。至宣统年间成一荒寺。经当地士绅挽请普陀山真达老和尚接收。由真达老和尚出资修葺一新。但是真老法务繁忙，在上海有太平寺，在普陀山也有寺院要住持负责，灵岩山寺没有精力去管理了。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冬，南方抗战烽起，苏州沦陷。印光大师应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之请，移住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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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师早在一九三七年苏州报国寺关中，就已为灵岩山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制订了五条规约(20)     这五条规约是：     (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     (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     (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     (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     (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     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     这五条规约是印光法师佛学思想的结晶。     大师自二十一岁少年出家，从陕西行脚到湖北，又到北京红螺山，朝礼五台山后又返北京。十二年中，长途跋涉千里，行程半个中国。此后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专志潜修二十余年。因而他精研佛典，悟彻佛旨，又饱览史籍，了解历史上僧伽制度的沿革，同时又深刻地观察了自己所处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最后，在他晚年时提出的这五条规约，是中兴净土宗，振兴佛教的基本方针，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大师终其身从未说过什么‘整顿僧伽制度’，‘改革佛教’之类口号，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五条规约中窥见大师心目中从理论到实践的理想化的僧团组织模式。或者还可以窥见他整个佛学思想体系之一斑。     印光法师自己对这五条规约也很重视。他在为其在家弟子述说灵岩打七规矩开示一文中说：     ‘灵岩规矩，系光所立，与天下丛林不同(唯杭州弥陀寺仿佛，彼亦光立，后稍带应酬派，也放焰口——原注)，常年功课与打七同。’(21)     我们从印光法师自加的原注说明中知道，大师为杭州弥陀寺订立的规约与灵岩山寺这五条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实际情况不一样，故稍有变通。‘稍带点应酬派’‘也放焰口’大师是不甚满意的，但也只能如此了。     一九三三年(民国廿二年)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将此五条规约申报吴县政府，刻石立碑。如今这块刻有印光法师手订的五条规约的石碑仍还完好地保存在灵岩山寺。     五、印光精神。     三大部《印光法师文钞》中所显示的印光佛学思想与他五十多年特立独行的弘宗演教活动相映照，凝结了一种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伟大精神——印光精神。印光精神是印光法师对近代佛教的最大贡献，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印光法师一生爱国爱教，修持精严；是非分明，俭朴廉洁，坚持原则，实是求是。他批判假善人，反对当‘大通家’，反对个人崇拜；他疾恶如仇，善于解剖别人，严于解剖自己。     一九三七年某一天，几位青年僧人看见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里找印光法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是印光法师当即拒绝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22)就这样不卑不亢地给对方一个软钉子，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物。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大师如此不客气地对侍日寇军官，日寇如果恼羞成怒，兽性发作，大师可能会当场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大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一九三七年农历八月初三，在给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复信中，大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纣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23)     大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与他热爱人民的大慈悲怀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挥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的当局政府权贵们深恶痛绝。他在答覆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说道：     ‘若不论好歹，惟取其不夭，则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与夫杀父杀母之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至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24)     作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佛弟子，三宝之一的僧人，印光法师毕生为卫护佛教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而且这时就一点也不分什么禅、净、律、密等宗教门派界限了。故而后人称颂大师是‘通宗通教、密护诸宗’。大师在其《宋版大藏经序》这遍论文里清楚地说明了佛教诸宗的关系和学者应持的态度。     ‘综其所说，厥有五宗，曰律、曰禅、曰密、曰净。五者名目虽异，理体是一，可专主于一门，不可偏废于余法，如由四门而入一城，如以四时而成一岁。其互相维持、互相辅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25)     至于大师卫护寺庙，保全庙产的具体事迹就更有举不胜举之多了。例如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淮省政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陶在东知事函师挽救，经印光法师安排调停，得以制止。又如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全国刮起庙产兴学风潮，印光法师与谛闲法师一起上书民国段祺瑞政府，又多方设法，才使当时政府已经制定好的‘驱僧夺产’条例未得实施(26)。     一九三四年(民国廿三年)，安徽阜阳古刹资福寺为学校所占据；山西五台碧山寺剃度派无赖僧人与广济茅蓬僧人争讼，两件事官司都打得不可开交，寺庙几乎因此废灭，后来印光法师在苏州关房中发出信函，讲明是非利害，请人干预调停，由于大师的威望，资福寺得以保全；五台山碧山寺与广济茅蓬的纠讼圆满解决(27)。     一九三五年(民国廿四年)，全国教育会议某教育厅长提议：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议决，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端揭载，群为震惊 。时由圆瑛法师及大悲、明道法师、关絅之、黄涵之、屈文六居士等，同至苏州报国寺叩关请示。印光法师以卫教相勉，及示办法。后圆瑛法师与众居士近沪开会，公推代表入京请愿，当时政府才将原来决议作罢，不了了之，解除了教难(28)。     以上只是略举几件印光法师卫教的事迹。     印光精神还表现在大师的对人处事坚持原则，是非分明之中。大师在此种场合总是立场鲜明，观点清楚，毫不含糊。譬如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江谦(字易园)早期虔诚奉佛，并皈依谛闲法师和印光法师，弘扬净土宗十分卖力，后期沈缅于迷信扶乩，笃信乩坛所语，遭到印光法师的严厉批评。大师总是肯定江氏前期奉佛虔诚，弘法有功的一面，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斥责他‘被乩语赞叹得头脑已昏’‘......好誉而迷之至极，竟将乩语视作圣旨。’并指出‘若易园者，初则知见尚好，提倡颇切，今则正知见己无。.....而不知其全身堕在粪坑子里，何可为清净香洁也。’(29)     佛法决不可以与迷信同流，与冰炭不可共存一样。大师的是非观点何等清楚分明！当时有人说印光法师‘脾气很大’。其实是大师对是非决不含糊，原则性极强。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一直是热诚指出，严肃帮助，决不迁就。与某些人，观点分歧太大，谈不拢，只好不谈。     印光法师一生教诫世人要‘老实念佛’。他处事无论巨细，总是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师在一封给其皈依弟子的信中，自述到宁波阿育王寺朝拜，观看佛舍利的经过。说自己观看佛舍利‘并无甚感奇特之事.....’。并告诫其弟子诸人‘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矣！’(30)     近代名画家张善子擅长画虎，还养了一只活老虎在苏州网狮园。印光法师知道后，以为张氏养虎贻患，猛虎兽性难驯，恐终伤人。后来大师的弟子王薳与张善子将老虎牵到大师跟前，让印光法师给虎儿说‘三皈依’，并赐其法名‘格心’。老虎从此十分柔和驯顺，不久病死。此事传开后，竟有人打老远写信给印光法师，乞道其详。大师在复信中简单、平淡地一言答之：‘所言张氏之虎，乃从小养的，岂是有道以伏之乎？’并在信末最后告诫对方：‘此绝无称述之价值，何得无事生事！’(31)     ‘戒杀放生’是佛门一大事业，当时有人提出组织成立‘全国放生会’，印光法师认为这种主张不切实际，无法推行，便予拒绝。(32)     大师的戒杀放生实施主张是怎样的呢？他在给方子藩居士的信函里这样写道：     ‘凡作事皆圆通，不当崖板。其一千五百元放生，当作三份。一分放生，一分买食，一分作基金。以不放生，则违施主之心；无食料，则生尚有累他人；无基金，则后难为继。以后所有款项，均当以此为准。又款项虽多，不宜一时尽款买，以防后有欲买无款之虑。’(33)     由此可见，印光法师考虑问题是何等周详细致，处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在印光法师圆寂后，关于他的许多纪念文章中，记述最多的是他极其俭朴廉洁，惜福习劳的苦行僧生活作风。如他住的房间自己打扫，穿的衣服自己洗，一直到其八十岁临终，仍是如此。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一天关絅之居士去拜访他，楼上楼下到处寻遍，最后寻到天井中，他正在洗衣服，其时大师已是古稀之年了。印光法师在普陀山时，关絅之居士到山中某寺打佛七，请他早课来开示，关居士在后半夜叫轿子去接他，那时他已跑了一半路，坚决不肯坐轿子。在苏州报国寺时，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去看看，已经替他准备了轿子，但他坚决不肯坐轿，从上山到下山，拄杖步行。     大师每日早晨仅食白粥一大碗，无菜。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碱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至碗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咽下，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午食，饭一碗，大众菜一碗，食必饭菜皆尽。’师自行如是，对人亦极严厉，见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大福气？竟如此糟蹋！’可以想见，在这种艰苦朴素生活作风背后，若没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巨大精神力量作支撑，则是很难做到的，在今天看来，对佛教界尤有教育意义。     印光法师对佛门中的‘假善人’深为厌恶。在给一位居士复信中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道：‘倘外现修持之相，而内无真实之心，则是假善人。假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34)在同一封信中，他这样深刻地指出：‘若学佛人不以躬行实践为事，则与世俗之伶人无异。在当场，苦、乐、悲、欢，做得酷肖，实则一毫也与己无干。’(35)     从这个思想观点出发，他不赞成一些学佛的人，尤其是僧伽，去做‘大通家’。他对当时优秀聪明的青年僧人显荫生前的劝喻，身后的评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在答覆显荫法师信中说：     ‘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但现在年纪尚轻，急宜韬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弘法，则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36)     后来显荫只活了廿三岁就死了。大师对之十分痛惜，悼念不止，每以此为例，告诫僧俗青年。     印光法师最宝贵一点，还在于他不仅善于解剖别人，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从不把自己打扮成‘神’，从不标榜自己，大师毫不讳言自己年青时受儒家理学思想影响，听信韩、欧、程、朱的辟佛理论，并且跟著辟佛，后来才认识错误，毅然改正过来。每回忆及此，总是不胜憾悔：     ‘光宿业甚深，有目如盲。每事忏除，业仍如故。......曾以己见妄说佛法，丧人法眼，误人正智所致也。’(37)     ‘所谓净土要旨，全事即理。理事圆融，既契本体。早知即已饱餐王膳，而汲汲于献芹者，不过表穷子思归之寸忱，兼欲雪往昔谤法之愆尤也。’(38)     有一位居士的幼儿为一点小事与人闹意气。大师知道后，就把他叫到跟前来，开导他，说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在村里看社戏，因为把自己的椅子座位放在最前边中央，竟遭到同村某青年无端野蛮殴打，但他忍下了。以此说明为人处世不易。     印光法师反对个人迷信崇拜。有的远方皈依弟子在书信皈依后，一直未见过大师之面，想到苏州、灵岩来亲见一面，大师总是复信劝阻，再三晓谕，只在认真阅读《文钞》遵照实行，见不见面都一样，毫无关系，不要为此浪费旅资与时间。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０年间，佛教界及大师皈依弟子等计划为印光法师庆贺八十寿诞，大师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光一生不与流俗同起倒。什么八十不八十！有为光言祝寿者，光不但不领情，且深恶痛绝，以为大辱。祈勿以此为光言，若对光言祝寿者，是视光为流俗矣！又及。’(39)

你们好久不见

   ‘有言为光祝寿者，光云：“我宁受斩头之刑，不愿闻祝寿之名。”’(40)     印光法师近八十岁生日的那年十二月廿六日，他召集灵岩山寺僧众及在山居士讲话。印光法师说：     ‘听说众道友正在为我筹办八十寿辰祝寿活动。感谢大家的一片诚心好意。不必办了，因为我个人反对祝寿活动。社会上有些人为显示权势，扩张势力而办寿，也有些人为敛财，为扬名而办寿。他们都把办寿引为光荣，可是我印光以为可耻！’当法师说到‘可耻’两字时，面红耳赤，声音洪亮，堂内一片肃静。(41)当时在灵岩山寺的青年僧人圆拙法师几十年后回忆此事时，仍然记忆犹新，深深感到印光法师这种精神的可歌可泣，深为敬佩，激励自己。     大师晚年，修持功夫益深，对世情洞察更为透彻，故而观点鲜明，态度坚决，言辞犀利，简明扼要，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     一九四０年(民国廿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印光法师圆寂于吴县灵岩山寺，亨年八十岁。圆寂前的遗嘱，只有对妙真和尚(其时已任灵岩山寺方丈)短短的三句话：     ‘汝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42)     印光法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最黑暗的岁月，他‘用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43)     他在给人的信中屡屡指出：     ‘今之世乱日极，民不聊生，皆由不讲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所致也。’(44)     ‘光常谓：“家庭教育为治安之本，因果报应为制心之法。”’(45)     因果报应及轮回之说是佛教的基本核心理论之一，故而印光法师对之如此重视，再三明白晓谕。‘历史证明，宗教对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能起到好的或坏的启示。’(46)     佛门中向来是重视精神作用的。今天的佛门也更需有一点这种印光精神。对照印光法师临终的最后遗言，短短数语，寥寥数位，意味深长，仿佛他老早看到了佛门中今日的许多情形的。在普陀山就皈依印光法师的永嘉周孟由居士曾说过：‘法雨老人......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然！三百年来佛门中，具有此种印光精神的，又能有几人呢？     一九九二年十月作完         一九九七年七月修订            注释：     (1)见叶绍钧《脚步集·两法师》。     (2)见增广(即《正编》)《印光法师文钞》。     (3)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4)见续编《文钞》上册《福州佛学图书馆书》。     (5)此处专指大师的著名三论‘净土决疑论’、‘净土广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均见正编《印光法师文钞》卷二。大师早年，文字书信，概不注日时，在正编《文钞》中几乎都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只能断定这三篇文章的写作年代是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间。显然是在法雨寺藏经楼所著。     (6)此处专指大师所作之‘灵岩山寺专修十方净土道场五条规约’。这五条规约为大师一九三二年在苏州关房中所作，又见之于印光法师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年所作‘灵岩山寺念诵仪规’。据一九三二年之碑记语气，此五条规约订立的时间尚在一九三二年之前。似应在一九三０年一九三二年之间，确切年月日期尚待资料查考。     (7)见续编《文钞》上册二七五页《复杨炜章居士书》。     (8)见续编《文钞》上册二五七页《复刘惠明居士书》。     (9)见正编《文钞》卷一《复高邵麟居士书》。     (10)见(9)。     (11)见正编《文钞》卷一《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     (12)见(11)。     (13)见正编《文钞》卷一《与佛学报馆书》。     (14)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徐福贤女士书》。     (15)见三编《文钞》上册一二０页《复焦易堂居士书》。     (16)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一页。     (17)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三页。     (18)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四页。     (19)见正编《文钞》卷一《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     (20)见续编《文钞》下册第一四六页《灵岩山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次建筑功德碑记》     (21)见三编《文钞》下册一０四六页《示灵岩打七规矩》。     (22)见《名僧录》圆拙：《回忆印光法师二三事》。一九八八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第四十二页。     (23)见三编《文钞》上册二一０页《复宁德晋居士书》。     (24)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四０八页《复理听涛居士书》。     (25)见续编《文钞》下册第一一五页《宋版大藏经序》。     (26)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行业记》。     (27)见(26)。     (28)见(26)。     (29)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一五一页《复胡慧彻居士书》。     (30)见三编《文钞》下册第七三六页《复袁德常居士书》。     (31)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一二九页《复许焕文居士书》。     (32)见《永思集·对于印光大师之认识》。     (33)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四一五页《复方子藩居士书》。     (34)见续编《文钞》上册第三０页《复许熙唐居士书》。     (35)见(34)。     (36)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廿七页《复显荫法师书》。     (37)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八六页《复丁福保居士书》。     (38)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39)见三编《文钞》第四二二页《与严伯放居士书》。     (4０)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三五一页《复章缘净居士书》。     (41)见《名僧录·回忆印光法师二三事》。     (42)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行业记》。     (43)见《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一五八页《夜颂》。     (44)见三编《文钞》下册第六三八页《复林赞华居士书》。     (45)见三编《文钞》第六三一页《复章缘净居士书》。     (46)见《西哈努克回忆录》第二九五页《佛教社会主义》。     印光大师年谱     法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省郃阳（今合阳）县赤城东村人。弟兄三人，长名折桂，字从龙；次名秋桂，字攀龙，师最小（１）。父名秉纲，母张氏。法师幼随长兄习儒，颖悟异常，成童中秀才。十五岁再次病目，困殆数载，疾愈后一心向佛。年二十一出家为僧，法名圣量，字印光。后自号‘继庐行者’，又号‘常惭’、‘常惭愧僧’。三十三岁后，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隐迹潜修。晚年在沪创办佛经流通处弘化社，在苏州吴县开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一九四０年十二月二日圆寂于苏州灵岩山寺。后人奉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１）见释妙真主编的《印光大师言行录》（一九五四年弘化印行）、《永思集·印光大师小史》；张慧容《印光大师略传》。慧容。名有瓒，浙江鄞县人，大师之皈依弟子，法号‘慧容’。又，大师名丹桂，此系陕西合阳县印光法师纪念堂筹建委员会告知，且云其长兄次兄分别名折桂、秋桂。此事为以前有关大师之诸书、文未载。印光法师纪念堂筹委会成立于一九九五年六月。   

你们好久不见

（诞生至出家时期1861～1881）     沈去疾居士編著     公元一八六一年  公元一八八０年  公元一八八一年     公元一八六一年  辛酉  清咸丰十一年    一岁     夏历十二月十二日辰时，生于陕西省郃阳（今合阳）县（一）。师生六月即病目，几丧明，后虽愈，目力已损（二）。     （一）见真达和尚等《印光法师行业记》。     （二）见《三编》卷二‘复郭汉儒’：‘生甫六月即病目，经六月之久，目未一开，除食息外，昼夜常哭。’（上册三一四页）     公元一八六二年  壬戍  清同治元年    二岁     公元一八六三年  癸亥  清同治二年    三岁     公元一八六四年  甲子  清同治三年    四岁     公元一八六五年  乙丑  清同治四年    五岁     公元一八六六年  丙寅  清同治五年    六岁     公元一八六七年  丁卯  清同治六年    七岁     公元一八六八年  戊辰  清同治七年    八岁     公元一八六九年  己巳  清同治八年    九岁     公元一八七０年  庚午  清同治九年    十岁     公元一八七一年  辛未  清同治十年    十一岁     公元一八七二年  壬申  清同治十一年    十二岁     公元一八七三年  癸酉  清同治十二年    十三岁     公元一八七四年  甲戍  清同治十三年    十四岁     公元一八七五年  乙亥  清光绪元年    十五岁     公元一八七六年  丙子  清光绪二年    十六岁     公元一八七七年  丁丑  清光绪三年    十七岁     公元一八七八年  戊寅  清光绪四年    十八岁     公元一八七九年  己卯  清光绪五年    十九岁     公元一八八０年  庚辰  清光绪六年    二十岁     随兄读书长安，离乡四百二十里（一）。     去同州考秀才时，只身投奔长安雁塔寺，拟出家。其兄几经周折找到他，再三相劝，而他不以为然，说道：‘举人、秀才能怎样？为官那有好下场！......到头来，大祸临身更悔煞！’被其兄硬扯回家，闲住八十余日（二）。     （一）见释南亭、乐建吾（崇辉）等《永思集续编·印光祖师传略》（一九七０年）：‘嗣随长兄读书长安，距乡四百二十里。’文中虽未明言‘随兄同至长安’之确切年份，然至少已在此（二十岁）前矣。     （二）按：此则资料据印光法师家乡，陕西合阳县县志办公室，县志副主编，陕西印光法师纪念堂筹委会副秘书长邹念宗先生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来信提供。资料原记‘光绪五年’一八八０年。显是光绪六年之误，故补入本年条中。     印光法师纪念堂筹建委员会     在陕西合阳县城，印光法师故里。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成立。由合阳县人大常委常务主任李克明、县政协主席黄万合、秦飞老居士等发起。有印光皈依弟子弘林方丈，陕西佛协副会长昌明法师、大兴善寺界明方丈，及陕西医史博物馆馆长张厚墉教授等佛教界文化人士、居士参加。秦飞老居士为秘书长。秦老居士及张厚墉教授曾于一九九０年在合阳印光法师出生地考察五天，走访调查，证实了印光法师生于陕西合阳县孟庄乡赤东村。     公元一八八一年  辛巳  清光绪七年    二十一岁     投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为师（一）。夏，承剃度师命往皖之小南海参学（二）。     （一）见《行业记》。    又据陈煌琳《印光法师传略》载述：‘光绪七年辛巳，年二十一，长兄由长安回乡，即往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长老为师。未三月，长兄寻踪至，给以母病笃，乃随回家。途中兄出俗服一袭，厉声斥曰：“汝不卸僧装，吾必死汝于此！”无奈，从之。及抵家，母固无恙也。长兄诫曰：“谁教汝擅自出家乎？从今将此念头放下，否则定予痛责！”家人虑师潜逃，防范綦严，遇戚家有喜事，兄皆师往贺，席间有肉。师故大啖，兄大悦，以为不复有出家志，防范遂疏。一日，长兄往探亲，二兄在埸晒谷，师乘机占一观音课，云“高明占禄位，笼鸟得逃生”。遂窃取僧衫并钱二百文，奔莲华洞寺道纯师处，恐长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而去。道纯师系一苦行僧，赠洋钱一圆，陕人鲜见，钱店不兑换，乃向首饰店换得钱八百文。’     （二）见释妙真等主编《印光大师书传·莲华晒经》：‘师于光绪七年夏承剃度师命，往皖之徽州小南海参学。行前唯得其师所存之银圆一枚，易钱八百为路费。登山涉水，只影孤征，备历艰辛而毫无退志。道经湖北竹溪莲华寺，询知去程尚远，复为常住留充“照客”。遂止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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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学至闭关时期1882～1911）     沈去疾居士編著     公元一八八二年  公元一八八三年  公元一八八四年  公元一八八五年  公元一八八六年  公元一八八七年  公元一八九０年  公元一八九一年  公元一八九二年  公元一八九三年  公元一八九五年  公元一八九七年  公元一八九八年  公元一九０一年  公元一九０三年  公元一九０四年  公元一九０六年  公元一九０九年  公元一九一一年     公元一八八二年  壬午  清光绪八年    二十二岁     挂褡于湖北省竹溪莲华寺。寺僧食蕈，师独不食；僧佥中毒，赖师以救（一）。     至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于印海定公律师座下受具（二）。     （一）见《行业记》。文《永思集·印光大师小史》：于湖北莲华寺中晒经次得读《龙舒净土文》残本《书传》，既而师发心苦役供养众僧，兼任柴头、水头。每日四十余人所用水及开水，悉师一人挑自烧。和尚见师勤慎、忠实，适库头有病，即令代理其职。师于晒经次偶读残本《龙舒净土文》，益知净土一法，圆赅万行、普摄群机，遂毕生以之自行化他焉。一句弥陀家喻户晓，净土法门得以中兴实肇端于此。     （二）见《书传·双溪受戒》：‘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定公律师传戒，特派职师来莲华寺请知客师为开堂，知师善书，且未受具，故约师同往双溪受戒。’‘受具时，以师善书，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目发红如血灌。幸师先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于晒经次得读《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乃即了生脱死之要道。当此目病之际，一心专致，诵念佛号；夜间俟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号，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书写，乃能勉强维持。及写事竟，而目亦痊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即肇端于斯也。’     公元一八八三年  癸未  清光绪九年    二十三岁     尔后隐迹终南四年，住太乙峰，晓夕念佛，兼读契经，自是深入法海矣（一）。     （一）见《书传·红螺参学》：‘师具戒后，志切专修，仍归终南，潜居念佛，间研教典。’又陈海量《印光大师小史》：‘是年具戒于兴安双溪寺，尔后遁隐终南，住太乙峰，晓夕念佛，兼读契经。烟霞托迹，日月邻身。时复层峦，危巅宴坐，长空万里，大地平沉，自是深入法海矣。’     公元一八八四年  甲申  清光绪十年    二十四岁     在终南山念佛修持。     公元一八八五年  乙酉  清光绪十一年    二十五岁     住陕西省七十里外南五台山大顶，亲侍大士香火。一日下山至刘村西寺，见有数碑，所载皆非最初缘起。中有一碑，被水垢封蔽成一石板。大师取砖磨之，乃至元七年依古碑所序之缘起碑也（一）。     （一）见《增广》卷一第六九页《与高鹤年书》‘南五台山乃千三百年前，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降伏毒龙所开之古道场也；亦莲宗八祖云栖莲池大师中兴莲宗之发愿处也。明嘉靖时，有性天文理老和尚者，隐居此山，无门洞。后因云游至杭州，住西山黄龙庵。莲池大师仰其道风，与夫人汤氏皈依座下，不二三年，又依之出家。’     按：元世祖至元七年为公元一二七０年，刘村西寺乃南五台大顶下院。南五台山佛教道场历史，大师于《与高鹤年书》函中述之颇为详明。此洞始名‘湘子洞’性天老人居之。改为‘无门洞’。后人乃呼为湘子洞。以南五台山无大洞可以住人，亦无洞名‘无门’者。唯湘子洞高深宽大，可以住人。至光绪初，法忍、冶开等老卜居于此，成大兰若。此洞辟处山后，上下悬崖，而逼近圣泉，柴水方便。又复地势向阳，冬暖夏凉，游人樵夫，皆所不至，洵为办道最胜之地。南五台山开山缘起，昔年毫无依据，至此经大师砖磨考勘，始得彰显。碑记文字见《增广文钞》第四册附录《南五台观音示迹记》。文长不录。据碑记所述，南五台最初建寺远在‘隋时仁寿中’。‘仁寿’乃隋文帝杨坚年号，为公元六０一——六０四年。建寺之次年，御书牌额，易号‘观音台寺’，并赐山林田土，方广百里。唐大历六年（公元七七一）改名‘南五台山圣寿寺’，五代时毁于兵乱。至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六现瑞征。敕封五台山圆光之寺。     公元一八八六年  丙戍  清光绪十二年    二十六岁     在陕西南五台山。受僧友嘱托，调教一顽皮幼僧，以威仪临之。先明喻其理，后严施以法，卒得成效（一）。     朝五台，次年三月初方到山，住山西十余日（二）。     十月十四日，入红螺山资福寺念佛，号‘继庐行者’（三）。     （一）见《三编·复卓智立居士书》：‘一幼僧佻僻非常，一切人皆莫如之何。其师因浼光教训（其师与光系知交）。光说其所以，此人当时面无血色，己惧之不已。后送来，光与彼和气详说，令勿违我命，违则决不轻恕。彼心虽畏惧，究未亲试，第二日即犯规矩。光将打，与彼说其规矩，不许动，不许哭。未打先避，光曰：“此第一次，不加罚。再避则定罚。”遂打，如植木然。从此半年未须一高声说，况用如此不可遏之恕乎？’     （二）见《三编·复陈柏达》。     （三）见《永思集·竹如：印光大师小史》。又《行业记》：师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二十六岁辞师前往。     按：‘继庐行者’意为继承庐山东林寺净土宗祖师慧远法师之志也。     公元一八八七年  丁亥  清光绪十三年    二十七岁     正月，朝礼五台山。礼毕仍回红螺山资福寺。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之职（一）。任‘藏主’，遂得阅读大藏（二）。     （一）见《行业记》。     （二）见《印光大师言行录·大师史传》。     公元一八八八年  戊子  清光绪十四年    二十八岁     公元一八八九年  己丑  清光绪十五年    二十九岁     公元一八九０年  庚寅  清光绪十六年    三十岁     由红螺山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一）。     是年冬，行脚 东三省，白山黑水，一钵长征（二）。     （一）《行业记》。     （二）《永思集·印光大师小史》、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释印光与释应慈》及《印光大师言行录》：‘次岁，返都 。住圆广寺。’     公元一八九一年  辛卯  清光绪十七年    三十一岁     行脚返京，仍住圆广寺。     公元一八九二年  壬辰  清光绪十八年    三十二岁     在北京圆广寺。一日与一僧在西直门外闲步。一丐童年十五六，向大师乞钱。大师曰：‘念一句佛，与汝一钱。’丐童不念。大师又曰：‘念十句，与汝十钱。’丐童仍不肯念。大师将钱袋取出，约有四百多钱，和颜谓之曰：‘汝念一句，与汝一钱，尽管念，我此一袋钱，给完为止。’丐童大哭，终不肯念。大师叹其太乏善根，因与一文钱而去（一）。     （一）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轶事》。     公元一八九三年  癸已  清光绪十九年    三十三岁     与化闻和尚晤于京。应化老之邀，南下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安单藏经楼。自此两度掩关，影不出山二十余年（一）。     （一）见《行业记》：‘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相助乏人。众以师作事精慎进之。化老见师道行超卓，及南归，即请伴行，安单寺之藏经楼。’     公元一八九四年  甲午  清光绪二十年    三十四岁     公元一八九五年  乙未  清光绪廿一年    三十五岁     春，至宁波阿育王寺，拜舍利数十日，看之（一）。     （一）见《三编·复袁德常书》：‘光于光绪二十一年春，往育王拜舍利近三月。从去至后，日常随看者即附之看。其色若天台菩提拿红了的色，数十日不改。但其大小上下，随看随变，忽小忽大，其大若绿豆，小则或减三分之一之量。至光绪三十一年，因事往育王，又一睹，其大若黑豆，其色若黑豆上起白霉，紧靠钟底不动。光以黑色又加白霉，意谓或是年必死。然亦无吉无凶。此种皆普通人常见之相。并无感应奇特之事。录而刊之，亦无所益。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矣！’（见《三编》下册第七三六页）     公元一八九六年  丙申  清光绪廿二年    三十六岁     公元一八九七年  丁酉  清光绪廿三年    三十七岁     夏，应寺众一再坚请，开讲‘弥陀便蒙钞’一座。与虚云和尚会晤结识于法雨寺（一）。     讲经毕，即于寺之珠宝殿侧闭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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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据释妙真、周孟由等所编《印光大师书传》虚云和尚之序载：‘清光绪二十年，余在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敦请印光大师讲经，得与识面。’印光大师在法雨寺讲经，只光绪廿三年为首次，亦似仅此一次。又；查考岑著《虚云和尚年谱》光绪二十年时，虚云大师仍尚在九峰山翠峰茅蓬。直至光绪二十三年，虚云大师在宁波阿育王寺礼佛燃指，且在其寺拜舍利，延留甚久。其至普陀山法雨寺亦当在是年。《书传》序文所云‘光绪二十年’，盖老人记忆之误耳。     又，据根慧上人作文（《印光大师纪念文集·我与大师的因缘》）回忆：‘大师只讲过一部《弥陀经》一次。’根慧上人乃法雨寺当日方丈侍者，亲历其事，记之可信。以此佐证虚云大师与印光大师初次识面会晤之时间当在光绪廿三年。     （二）见《行业记》：‘乃为讲“弥陀便蒙钞”一座。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载，而学行倍进。出关后，由了余和尚与真达和尚等特创慧莲茅蓬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未机，仍迎归法雨。     公元一八九八年  戊戍  清光绪廿四年    三十八岁     在普陀山法雨寺关中，作《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一）。     高鹤年居士二次访道普陀，于法雨寺吊闻长老。嗣后大师与高氏会晤于化鼎丈室，次早对高氏略略开示净宗信、愿、行修持法。高氏见大师寮房中淡薄衣单，外无长物，叹为清净僧宝（二）。     （一）见《增广》卷一。     按：大师阐述净土念佛法门乃当世学佛无上法门之论颇多，此乃其尤为至要之篇也，劈首两句即明示：‘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令真心学佛者于目的方法有所明析条理，清楚省悟矣。又次论及前辈祖师，以莲池参笑岩为誓，‘大悟之后，置彼而取此，以净业若成，禅宗自得。’‘喻己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盖以因时制宜，法须逗机，若不如是，则众生不能得度矣！’当世弘化方法唯以净土念佛为上，其根本道理依据全在此中晓喻明白矣。今敬录全文于左：     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增广》第一卷第一页）     （二）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按：此为大师与高氏初次会晤识面。之后过从甚契，遂结为莲友道侣。至民国元年乃有高氏携去大师佛教四论以‘常惭’名刊之丛林报之事，时己交往十载余矣。     高鹤年（一八七二——一九六二）江苏兴化人。近代佛教居士，佛教学者，旅行家。行脚天涯，国内名山大川，无不涉足其间，时人比为徐霞客第二。遍访高僧大德，于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等处领受捧喝，于终南山修定茅蓬。初好禅学，嗣与印光大师相契，遂宗净土。一八九八年与印光大师初晤于普陀法雨。一九一二年于普陀携大师文稿数篇至沪，刊于《佛学丛报》。一九一四年，返终南山茅蓬过冬。翌年，于终南营建僧尼普同塔、念佛堂各二，并茅蓬数处。一九一七年秋，京津洪水为灾，应沪地狄楚青、王一亭居士请，离终南，从事救灾事宜。后冒雪赶至上海，与狄楚青等组织佛教慈悲义赈会。一九一八年，与印光大师同往扬州刻经。道经沪地，与沪上诸大德若狄楚青、王一亭等相聚，畅论因果。到扬州后，住万寿寺，其间曾返故里兴化扫墓。一九一九年，至湖南赈灾；嗣后至云南鸡足山巡礼。一九二０年，由沪至普陀，与印光大师长谈。印光法师至苏垣报国寺闭关后，高氏常因赈务由苏至沪，必往报国寺赡礼。大师辄赠莲宗书，并诫以‘信因果，勤念佛’此二者广劝大众。高氏一九六二年逝世。著作有《名山游访记》及《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公元一八九九年  己亥  清光绪廿五年    三十九岁     公元一九００年  庚子  清光绪廿六年    四十岁     公元一九０一年  辛丑  清光绪廿七年    四十一岁     春，大师于普陀法雨寺致函金山寺高鹤年居士，询问高氏禅学进境如何，嘱往一谈。高随至普陀会晤。大师其时己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开示净宗诸家法要。留谈经五昼夜，示以方便多门，归原无二（一）。     （一）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苦行略记》。     公元一九０二年 壬寅 清光绪廿八年 四十二岁     公元一九０三年 癸卯 清光绪廿九年 四十三岁     春，接高鹤年来函，告知欲再朝五台，往终南结茅。大师复函，约高氏往普陀一谈。言谈留意秦中佛法，嘱高氏提倡实行，不可虚度光阴。并言及南方饭吃不惯，欲返陕西云云。高氏默记于心。     公元一九０四年  甲辰  清光绪三十年    四十四岁     进京，协助谛闲法师请藏。事毕。仍返法雨寺藏经楼（一）。至北京琉璃广各书店中阅看，购得《拣魔辨异录》两部。一赠谛闲法师，一自留（二）。     （一）见《行业记》：‘因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又请入都，助理一切，事毕南旋。’     （二）见《三编》卷一《复如岑法师》：‘光绪三十年，谛公请藏经，令光随去料理。经已印完，尚须几日方行，因至琉璃广各书店看看。一店中有二部（《拣魔辨异录》），通请来。以一部送谛公，一部自存。’     谛闲（一八五八——一九三二），近代高僧，佛教学者。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浙江黄岩人。父母早亡，幼年随舅父佐理药业，稍长即通医道。因悟医生但能治病、不能治命之理，遂萌离俗出世之想。二十岁到临海白云山依成道和尚出家。二十四岁受具足戒于天台山国清寺。初学禅观，颇有领悟。受上海龙华寺方丈迹端法师器重，授记付法为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一九一０年，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主席。一九一三年驻锡上海留云寺；冬，住持宁波观宗寺，立志兴复台宗祖庭，募集钜资，修建大殿、藏经阁等，装金佛像，严订规约，观宗寺遂为东南一大名刹。一九一九年，成立观宗学社，自任主讲，招收青年学僧。一九二八年，扩大规模，改名为‘弘法研究社’，并发行‘弘法月刊’，弘扬天台教义。一九二九年，应请至哈尔宾极乐寺传戒。晚年应上海玉佛寺之请，开请《楞严经》，讲毕返宁波观宗寺，电召弟子宝静回寺嗣法。一九三二年圆寂，入塔于浙江慈溪五磊山。平生讲经说法四十余年，弟子著名者有宝静、倓虚、常惺、妙真等，在家皈依弟子十万余人。著作主要有《圆觉经讲义》、《圆觉经亲闻记》、《金刚经新疏》等，一九五一年倓虚等辑为《谛闲大师遗集》行世。     《拣魔辨异录》，清世宗雍正下旨编辑之书。针对法藏及其徒弘忍、具德之种种悖道悖伦语言八十余段，一一闻之，凡四卷，二百多页。至雍正十三年始脱稿。上谕令收入大藏内流通。未几世宗死，乾隆即位，未能亲身料理及此，令誊清刻板。当时法藏外护甚众，僧俗不敢谈及，故未收入藏。止将雍正之上谕列之于书首以为序。印光大师对此书颇为重视。其于琉璃厂购得后自存一部，于翌年托杨仁山居士转寄日本弘书院，请附入藏经。其后复于民国三年介绍狄楚青居士石印一千部；于后亲躬息心按文义校订，刻板于扬州藏经院，印三百部送人。大师对此书评价至高，谓：‘凡读书人阅之，都增长莫大学识，而于参禅之人更为有益。’（见《复如岑法师》）     公元一九０五年  乙已  清光绪三十一年    四十五岁     公元一九０六年  丙午  清光绪三十二年    四十六岁     大师函约高鹤年往普陀山休养。与高言‘袁了凡四训’同安士之因果书。并谈末法众生障深业重，纵发大心，群魔拨乱，如无善根定力，即被所转，真可惜也（一）。     （一）《若行记》。     公元一九０七年  丁未  清光绪三十三年    四十七岁     公元一九０八年  戊申  清光绪三十四年    四十八岁     公元一九０九年  己酉  清宣统元年    四十九岁     大师常致书高鹤年居士，函询外方佛法如何，嘱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一）。     （一）见《苦行记》：‘宣统元、二、三年，师常函询外方佛法如何，嘱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     公元一九一０年  庚戍  清宣统二年    五十岁     公元一九一一年  辛亥  清宣统三年    五十一岁     夏，太虚法师至普陀山。师与太虚会晤，颇嘉许其诗文，作二偈赠之（一）。     （一）印老《赠太虚》二偈，见《太虚大师全集》第三十二卷。录之如下 ：     偈一：     太虚大无边，何物能相掩！白云偶尔栖，当处便湛暗。  吹以浩荡风，毕竟了无点。庶可见近者，莫由骋骏贬。     偈二：     太虚无形段，何处能著染，红尘蓦坌起，直下亡清湛。  洒以滂沱雨，彻底尽收敛。方知从本来，原自无增减。     太虚法师进而知之，有二偈见释印顺編著《太虚法师年谱》：     （一）     日月回互照，虚空映还掩，有时风浪浪，有时云黯黯。  万象恣妍丑，当处绝尘埃。虽有春秋笔，亦难施褒贬。     （二）     余霞散成绮，虚空忽炫染，恰恰红尘漠，恰恰青天湛。  悠然出岫云，无心自舒卷。泰山未尝增，秋毫未尝减。     太虚法师（一八八九——一九四七），近代高僧。出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俗姓吕，农工家世。十六岁出家。佛学造诣深厚，于整顿僧伽制度尤有贡献。一九四七年圆寂于上海玉佛禅寺。遗著颇多，其弟子编成《太虚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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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钞应世之时期1912～1929）     沈去疾居士編著     公元一九一二年  公元一九一三年  公元一九一四年  公元一九一五年  公元一九一六年  公元一九一七年  公元一九一八年  公元一九一九年  公元一九二０年  公元一九二一年  公元一九二二年  公元一九二三年  公元一九二四年  公元一九二五年  公元一九二六年  公元一九二七年  公元一九二八年  公元一九二九年     公元一九一二年  壬子  民国元年    五十二岁     在普陀法雨寺晤高鹤年。高氏恭敬开示。大师曰：‘六祖言：“于一切时，自净其心”可能否？如其不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人无我，直至菩提云云’（一）。高鹤年居士临行携去大师之佛教论文四篇至沪，登刊于《佛学丛报》。署名‘常渐’（二）。大师约高氏同至通慧庵昱山法师关房畅谈诸家净土文。     （一）见《纪念文集·印光大师书传跋》，及《三编·与高鹤年居士书》，信后附有《觉有情》编者陈法香题识。     （二）据《苦行记》：‘狄楚青居士发心办《佛学丛报》。余至海上索师文稿，编入丛报，师用“常渐”之名，“印光”二字，无人知也。’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见《增广》第二卷）     净土决疑论（见《增广》卷二“论”第一页）     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增广》卷二“论”第九页。文中括弧内注文乃大师原文中所附自注，用小字添于原文句后者。）     佛教以孝为本论（见《增广》卷二‘论’第十二页）     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见《增广》卷二‘论’第十三页）     公元一九一三年  癸丑  民国二年    五十三岁     四月初八日，作《与高鹤年居士书》（一）。     （一）见《三编》上册卷一第四四页。     按：函中所云‘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即指高氏于民国元年携去之四篇佛教论文。此函后但署 ‘四月初八日’。信后附有《觉有情》编者陈法香的题记。陈法香将此信考证定为‘民国三年’所写，误也。兹将陈氏题识引录于下：     （陈按）：印光大师隐居普陀山，初无人知。高鹤年居士游山，乞其论文四篇。一，《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二，《宗教不宜混滥论》；三，《佛教以孝为本论》；四《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皆登于上海狄平子居士创办之《佛学丛报》。其第一篇署名‘常渐’，登于《丛报》第九期，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即民国二年阴历九月初二日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渐’。第三、第四篇则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则于《丛报》第十期登出。此四篇论文可谓印光大师初转法轮。从此龙天推出，大放光明矣。承鹤年居士出示右书，未举年份。书中所云‘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则右书确为民国三年阴历四月初八日所写。此书极有佛教历史价值，未见于正续《文钞》，爰付本刊，以公诸世。  《觉有情》半月刊编者陈法香谨识        按：陈氏将此函定为‘民国三年’是弄错了。高鹤年至普陀取去论文四篇，时在民国元年。《永思集》之‘行业记’、‘苦行记’，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等，俱有一致明文记载。印光法师后于民国十二年‘复卓智立’书中亦清楚记载：‘及高鹤年居士于民国元年至法雨寺访晤，绐去数稿，刊登于《佛学丛报》，始渐接物。’则此信写于民国二年（即公元一九一三年）无疑。决非民国三年。（以印祖原函有‘去秋’两字。）     公元一九一四年  甲寅  民国三年    五十四岁     与狄楚青居士（一）晤于浙江普陀山。提议狄流通《拣魔辨异录》。狄氏返上海，乃将是书石印一千部（二）。     （一）狄楚青（？——一九四一），名葆贤，字楚青，一字平子，又号‘平等阁主’。维新派人士，近代佛教学者。江苏溧阳人。早年与康、梁观点相近，主张变法。与谭嗣同等游，过从甚密。‘戊戍’后，逃亡日本。一九００年归国，至沪，入唐才常发起之‘正气会’。后唐才常等赴汉口创设‘自立军’，狄则留沪任联络，筹措粮饷、军火，以为策应。事败，唐殉难。狄氏二次出亡日本。后归国集资经营新闻出版事业。一九０四年，于沪创《时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于沪办《佛学丛报》，设‘有正书局’。曾推荐月霞法师至沪弘法，创华严大学。一九三一年，与叶恭绰等发起影印宋版《碛砂藏》于沪。其于佛法，初则笃信净土，后皈依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经其指点，始得大悟。夫人汪氏观定于禅亦颇有悟解。生平好诗词书画，著有《平等阁诗话》。著作另有《平等阁日记》，详载学佛心得及因果轮回故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对中国文化之掠夺、摧残；狄氏亡命东洋，辗转朝鲜，经辽宁、沈阳至京，沿途所见闻国人悲惨景象，《日记》中亦有载录，故具史料价值。     （二）《三编》卷一上册第十页‘复如岑法师’：‘民国三年，狄楚青来普陀。光劝伊流通此书，云：当向谛公处请其书。伊云：“我有。”问从何而得？云“在北京烂货摊买的。”伊回申，即付印刷所，照式石印一千部。以八部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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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一五年  乙卯  民国四年    五十五岁     仍在普陀山法雨寺。     是岁高鹤年在终南山营修僧尼普同塔、念佛堂。且拟造大觉精舍茅蓬，预备迎请大师返陕。     公元一九一六年  丙辰  民国五年    五十六岁     三月，王一亭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大师，始皈佛门（一）。     （一）见《圆瑛大师年谱》第一一四页。     公元一九一七年  丁已  民国六年    五十七岁     是岁作《与徐福贤女士书》（一）。     徐蔚如（二）居士得‘与其友’三函印行，题曰《印光大师信稿》（三）。     三月四日，复丁福保居士书一（四）。     四月十八，复丁福保居士书二（五）。     六月十八，复丁福保居士书三（六）。     夏，与徐福贤女士书。秋，津京水灾。高鹤年与沪上诸居士合组佛教义赈会。复至普陀山与大师会晤（七）。     陕人王典章专程至普陀法雨寺谒师。大师与之深相投契。王住居二星期，日必数面，且同食焉。某日五、六时未晤，大师忽以一函示王，乃复徐福贤女士书也。及王下山归，大师送之，且曰：‘君年已渐老，若研究佛学，恐不可能，只好塌实念佛，以求往生极乐，方不负我俩人相见因缘。’（八）     六月廿三，复丁福保居士书四（九）。     七月初五，复丁福保居士书五（十）。     十一月初二，复丁福保居士书八（十一）。     （一）（《与徐福贤女士书》见《增广》卷一‘书’第五一第五四页）     按：《增广》正编《文钞》中，唯《与体安和尚书》一篇有明署年月日期可稽。此《与徐福贤女士书》之写作日期乃据王典章居士所记考得。阅大师纪念文集中陕人王典章文，始知大师此函乃作于民国六年，即公元一九一七年夏季也。此信至为重要，如‘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则消一份罪业，增一分福德；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诸语，即源出此，皆大师诲导之名句也。当己巳仲夏，余困殆病业，自以为世寿将终，然亦不欲人知之也。乃往辞涌渊老居士。涌老为余说法开示，中引数语，精妙之至，顿启心扉。敬问此数语是前代何位菩萨或高僧大德所言。涌老居士云：此乃《印光大师文钞正编》中所说也。大师文钞余早年即有之，然藏诸簏底，未之阅也。归而检出，阅至‘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等语，诵之，祷之，拜之，不觉汗津津，泪涔涔，而恍然若梦回也。深信苟非菩萨乘愿而来，焉得有此等语哉！余之归心净土，服膺印光大师，乃至发心编纂大师之年谱，此亦其缘起之一所在耳，故为之记。     （二）徐蔚如（一八七八——一九三七），近代佛教居士、刻经家。名文霨，字蔚如，号藏一。受其母信佛熏染，始研习佛典。皈依谛闲法师后法名‘显瑞’。一九一八年集印公文稿书信出版《印光大师文钞》。复又创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以流通佛典为己任。所刻经尤为精湛者，则推《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搜玄记》、《华严纲要》。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华北，徐氏与天津佛教居士筹办难民妇孺临时收容所，收救难民，未几病卒，享年六十。     （三）见《行业记》：‘逮民六年（师五十七岁），徐蔚如居士得与其友三书，印行，题曰《印光大师信稿》。’     （四）见《三编》卷一上册第五九页：‘白衣咒，未见出处，想菩萨俯顺劣机，梦授之类也。然以至诚心念者，无不所求皆应，有愿必从。......俗念增数句，乃祝愿之词，有亦无碍。’按：‘白衣大士神咒’即‘白衣咒’，《大藏》密部未列此咒，但《大藏》内《法苑珠林》第六十卷《咒术篇》，第六十八‘咒术部’有此咒文。名‘随愿陀罗尼’。《法苑珠林》一书成于唐初，显然唐代以前，此咒已广泛流传，灵感非凡。今恭录于左，诵者可日与《大悲心陀罗尼》并持之。     白衣大士神咒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三称三拜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僧 南无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怛只哆 唵 伽罗伐多 伽罗伐多 伽诃伐多 伽罗伐多 罗伽伐多 娑婆诃     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     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字仲祐，别号畴隐居士。生于无锡，原藉江苏常州。著名佛教居士、职业医生、藏书家、出版家。二十二岁入江阴南菁书院，翌年考取秀才。一九0一年，至苏州东吴大学堂学医及数学，次年又考取上海东文学堂学日文。一九０五年阅读释氏语录，续又结识杨仁山居士，得聆佛法要义。一九０八年起，在沪行医，并创辨医学书局，刊医书。一九一一年以后长居上海，继续行医，刊行书籍。且参与地方之公益事业，于弘扬佛教尤有贡献。一九五二年病故。丁氏一生编撰甚富，著作等身。先后编纂译著有：算学书十种；健康长寿法书廿六种；文字学九种；文学诗词学八种；古泉学八种，医学七十五种；杂著九种；德育十种；道学二种；佛学三十四种“在其所編著之佛学书籍中，较著名的有：《一切经音义提要》、《翻译名义集新编》、《佛学精华录笺注》、《六祖坛经笺注》、《六道轮回录》、《佛学指南》、《佛学起信论》及《佛学大辞典》等。     （五）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六十一页。     （六）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六十三页：‘今寄《印光文钞》一本，祈垂麈政。此钞系海盐徐蔚如排印施送者。.....今春三月末，持三十本至山访光，又将其余芜稿一并要去。拟欲将己印未印一并编辑，刻诸枣梨。’按：此《印光文钞》乃大师文钞最早刊本，只分两册，非今之四册本《增广文钞》正编。     （七）见《苦行记》：‘民国六年秋，京津大水为灾。沪上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诸居士电嘱下山救济。又接师及谛老函，谓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亦是保护佛法。故此出山，将自了之念抛弃。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冒险便道京津勘灾，事毕，南下随到沪上。狄楚青、虞洽卿、王一亭、程雪楼、应季中、朱葆三及盛府诸居士，合组佛教慈悲义赈会。推余往各处劝办分会，负担总务及查放事。余先到宁波，观宗谛公发心允设分会。随至普陀，师与了清方丈招集锡麟堂了余上人、长庵老当家、佛顶文质和尚及诸山长老，说明北方赈灾救济事。设分会于普陀，随缘乐助。次早，师办陕西小米粥油饼赐食早餐，并谈某某老先生来山请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分文不收云云。余再三顶礼劝师。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务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适合佛祖遗风。如违常住之规模，余向老当家及方丈请通过。师始含笑点头允之。师云：我仅存拾元，取出交汝带沪。余再四不收（纵然有款，理应送交分会），告别。师嘱赈事毕来山休养。（《永思集》第二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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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见《纪念文集》载王典章《印光法师圆寂感言》：‘民国六年夏，余解组粤海道尹，返至上海，晤云南王采臣先生人文，新从普陀归来。谓：‘该山有印光法师，为君之同乡，虔修净土，回己恒流。’余久闻普陀名，因动往谒之念，搭舟以行。次日到山，直趋法雨寺，夕阳己西下矣。投剌求见，寺中知客谓时己晚，约以明朝。再三请其转达，师即出现，随同晚餐。倾谈之下，深相投契，设榻楼上。余住居两星期，日必数面，且同食焉。寺僧无不异之。以师每遇同乡，只见一面，或留一饭为止。深讶余之破格也。次晨邀余参佛，拜跪稍快，即正色曰：‘礼佛须恭敬，不可草率。’余谨服其言。乘间问佛与儒教，比较如何？良久答曰：‘佛教能包括儒教，儒教不能包括佛教，盖以儒教系世间法，佛教乃出世法。合过去、现在、未来而为一者也。’余初疑之。及阅师文钞，渐有所悟，然尚未深知也。一日，五、六时未晤，师忽持一函相示，乃《复徐福贤女士书》也。女士求来山皈依。师以女人不可入山，宜在家修行。洋洋数千言，反覆开导，字字珠玑，苦口婆心，一洗寻常习惯，心折益深。山中名胜，师偕余遍观。一日乘山兜依岩行，下临巨海，骤遇飓风，师大声念佛，履险如夷。行至佛顶山，有观经僧家十余人，当面请示，师一一解释，如数家珍，毫不思索，余更为敬服。法雨寺藏经楼，藏有新旧全藏两部，师一一校正。所有错误，均以朱书另注于旁。余拟请人抄出。名曰《印光法师全藏校勘表》，此愿迄今未偿，思之辄为遗憾。迨余下山，师送余曰：‘君年己渐老，若研究佛学。恐不可能。办好塌实念佛，以求往生极乐。方不负我两人相见因缘。’此返沪，以师与徐女士书示内子。诘趄余起，内子己在室中设佛位念佛矣。     七年，余寓苏州，师每赴扬州刻经，必赴余家。十一年夏秋之间，江南北大水，当道邀余赴南京主持振务。师至喜，告余曰：‘夫人请皈依，即在君家佛堂为之说法。’责余念佛不及内子之虔。时余在南京，与妙莲、心净两和尚及魏梅荪、庞性存诸居士，议在下关三汊河买方氏地为放生池。师极赞成，助洋两百圆。厥后购地至四五百亩，筑九放生池，附设慈院，并建法云寺为念佛清净道场，皆师提倡之力也。十九年，师移锡苏州报国寺闭关，当往谒，谈辄移时。各方来皈依者，告以念佛方法，及三皈、五戒、八苦、十善诸法，殷殷开示，惟恐人之不晓。余戏问曰：‘师对人开示，余闻之熟悉。’师曰：‘居闻虽熟，他人只此一次，故不能不详尽。’诲人不倦，可见一斑。余家大小，依次皈依，余亦恳求，师曰：‘君与我为方外老友，宜皈依佛，不必拘此迹。’但余之心，则不啻皈依焉。     ‘九一八’事变后，余拟返陕，往商，师曰：‘归家良是，但中国之祸，不知何时方休耳！’厥后每到苏，即时时往谒，辄不令递去。二十六年，余赴京呼吁和平，至苏流连十余日，无日不见，见即言世界之祸，恐从此开端。余辞归，依依不舍。后寺僧告余曰：‘君去后，师投身关门外，望君不见，始己。’谁知此别、竟为永诀之日，可不痛哉！（《纪念文集》第一一０页）     （九）见《三编》卷一：‘十念一法乃慈云忏主为国王、大臣政事多端无暇专修而设。又欲其立书一口气为一念之法，俾其心随气摄，无从散乱。其法之妙，非智莫知。但只可晨朝一用，或朝暮并日中三用，再不可多。多则伤气受病。切不谓此法最能摄心，令其常用，则为害不小。’‘念佛声默，须视其地其境何如耳。.......其功德唯有专心至志，音声犹属小焉。’‘光于此数则，曾颇费研穷，去岁得一巧方便法，书示知己，皆同赞叹.....其法在《印光文钞》第四十五纸第八行下，祈检之。’（见《三编》第六十四页）     原书按：检《增广》第一册第四十五页中并无大师所示方便方法，岂大师所指文钞本乃《增广》前更早之版本欤？     （十）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六十七页。     （十一）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四页。     与徐福贤女士书（见《增广》卷一“书”第五一—第五四页）     公元一九一八年  戊午  民国七年    五十八岁     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     正月廿五日，复丁福保居士书九（一）。     元月廿五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二）。     正月廿八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一（三）。     二月初七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三（四）。     二月廿八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四（五）。     五月廿一日，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五（六）。     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欲至扬州刻经院刻印经书。因初次出山，人地生疏，请高鹤年居士陪同。至沪，觅得一最冷落小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住宿。由高氏介绍，大师与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会晤，广说净土因果等事（七）。     十月十五日，复高鹤年居士书二（八）。     是岁春，徐蔚如（文霨）以历年搜访所得之大师文稿二十二篇印于北京，是为《印光法师文钞》初编。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谒大师，获稿颇伙，并承知友录稿见寄（九）。     （一）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六页。     （二）见《三编》卷一（上册）第八十九页。     按：此函信末注‘民七元月廿五’而前‘复丁书九’后注‘民七正月廿五’。然观其内容、语气，则两书绝不似同一日所写，必有一误在焉，始并仍之如旧。印光法师在此函中特地指出：《慧命经》乃是外道炼丹之书。辟之甚详。甚至《慧》书引证《法华经》时，窜改经文中一字，改‘余’为‘除’，亦被大师发现指出。大师自述云：‘此书光初出家时看过。’可见其学问之渊博，知见之纯正。释迦佛曾诫弟子曰：‘外道书可看不可信。’若夫芸芸众生，学佛根基未定之人，以不看为妙，而况其余未闻佛法者耶！至于有以外道之术、书，剽取佛经中一言数语，遂妄标之曰‘佛家功法’者，则阅者尤宜小心。     按：《慧命经》为清代柳华阳著。柳华阳，约生于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其自称：洪都（今江西南昌）之乡人也。幼而好佛，先在皖水双莲寺出家落发，后又受伍守阳内丹秘旨，自称道教北宗龙门派第九代。     （三）见《三编》卷一第九十二页。     （四）见《三编》卷一第一００页。     （五）见《三编》卷一第一０一页。     （六）见《三编》卷一第一０四页。     （七）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七年夏，余账毕返申。师以初次出山，人地生疏，函约往扬州刻经。以经资不敷，意在随缘而不募缘，邀余相助。余随至普陀，同师到沪，余拟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师坚不允，曰：“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气办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乐！又要化费钱文，消耗光阴。”于是再四思维，觅得最冷落之小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二人住四日，共费伙食费二元（中方广下院是照禅上人所开，乃兴慈法师之师，余朝台时相识也）。由余介绍会晤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广谈孔、孟诸家历史及净土因果等事，另有善信等多人，欲送香仪礼物，师却之。到扬寓万寿寺，开示于人，皆言信因果报应，老实念佛而已。余返里扫墓，复回扬城，送师返申，师仍回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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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五页。     按：大师于此函中婉转劝导高氏放弃赴鸡足山之行。所云：‘惜有限之精神，办末后之事业。其老年人第一要紧著子也。’     （九）见《增广》附录徐文霨跋语，第四册卷四。     公元一九一九年  己未  民国八年    五十九岁     元月廿一，复谢慧霖居士书（一）。     永嘉周孟由居士（号念佛居士）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三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至此，观察时机，理难再却，遂为各赐法名。此为大师许人皈依之始（二）。     是年秋，徐蔚如居士又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印为大师文钞续编。冬，徐氏复应缁素之请，与商务印书馆接洽，重付排印（三）。     三月廿五，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六（四）。     五月十五，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五）。信后附戒鸦片烟方及有关书评数则（六）。     六月十九，复丁福保居士书十八（七）。     十二月初四，复高鹤年居士书三（八）。     经高鹤年介绍大师与上海南园简氏兄弟晤识（九）。     （一）见《三编》卷二第二八三页。     按：此信后但署‘元月廿一’而无年份。其信端有云‘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经事，故于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顺便至沪、苏、金陵’，及信中有关刻印《安士全书》之语。印光大师于一九一八年（民七）初次出山，由高鹤年陪同，由此推知此信写于民国七年之后一年。     （二）见《永思集》‘行业记’。     （三）见《增广》卷四附录徐蔚如跋。     （四）见《三编》卷一第一０五页。     （五）见《三编》卷一第一０六页。     按：此函后有印老‘又及’一篇，痛陈鸦片之祸害不能尽言。又提及有友人自哈尔滨来，彼处大开烟禁，了无畏忌等。后附大师亲录之戒烟绝妙神方，及详细制服方法。其方只药三味，且绝对不准加减更动：     好甘草 半斤；川贝母 四两；杜仲 四两；此戒烟神方及说明并载于以后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0）刊印出版之《印光法师文钞》第四卷末后附录中。此处信中专为提出，详尽介绍。盖因丁福保乃医师兼一大出版家，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广流通于世。大师慈悲利人，普济众生之心，固一时一刻未尝稍有忽懈也。     （六）见《三编》卷一第一０八页。     按：丁氏将出版之数种有关佛教之书籍寄呈于大师，请为厘正。大师遂一一与之指明抉出，间亦有论及梁任公佛学造诣者，谓其心粗胆大。又谓其‘文章盖世，聪明过人，惜于佛法未深研究，但依日本人所论者而叙之，故致虽无大碍，颇有不合宜之论间次而出也。’又对丁氏提出忠告：‘梁公如是，阁下亦如是，皆由急于成书，未暇斟酌之所致也。’     （七）见《三编》卷一第一一二页。     （八）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七页：‘七月，因往扬州刻经，至沪上书局询之，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前年劝应季中出资刻《辨异录》，由不太平，迟至今秋方至藏经院，委托该院主人代理。先刻《拣魔辨异录》，次刻《三十二祖传》。二书皆世宗遗著，皆应季中出资刻。次刻《安士全书》，此书乃朝邑刘门村刘芹浦避难来申，发心出资。‘待至明年四月，当复往扬州，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未刻成者校对。’     （九）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八年，余赈湘赈毕，到沪，师复邀往普陀商谈印经之事。须同到申，余介绍往南园与简氏弟兄诸居士相见。师说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事，简氏兄弟及诸居士遂发意供养千余元，正好填还刻经之资。’     公元一九二０年  庚申  民国九年    六十岁     徐蔚如继上年《文钞》印行后，复有增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铅印本，于扬州藏经院出木刻本（一）。     大师偕周群铮居士等游杭州，范古农居士拜谒（二）。     有数弟子在上海排印《印光法师文钞》，向大师要求附刊照片、小传。大师坚决不允，断然制止。且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三）。     复高鹤年居士书五（四）。     高鹤年由云南返沪，至法雨寺，晤大师谈数昼夜（五）。     （一）见《增广》卷四附录徐文霨跋：‘复经张君云雷广为征集，并霨续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黄幼希三君合初续两编，按类编次，详为校刊，较前两所印尤完善矣。书成，谨记缘起如是。庚申仲冬，浙西徐文霨敬识。’     （二）据《永思集·我之纪念印光大师》录范古农：‘民国九年，大师偕周群铮等居士游杭，农谒之于常寂光，始睹德容。’按：周君铮，永嘉周孟由之弟也。     （三）见《三编》卷二第四四二页《复李慧实书三》：‘民国九年，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十年正月出书，系二本之《文钞》），即以照片、小传请。光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为汝说，以免转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决不肯随波逐浪以效彼之所为耳。’     （四）见《三编》卷一第四十九页：‘末法众生多多，皆是不知因果。佛经深奥，看亦不能领会，故成今日之现象。’光常曰：‘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转凡成圣之大权也。当今之世，不将因果昌明，而欲世道太平，佛法兴隆，不可得也。’     （五）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九年，余由鸡足山归。到沪，王一老云及法雨寺与羼提庵因修路争讼不休，嘱余往普陀解释误会。与法雨主人及师谈数昼夜，瓦解冰释矣。师常欲回秦，因关中大乱，道途不便，故不果行。而摄化缘熟，龙天推出，皈依者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矣。供养之款，概作刻书之用，来求佛法者，皆劝老实念佛，广谈因果报应。     王一亭（一八六七——一九三八），近代佛教居士、画家。名震，号白龙山人原籍浙江吴兴，出生于浦东三林塘外祖母家。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十三岁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二十岁进天余号做跑街，后升为该号经理。自幼喜习绘画，拜画家徐小仓为师，进钱庄后仍学画不辍，终为名画师任伯年收为徒，自此画艺大进，早期继承了任氏画派。一九０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任上海分会机关科财务科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震于光复上海、营救同志颇为出力，有功。任上海革命军政府商务总长。袁世凯复辟帝制，二次革命中，上海组成讨袁军，震于经济上不断接济。此前，曾为革命军筹饷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之公债券四十万元，后皆未收回。袁世凯下令通缉，其令为租界当局扣阻。后震遂脱离政治，深居简出，潜心丹清。与吴昌硕过从甚密，结为知己，且与蒲作英、胡公寿、释虚谷、李梅荪等交往。幼即受母熏染，信奉佛教。五十岁后，信佛益笃。在家设佛堂，每日敬香顶礼，虔诚念佛。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一九二四年起，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长，一九二七年后连续三届被公举为林长，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扩建林舍，设立佛学图书馆等。一九三０年前后，复与李经纬等发起创办上海佛学院书局。此外热心致力各种慈善事业，与人同办义赈会救济灾民。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淞沪，上海租界内难民麇集，震与人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筹设难民收容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于上海觉园。其作品和著作有‘印光和尚对众说法图’、《白龙山人画集》、《王一亭选集》、《孔子哲学》、《廿四孝画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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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二一年  辛酉  民国十年    六十一岁     春，高鹤年居士自粤罗浮山赴宁波观宗寺。大师约高氏同至沪挂单。高氏介绍大师晤会真达和尚（一）。真达和尚请大师到三圣堂下院太平寺供养庵住，高氏送大师前往。自此大师常由普陀山法雨寺来沪专事弘化矣（二）。     在法雨寺时，有苏州吴引之先生（为前清“探花”），来朝普陀。自对大师言，彼之前身是云南和尚。以烧香过客，不及多叙，大师当时未详问其由，仅默记之（三）。     大师往南京访一友，友介魏梅荪居士见师。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大师教其熟诵《文钞》中‘南寻极乐寺修放生池疏’数十遍。未过二月，魏即绝不食肉焉（四）。     （一）真达和尚（一八七０——一九四七），近代高僧。俗姓胡，名惟通，号体范，一号逸人。安徽歙县人。年十三丧母，十七岁丧父，身世孤零，即离乡背井，至苏州习南货商。一日随店主妇朝礼南海，见普陀山寺院清净，佛像庄严，遂萌离俗出世之想。十九岁，辞去肆中职务，出家于普陀山三圣堂，礼峭岩和尚为师。逾年受具足戒于宁波凤凰山白云寺闻果上人。此后锐意精进，声誉日崇。旋由圆光、慧静二法师及高鹤年居士介绍，得与印光法师交往，甚相投契。后曾于弥陀阁闭关三次，每日诵经坐禅，不稍懈怠，前后九载，功夫学问大有进境。一九一四年至沪上，创太平寺，该寺在上海闸北陈家滨（今成都北路八六五号），原名供养庵，规模狭隘。经真达和尚接收后，即行改建，取名太平寺，作为普陀山三圣堂下院。时印光大师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时相往返谈道，互有策进。一九二一年，印光大师与高鹤年至沪，真达和尚将太平寺供养大师居住。又，苏州灵岩山寺以当时住持管理不善，颇现衰颓、荒废景象，吴县及苏垣士绅同请真达和尚前往接管，真达和尚遂委明煦大师代理，并聘请戒麈、慈舟二位老法师先后住持该山。先后命其弟子明本、妙真为监院。寺中一切开支，大半均为真达和尚资助。印光大师刻印经书经费不敷时，亦由其资助。真达和尚驻锡沪上时，一心淡定精进，行持不懈，同时施衣给药，济孤恤贫，普利众生，为世所崇。一九二八年，兼任苏州报国寺住持（在苏州穿心街）。一九三０年，迎请印光大师诣该寺闭关。一九四二年，真达和尚赴灵岩山寺掩关静修，远近风闻，争来瞻拜。一九四五年，离灵岩至沪，仍寓太平寺。晚岁渐呈衰病，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养，未几即又返沪，是年十月圆寂于沪，世寿七十有八，法腊六十。后人建塔于苏州灵岩山寺。生平言语和蔼，尊贤重道，外示僧伽之相，内蕴菩萨之心，与王一亭、关絅之等居士交谊甚深。曾亲自重辑《西方公据》正副两册，主编《劬劳集》四册。     （二）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十年春，余自粤罗浮杯渡山经冬，送香港青山陈春廷老居士赴宁波观宗寺出家受戒。师约余同到沪上。是时三圣堂老当家真达上人一再嘱余介绍，请师到伊下院供养庵住（即太平寺），余遂送往。承真老赐来蜜枣龙眼各两盒，决不敢收，顶礼致谢，辞往天台山中度夏。自此师常来申江，专事弘法，随机说法，普利众生。’     （三）见《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第一０八一页：‘又，苏州吴引之先生，清朝探花。学问、道德、相貌俱好。民十年，朝普陀会余，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以烧香过客，不能多叙，未详问其由。十一年，余往扬州刻书，至苏州一弟子家，遂访至。意谓夙因未昧，及见而谈之，则完全忘失了，从此永无来往。迨十九年，余闭关报国寺，至十一月，彼与李印泉、李协和二先生来。’余问：‘何以知前生是云南僧？’伊云：‘我二十六岁做一梦，至一寺，知为云南某县某寺。所见殿堂房舍、树木形状皆若常见，亦以己为僧。醒而记得清楚，一一条录。后一友往彼作官（张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持去一对，丝毫不错。’余曰：‘先生己八十岁，来日无多，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不可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伊云：‘念佛什么希奇？’余曰：‘念佛虽不希奇，世间无几多人念。顶不希奇的事，就是吃饭，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此种最不希奇的事，汝为什么要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问二位李先生：‘君等念否？’答曰：‘念。’伊仍无下语。至十二月三十夜，将点灯时去世，恰满八十岁。     （四）见《三编·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下册第一０六九页）：‘民国十年，余往南京访一友。其人请魏梅荪见余，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余令其熟读《文钞》中《南浔极乐寺修放生池疏》数十遍，即能吃素矣！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次说历劫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互杀。次引《梵网》、《楞严》、《楞伽》经文为证，熟读深思，不徒不忍食，且不敢食矣！魏居士未过二月，即绝不食肉矣。今敬录疏文于左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见《增广》卷二‘疏’）     又，罗鸿涛居士曾有记丁福保谈大师轶事之短文一篇，载于释广定所辑之《印光大师纪念文集》，唯该文亦疏于时间之核实纪录，概无确切之年月日期。仅言丁居士与印公‘晤面，已在印公发心印《安士全书》之时。’又云：‘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据此可推知印光大师此次于丁福保居士晤会当在民十或民十一年。今暂归入民国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条内。并将罗氏全文引录于后，以见大师清廉俭朴生活之一斑。     记丁居士谈印光法师琐事    罗鸿涛     余与丁仲祐老居士相识有年矣。每星期休沐，辄往过访，畅谈古今，于印公老法师遗事，亦时有谈及，事虽琐屑，记之亦足供后人之景仰焉。     丁居士之与印公，最初仅有书函之往返，及其晤面，己在印公发心印《安士全书》之时。印公以丁居士经营出版业，故以估价排印事相委托。其时物价尚低，印全书一部，需费银币一元。及以所估价相告，印公即谓：‘可先印五千部。’丁居士骇然，以印公破衣草履，衣单萧条，不似囊有余蓄者。乃转告印局：‘先印一千部。’其意以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数，则此一千元由伊独立供养耳。然不及五六日，印公又来告，嘱增印五千部。丁居士又转告印局，增印千部。如此者不及一月，印公之印数，己达三五万部。丁居士怪之，偶访印公于太平寺，才谈数语，有闽人之供职于海军部者来见师，志诚顶礼。印公为之称述《安士全书》之隹妙，谓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倘肯附印，功德无量。其人连称愿意，即自怀中出支票溥，立制票币一千元以为助。丁居士于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伟大，乃晓然于印公之一印三五万部为可能之事，初非有丝毫之夸张存乎其间也。     然印公以募缘之易，虽如上述，惟其为人丝毫不苟取，尤不敢作欺因瞒果之事，故檀施之所人，一经指定作何用途，决不肯有所更易。而自身之所需，决不分文染指于期间。何以知其然？试再举一事如后以为证。     迨印书告一段落，印公将回普陀，临行前，往辞丁居士，告以归期，且请备银币二元，以作盘川。丁居士愿意供养五元，请其不必归还。印公不可，仅受二元，且定于到寺后二三日内设法汇还。丁居士漫应之。及行期己届，丁居士忽有事欲与印公面商，乃赴其所乘之轮船，遍寻全船，自大菜间房舱以至统舱，未见其人，其后始于炉子间附近发见印公，地位既极狭陋，空气又极燥热。他人皆望而以为苦，独印公取其价廉，局处期间，怡然自得。丁居士匆匆与之商谈讫，遂离船而别。后三五日，即接印公来函，并汇还其所借之款。     按：罗鸿涛，印公大师之皈依弟子。大师逝后，罗发心编辑印公大师外集，曾四次于弘月刊发表征求遗著启事。经七年搜集，终于大师生西十周年，即公元一九五０年结集成册，由慧容楷书抄写，共一十七册。并经妙真、德森、窦存我居士审校，为今《三编》之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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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二二年  壬戍  民国十一年    六十二岁     民国政府赐大师题字‘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赍送普陀山法雨寺。缁素欣羡，盛极一时，师若罔闻知，澹泊而已（一）。是岁春，大师应陶在东请，修普陀山志。     策画保护庙产，制止江苏教育期成会借寺庙作校舍（二）。     与魏梅荪居士书（三）。     指导魏梅荪居士等创建法云寺道场（在南京三叉河），为手订寺规，并办佛教慈幼院于其中（四）。     大师函约高鹤年居士到沪。简氏兄弟发心印书，嘱高氏请师午餐，谈及道场之事，大师言：‘要扫除习弊，实行清修，洗涤身心，不染俗气者，方有益处。’高氏往九华山过夏，大师返普陀山法雨寺（五）。     大师请智德法师宣讲因果报因、净土法门等要旨，授《安士全书》，众为革心，颇多感化（六）。     大师令皈依弟子邓朴君、戚则周（后出家，法名明道）、乔恂如为讲师，宣说因果、往生西方等（七）。     往扬州刻书。住苏州一弟子家。往访吴引之老先生（八）。     江西许止净居士朝普陀，礼观大师（九）。     （一）见《永思集·行业记》：‘民十一年（六十二岁），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会稽道尹黄涵之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斋送普陀，香花供养，盛极一时。缁素欣羡，师即若罔闻知。有叩之者，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等语。当今竞尚浮夸之秋，而澹泊如师，实足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获益良多。’     （二）见《永思集·行业记》：‘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淮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东函师挽救。师即函请王幼农、魏梅荪二居士设法，并令妙莲和尚奔走，遂蒙当局明令保护。’     （三）见《续编》卷上‘书’第一八一页。     按：《续编》收辑大师与魏梅荪居士书函共十六通。大师于书题下括弧自注：‘梅荪至十八年始皈依，此时且作朋友。’     （四）见《言行录·慈幼放生》：‘魏梅荪居士等秉师慈怀，创建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于南京三叉河。法云者，效法云栖，以放生念佛为宗。寺规与灵岩同，俱师手订。并办佛教慈幼院于中，虽由诸缁素擘画经营，而师实主之。师之于孤儿也，不惟望其以长以育，并望其能成才成贤，利益社会。尝以晋释道安，宋吕文穆皆出自孤儿，一则离俗而奠佛教之基，一则居麈而成康济之业，为孤儿劝，为世人告。又云：纵使无此天姿，亦当养成良善，为一乡一邑淳谨之士，则新世隐受其利，固不仅为孤儿计也。若夫戒杀放生，师尤重视，尝示人以心佛、众生一体之义，若能于放生戒杀实力奉行，近则息杀因，远则灭杀果，所关者大，亦非仅为物类计耳。’（此条并见《画传》）。     （五）见高鹤年‘苦行记’。     （六）见《永思集·行业记》。     （七）同（六）     （八）见《三编》卷四第一０八一页‘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九）见《续编·附录·许止净居士往生记并颂》：‘居士名业笏，江西彭泽人，清光绪甲辰翰林。住馆八年。光复后，即隐居。民国二年，归心学佛，专志净土，继读印光法师文，即知老人乃法门龙象，尤为净宗泰斗。进知观音大士为弥陀左辅，莲邦智导，遂动朝普陀、礼大士、谒印老之念。于民十一年前往，礼觐之下，以撰就“礼观音疏”进呈。内有“食廷璋之芋，克日西行”句，老人更意其尚未断荤，乃问：“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则吃长素，何能感化他人！”厉声大吼，居士欣然乐受，不但毫不介意，实在心悦诚服。次日上书请老人继续编辑《净土圣贤录》，自愿助成。于见面受呵斥之慈训，表示万分感激，叹为名不虚传。老人见其知见纯正，文笔超妙，且虚怀若谷，殊为末世罕有，遂请编《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自是函件往来，益臻款密。乃执弟子礼，求老人授皈依，赐法名。老人仍令名“止净”。’     按：许止净居士于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初三日早七时安详西归，临终有瑞相，终年六十三岁。生平佛学著述有《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历史感应统记》（一九二七年在沪应聂云台居士所请而编，印光法师校对印行）、《学佛救劫编》（应潘对凫老居士所请而编，印光法师校对印行），并辅助印光法师编撰《四大名山志》。一九三六年在苏州报国寺由印光法师为其亲授菩萨戒。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难庐山牯岭黄龙寺，又大病，至闰七月，病稍痊，仍奄卧不能握管，至是年农历九月初三往生。入龛时，身软如绵，俨如老僧入定状，留寺念佛七日，依律火化，骨灰尚存黄龙寺中。     又：印光法师《复永嘉某居士书五》有语云：’次则阅彼所印《文钞》，‘据此，该函当于民国七年或民国七年至十一年间，今录于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后，永嘉某居士即周孟由。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见《增广》卷一‘书’第四三页）     公元一九二三年  癸亥  民国十二年    六十三岁     元月初六，复蔡契诚居士书一（一）。     四月廿一，复蔡契诚居士书二（二）。     六——七月在杭州（三）。     施省之（四）发心修杭州梵天寺，邀大师前往（施之修梵天寺系受大师劝化）。     大师应魏梅荪居士请，与高鹤年同至南京，是时南京名流皈依者众（魏居士等创建慈幼院、法云寺放生池于南京三叉河，策画及寺规由大师手订）（五）。     张一留居士于南京初谒大师，皈依为弟子（六）。     十月，作‘广长舌序’（七）     复卓智立居士书（八）。     在沪对袁海观之次媳，作关于妇女临产仍不妨供佛、念佛之开示（九）     （一）见《三编》卷二（上册）第四八五页。     （二）见《三编》卷二（上册）第四八六页。     （三）见（四）     （四）施省之（一八六五——一九四五），名肇曾，法名智照。浙江杭县人。近代佛教居士。早年由知县保至二品衔江西道员。一八九三年，任驻美华盛顿公使馆馆员。一八九六年，任驻美国纽约总领事。一八九七年返国后，历任湖北汉阳铁厂提调、京汉铁路工程总办等职。一九二二年起，奉命督办陇海铁路事宜，次年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一九二二年退职。中年信佛，皈依印光大师，专弘净土，退职后寓居上海觉园，弘传佛教，热心慈善事业。一九一二年，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被推为董事长。其后复于净业社香光堂侧捐资建造智照堂一座，作为静修之所。一九二三年，在印光法师劝导下，发心修建杭州梵天寺，一九二五年起，当选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翌年，与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发起成立上海佛教维持会，维护佛教。一九三四年，复与叶恭绰、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动物保护会，宣传保护动物。生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创办北京中央医院，以惠贫病；资助各学校，以振教育；设立施氏义庄，以瞻家族。又尝与无锡唐文治先生创立国学专修馆，培育国学人才；独立捐资刻印儒教十三经，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九四五年病逝，终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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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见《永思集·苦行记》：‘民国十二年，南京魏梅荪老居士创建慈幼院、法云寺放生池，约余请师同往参观。是时京师名流，皈依者众，方便说法，由此放大光明，相助而成，功德不可思议。后同至扬州，寓少怀学校（张端曾居士所办）。师云：‘张居士愿拨滩地百余亩，欲助贞节院。’余心不安，故力辞未收。师屡欲来刘庄观光贞节院，余辞以敝院尚未成立，归来一看，仍回扬州。送师返申。余因他方灾重，视察迭办救济，与师不常见矣。回忆陪师同行，一次有一次的利益，并留心他语默动静，出入往还之时，不谈玄言妙语，神通异奇，皆是平常的话。即使行不到，其中亦有不可思议、利益身心之妙处。’     （六）见《永思集·归依印光大师回溯记》：‘流寓白门，附读于狮子桥边，随喜于毗庐寺里，行常问法，愿切求师。一日，魏刚长居士访予寓，笑谓：“子欲师而师至矣，光师为三叉河放生事，适由申来。盍就近归投？”予知师为莲宗尊宿，心窃慕之，匪伊朝夕。即往，即拜，即受归戒于观音庵中。师知予有老母也，曰：“甘旨在蔬不在肉。”又知予被俗累于瞻园也，曰：“随地随时皆可念佛，瞻园固无异只园。”谨依伏之不敢忽。未几回海上，予送之站。因待车，露坐于地，人声鼎沸中，隐隐佛声，一如平昔。而似粟红粒，面臂皆盈。盖夏夜多蚊，任其侵扰而无动于中焉。一心念佛，四大能空，类如此。自掩关报国寺，余亦僦居吴门，欣咫尺，问道益亲。拙译《净土教史》竟，师见而喜之，手写序文，原原本本千余言，异常珍宝。今师西归，愧无以报恩于万一，回潮涯略。用志不忘。’     按：《永思集》所载张一留此文，无有年月日期。今据他文考证，知大师‘为三叉河放生事’至宁初期，乃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也。其时‘皈依者众’故张氏亦当于此际皈依大师焉。     张一留（？——一九四七）名援，字涤珊，晚号一留，江苏省靖江县人，住苏州，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工诗、善鼓琴。后皈依印光大师，末年谢绝人事、专修净土。临终前自撰念佛偈数首，安详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花甚多。遗著有：《净土宏网论》、‘西方认识论’、《驮沙净土文》、《修忍堂诗钞》、《修忍堂随笔》、《灵岩山志》，均由弘化社出版流通。尚有《中国农业史》、《田园诗选》。另有翻译日人净土著作多种。未出版。     （七）见《三编》卷三第七五二页。     （八）见《三编》卷三第一０一０页。     复卓智立居士书一（见《三编》卷四第一０一０页）     按：此函大师自叙家乡、出生、身世经过颇详，又兼一一道及出家后之履历、时间、地点分明。于法雨寺隐迹潜修二十余年，不为人知。信中并言及‘陕西乡人及督军屡催回乡。.....明年《普陀志》成，《文钞》排印好，当回陕一次，尚恐复来。’但法师这个打算后来并未能实现。原函信未署年月日期，现据信中所云‘今年六十有三岁’句，定为本年所写。     （九）见《三编》卷四第一０九四页《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公元一九二四年  甲子  民国十三年    六十四岁     大师仍住法雨寺。释弘一至普陀山拜谒，居七日。每日自晨自夕皆在大师房内，观察大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大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碱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己三十年余矣（一）。     江浙交战，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大师劝其遍阅二十四史，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录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魏甚喜，卒因力不从心而罢（二）。     北京有《自知录》一书出版，上海、杭州、余姚各欲广印流布，大师以此书完全涂造，止之，不令印（三）。     王羡门居士之弟，约于是年南游，皈依大师。皈依礼毕，临行请开示，大师诫之曰：‘去习气。’（四）。     正月廿一日，复陈士牧居士书一（五）。     三月十二日，复陈士牧居士书二（六）。     春，作《〈劝戒杀生文〉》（七）。     仲夏，作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兰若七七念佛缘起（八）。     十二月廿八，复陈士牧居士书三（九）。     作《〈学佛浅说〉序》（十）。     （一）见释广定《印光大师纪念文集》载弘一《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乙）惜福。大师一生，于此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碱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年余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余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有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塌！”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友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饮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类此也。     （二）见《续编》卷下第二三页《历史感应统记序》：‘民国十三年，江浙交战，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余劝其遍阅二十四史，择其因果报因之显著者录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梅荪颇欢喜。曾屡商办法，以年老精神不给，又无力请人代劳，怅然中止。’     （三）见《三编》卷二第四三四页《复倪慧表居士书》：‘十年前，北京有《自知录》出，上海、杭州、余姚各欲广印流布。此书乃完全捏造，光止之（不令印），后有二人亦仿彼之意，来函请证，光以《自知录》事戒之。’     （四）见《纪念文集·印光大师生西二周感言》。     按：此文中所记王羡门居士之弟皈依时间不详，仅是‘某客’告知王弘兹者，此‘客’得读《文钞》第一版之‘后数年’。非但皈依确切时间未明，且连王羡门之弟姓名亦未道出。然则大师之开示在兹，言之凿凿，终不能因彼文士疏忽习气，而致使大师如此重要诫箴湮没不彰。考徐蔚如刊印大师《文钞》之第一版在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后数年’，则二、三年，三、四年，四、五年.....均不定也，乃以权宜办法，折衷归于本年条内，阅者谅焉。嗣后凡所记述事毫无线索头绪可循者，则于《年谱》后另立一专栏以载之。     （五）见《三编》卷二第三九一页。     （六）见《三编》卷二第三九三页。     （七）见《三编》卷三第七五九页。     （八）见《三编》卷三第七八八页。     （九）见《三编》卷三第三九六页。     按：大师此函后复又提及《自知录》，谓‘宝一师只闻名，未曾通信。如欲亲近，亦非不可，但彼有一女弟子所出之《自知录》切勿看。看之恐不致力于一心，而专欲得好境界，则必致著魔，此为要义（上海、杭州、余姚见者，皆欲石印，光极言其弊 ，故皆止印）。’     （十）见《续编》卷下第五十五页。     《学佛浅说》近代王博谦居士著。用通俗文字编写的初级学佛者读物，共二十篇。     公元一九二五年  乙丑  民国十四年    六十五岁     大师至南京法云寺，郭介梅往谒。大师对其开示云：‘汝既信佛，当劝汝母念佛，以求了生脱死，方谓真实报恩。’     二月廿四，复陈士牧居士书四（二）。     范古农率妇礼普陀大士，再谒大师于法雨寺藏经楼，范夫人皈依，大师赐法名‘智彻’（三）。     德森法师江西百丈，与了然法师同至普陀山法雨寺谒大师。大师出函介绍至佛顶山藏经楼挂单（四）。自后德森即依止大师，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至苏州报国寺，直至上灵岩山寺，随侍整二十年（自一九一九年报国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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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复陈士牧居士书五（五）。     六月初二，复陈士牧居士书六（六）。     十月初一，邵慧圆回公署，晤见大师，幸蒙收录为弟子（七）。     十月廿六，复陈柏达居士书一（八）。     十一月初七，复陈柏达居士书二（九）。     十一月初七，复陈士牧居士书七（十）。     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十一）。     （春）复显荫法师书（十二）     复许止净居士书（十三）。     （一）见《纪念文集·印光大师五周年纪念概言》：‘迨民十四年，大师来京住法云寺，往求一见，蒙开示法：“汝既信佛，当劝汝母念佛，以求了生脱死，方谓真实报恩。”默思大师对余不曰父，而独曰母，是知父己先逝矣。慧眼洞见，遏胜惊讶。’     （二）见《三编》卷二第三九六页。     （三）见《永思集·我之纪念印光大师》：‘十四年，率妇礼普陀大士，再谒大师法雨寺藏经楼，承赐妇法名“智彻”。’     范古农（一八八一—一九五一），现代佛教居士，佛教学者。号幻庵，别号寄东，笔名海尸道人，浙江嘉兴人。早岁攻治经史，勤勉好学而淡泊功名仕途。初不谙佛法，后与桂伯华、黎端甫等游，复每问学于章太炎，遂受浸染。偶于书肆购得《圆觉经大疏》，诵之大喜，以为救国之道，唯此彻底，尽在其中矣。台氏依杨仁山居士所定佛学课程，潜心研修，深有领悟。一九一一年，听《阿弥陀经》，研学《大乘起信论》，遂深信净土法门。一九一八年，皈依谛闲法师受具足戒。并随从听讲，复又通晓天台教义。此后即于沪、杭、苏、锡等地讲经弘法。嗣以为佛经高深莫测，非论疏难得确解，而疏释经论，莫逾慈恩一宗，乃精研法相章疏，颇有心得。尝谓：学理高深，莫逾《成唯识论》，行持方法，莫详《瑜伽师地论》。旋于嘉兴精严寺设佛学会，每岁春初及暑期，必亲临讲经。一九三一年，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发行《佛学半月刊》，编辑《佛学小丛书》、《海潮音文库》、《佛学百科丛书》以及影印宋版《大藏经》。一九三五年起，任《佛教月报》主笔。一九三八年，应请至省心莲社主讲净土三经一论，同时讲演《三十唯识颂》、《阿毗达磨杂集论述记》。生平佛学著作有：《古农佛学答问》、《幻庵文集》、《八识规矩颂贯珠集》及《观所缘缘论贯珠释》等。     （四）见《永思集续编·追念导师溯前缘》。     按：德森法师初谒印老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嗣后印老迭有书翰及书籍惠赐，并有《续藏经》一部寄颁，时德森、了然己离江西，故未得之。     （五）见《三编》卷二第三九七页。     （六）见《三编》卷二第三九九页。     （七）同注（五）。     （八）见《三编》卷三第五七二页。     按：此函中有‘光，光绪十二年朝五台，先在北京琉璃厂遍求《清凉山志》，只得一部，日常看之。以天冷，至三月初方到山。住山四十余日，见来朝山者多说见文殊菩萨，实少真行持者。固知朝山者说见，皆附和古人之迹以自夸耳’诸语，然则《行业记》载大师朝五台之期为光绪十三年，该文曰：‘遂于二十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戍）辞师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翌年正月，告暂假朝五台，毕，乃回资福。’据大师此函所云，似在光绪十二年冬发心朝五台，以天寒冷，至（次年）三月初，方到五台山。然如此理解，又不符《行业记》所载之意，难圆其说。今姑并存，志以备考。     （九）见《三编》卷三第五七三页。     （十）见《三编》卷二第四０二页。     （十一）见《续编》卷下杂著，第二六一页。     （十二）见《三编》卷一第二十七页。     按：大师此函虽短，然至为重要。教诲显荫数语，诚千金难市之言也。苟显荫获此猛省彻悟，必不夭亡焉。     复显荫法师书     接手书，不胜欣慰。座下聪明过人，不几年，于宗、于教、于密悉已通达。恨光老矣，不能学座之所得，唯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但现在年纪尚轻，急宜韬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弘法，则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无涵养，或所行所言有于己于法不相应而不自知者。此光区区愚诚也。道师已来，勿念。春风易于入人，祈保重调摄，当勿药有喜矣。     显荫（一九０二——一九二五），近代僧人，俗姓宋，名今云，字大明。江苏省崇明县（今属上海市）人。早年于本县第一两等小学毕业，补入师范讲习所，用功勤读，学业优异。年十七，礼浙江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出家，复于五磊山受具足戒。旋入观宗学社受业，习天台教观，得悟法要。二十岁时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部主任。此后即专志研学宗。一九二三年东渡日本，入高野山大学，从金山穆韶阿阇黎学密法，同时考察日本佛教现状，草拟‘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一九二五春，学成归国。至宁波见谛闲老法师，谛老令其闭关用功。后至上海，是年夏即病逝。     按：显荫逝世时年仅二十三岁。印光法师此函后未署年月，据其内容视之，当是显荫离日本归国之时，此时已身染疾病，故信末有‘春风易于入人’以及‘保重调摄，当勿药有喜’等语，则此函复于一九二五春季无疑矣。此函中大师以长者身份对显荫法师爱护关切备至，嘉勉开示数语重心长，积久年之世故阅历，融佛法经论奥旨而凝炼成短短一言数词，自肺腑中泻出者：‘急宜韬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弘法，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惜乎显荫，学贯宗教，身通显密，卒未能谙憬领悟印老此寥寥数语，据尔夭折，可悲也夫！印光法师尚另有一函（《复恒惭法师书》），亦提及显荫。时显荫已故，大师于哀痛惜之余，指出‘显荫天资甚高，显密诸宗皆得其要领，但以志尚浮夸，不务真修，死时显密之益不得力，念佛之事向未理会，亦不得力，虽有多人为彼助念，而自己糊涂，不省人事。此可为年轻之聪明人一大警策。良由显荫天资虽高，气量过小，无韬晦涵养之真修，有矜张夸露之躁性（在东洋回国，往宁波看师，当日即病，次日即往上海。因闻其师令闭关静修一语，即日便病，次日即去。竟至延缠以死，可不哀哉）。’     （十三）见《三编》卷一第一一九页。‘许止净’注见前。     按：大师于此函指出一般人不能接受认真长时间念佛之辛苦，其实此本非苦，以一向不惯，故以为苦，然此苦乃出苦之苦，若不能受此苦，则将来之苦，盖有说不能尽者意味深隽。     公元一九二六年  丙寅  民国十五年    六十六岁     仲春二月，于上海陈家滨太平寺会见释大醒，并作开示。言次批评大勇、显荫不该习密宗。并就大醒之叩问，述说对中国佛教制度的见解态度（一）。     夏，大师莅无锡，住学佛路佛学会内。三日间求皈依之男女弟子两百余人，为无锡从未有之法缘。秦效鲁谒，呈《狱中读庄老》一卷。大师以晋之慧远法师教化陶渊明事折摄之，曰：‘圣凡异果，在当下一念耳。’侯保三来见，奉赠昔年旅行普陀山日记。大师猝然曰：‘试述何为三太。’继谓侯曰：‘周室创八年之宏基，肇于太任、太姒、太姜。汝办女学，必发扬此等经训，庶几能救国救民。’侯为之折服。诸希贤校长及过女士同谒大师，求示以了生死之道，大师曰：‘诸为孝贞女，即尽力于教育，父母终天，了生死之道较易，尔过为青年孀妇，儿女尚稚，今后当母兼父职，教之育之，扶之成人，为国家有用栋梁，以尽父母之大责任。平居念佛，忏消夙业以外，当求深入经藏。汝二人者，了之之道，一易而一难。尔等其自勉之。’     大师喜小孩，诸慧心第三子锡文，年方六龄，大师再三摩其顶，且携其同上惠山北茅蓬共餐。     一周后，大师离锡赴姑苏。住苏州道前街自造寺。诸慧心于黄昏至寺晋谒。时气候炎热，大师纳凉圆中，躬自汲井水净面。诸慧心请为效劳代汲，大师辞曰：‘矛居南海数十年，事事躬亲。出家而呼童唤仆，效世俗做官模样，予素不为也。’又曰：‘予夙业重，眼目不如人，以是常服清宁丸耳。’次日，诸慧心再谒，袖丸呈之，并请以胞兄暨长男并谢君三名单求皈依，大师慨然许之，即就自造寺登座，说居士戒。说毕，适邑人刘柏荪居士至，同座席次，柏荪启请大师定期偕苏之某巨绅上莫干山避暑。大师正言厉色曰：‘予住普陀，气候愈热，愈喜做事。天天握管写信且不暇，何暇学今人时髦乎？’又谓：‘某绅将《金刚经》信手放在橙子上，某绅受诗书之训，将经亦同等看待乎？予不与此辈同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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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亭法师暑假期间偕孝光及其徒释湘兰同朝浙江普陀山，于印光大师关房外拜求开示（三）。     是年，大师闻长安围解，急赈三千圆（四）。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由中华书局排印，发行时共分四卷，线装四册，是为正编《文钞》（五）。     作《敬为施资流通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展转传布看读诸善信回向偈》（六）。     七月，作《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七）。     九月九日，复陈士牧居士书八（八）。     作《绍兴偏门外娄江村兴教禅寺募修大殿疏》（九）。     （一）见《永思集.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在十五年挂褡金陵寺的一个和煦的春天，听得人说印光大师己由普陀山到了上海，乃发心往沪拜访这位真实所谓“渴慕久矣”的大善知识。     正是仲春天气，步行，身上颇有暖意。由爱文义路询问到陈家滨太平寺。从佛事兴隆的人丛中踏上第一进屋的前楼，一张名片交由侍者通报“静室”里去。一瞬间，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师出见了。问讯顶礼后，对面坐下，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大师就开始批评大勇、显荫二师不应修习密宗。他说的道理当然亦有他的见地。他说中国现在有的禅宗、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贤首等法门，何一不可以学习，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他老说这话的时候，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大授其徒。一方听说日本僧侣是所谓带妻食肉的，因为他老爱惜的显荫又恰恰死在高野山，于是他可以说完全不赞成，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     关于中国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他老的意思以为一个人做好了，慢慢的去感化一般的僧侣，不必提出什么“整顿僧伽制度”的新鲜花样。大寺丛林规模不整，也可以劝说，劝说不行，则是他们的业障。因为他老这样说，我就说：“老法师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我看普陀的僧众能受感化的就很少，而且普陀在香会期中不应有僧侣行动也实在太多，老法师为甚么不加以劝导他们？”他老人家总以众生业障深重答之。随后又请问他对于上海寺院做经忏佛事那样十足的贸易化感想如何？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认为这是救济一般的出家人的生活问题倒也罢了，而其实做老闾板的脑筋却是为的饱其私囊。”印光大师是看不出的人吗？世出世法，他无一不知，况乎此事！不过老人是大善知识，素以道德修养为重，不愿意言僧过耳，只得以“没有办法”一语了之。     我请求大师开示，一个青年僧拟闭关自修，因为参学不合自己所需要，以阅读藏经为主，以朝暮二时念佛加持为辅，他老赞成我闭关自修，但阅读藏经认为不需要，还是以念佛最为要紧，因为一个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为信、愿，则简直是自寻苦恼，喜堕三涂，好像很糊涂的样子。当其时，我并曾约略辨答，我说青年时代不多多的阅读佛经，将来拿什么学识去感化世人？所谓弘法利生，即如老法师如真没有《文钞》行世，怎么能令我们发生信仰？他老总是恳恳切切的谆谆开示：“不念佛的人太苦。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才是最二捷了当的。”     二月天气，那天格外暖和，是在下午三时前后，谈谈话，吃了一点茶点。约在一小时后，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又漫谈了一个半小时，本来一见面，他就批评武昌佛学院。继而我向他一一说明之后，他老亦首肯僧伽教育是极其需要的设施。总而言之一句话，他老是专弘净土为他的心愿，无论怎么样说，最好不过是念佛求生净土。我告诉他，我不久要在金陵寺闭关，特为先来拜见老法师。第一次拜见，就多蒙慈悲这样的接引开导，心中得到有说不出的法喜。他老说了许多训勉的话，并且扯住我的手亲亲切切地再四嘱咐我，要念佛，要好好的用功，并且在临行的时候又叮咛：“你很聪明，不要学大勇、显荫他们。”滂沱雨止，乃告别。’     大醒（一九００——一九五二），现代僧人，名机警，别号随缘，俗姓袁，江苏东台人。早年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读《憨山梦游集》，遂萌出家为僧之念。一九二四年，依杨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出家。时太虚在武昌创办佛学院。即入院深究内典。颇得太虚称赏。一九二五年，随太虚至庐山东林寺，入庐山学宭，深修英文及佛学，学有成就。一九二八年，应太虚命，至夏门南普陀寺任监院，并主持闽南佛学院，同时创办《现代僧伽》（后改名《现代佛教》）。一九三二年，随太虚离夏，次年至汕头小住，旋返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一九三五年，东渡日本，考察日本佛教。归国后撰有‘日本佛教视察记’，后住持江苏淮阴觉津寺，发行《觉津》月刊，创觉津佛学院。抗战期间，曾主持苏北七县僧众救训练班，护教卫国。一九四六年，继太虚之后，任浙江奉化雪宝寺方丈。太虚逝后，即参与《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及太虚舍利塔之建造。一九四八年至台湾，居善导寺，继续编辑《海潮音》。一九五0年移居新竹之香山，一九五一年在新竹灵隐寺主办佛教讲习所。一九五二年因脑溢血病逝。一生佛学论文甚多。主要著作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口业集》、《空过日记》和《八指头陀诗评传》等。《海潮音》杂志社曾集其诗文数十万言，辑为《大醒法师遗著》问世。     大勇（一八九三——一九二九，现代僧人，俗姓李，名锦章，法名传众，四川巴县人。一九一九赴沪，依太虚剃度出家。后与持松一起，东渡日本学习东密，归国后，至上海、武昌等地开坛传法。后欲进西藏求学藏密，病逝于进藏途中之甘孜扎迦寺。     （二）见《永思集·至陈无我居士书》：‘丙寅夏，孙瓞香居士等函促慧心返锡，专为招待大师。大师莅锡，住学佛路佛学会内，三日间求皈依男女弟子二百余人，为无锡从未有之法缘。奏效鲁谒大师，并呈“狱中读庄、老”一卷。大师直截施折摄之语曰：“晋之陶渊明本从远公学佛，既而渊明自陈曰：‘吾耽杯中物，首违大戒。’远公曰：‘他人不能宽恕，尔能来，特宽容尔。’渊明徘徊而去。千古以来，远公之成就，与渊明之徒遗后世以高士之名，圣凡异果，在当下一念耳。’     （三）见《永思集续编·我与便函光大师的一段因缘和感想》：‘这是民国十五年，我在常州清凉寺清凉佛佛学院当助教。在暑假期间，偕监学孝先，孝光的徒弟湘兰，三个人连袂朝礼南海普陀山，在印公关房门外，拜求他老人家开示的法语。我们的坐位，面对著关房的洞门，举眼就看到印公的卧铺，一顶白、黄、黑三种颜色交织而成的蚊帐，一床薄被，一张草席。他老人家质朴而简单的生活，于此可以类推。古人说：“诚于中而形于外。”我们从所见所闻中，对他老人家唯有五体投地的佩服。’     （四）见《永思集续编·印光大师的人生佛教》。又《行业记》：‘如民十五年（六十六岁）长安被困，解围后，即以印《文钞》之款急拨三千圆，托人速汇赈济，’     （五）见《永思集·行业记》：‘徐蔚如居士得“与其友三书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十一至十五年间，迭至增广，复于中华书局印行，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按：大师《文钞正编》（《增广》）中，所有书函文章多无年月日期，今只得印行日期为一界，凡《增广》中年月无可考者，皆归于公元一九二六年（即民国十五年）前所作，并选录若干篇代表大师佛学思想各个方面的书信、文章，分段标点，附载于本年条后。     （六）见《三编》卷三第八二五页。     （七）见《三编》卷四第八六三页。     按：此为印祖在南京之开示法语，同黄忏华、龚慧云笔记。     （八）见《三编》卷二第四０四页。     按：此函后言及：‘《文钞》增广本将排完，现添百十页，二、三月当印，倘欲结缘，祈早来函。此次四百多页，又加近来纸贵，一部大约须七八角或八九角，以未排毕，故未定价。’     （九）见《三编》卷四第八八九页。     为在家弟子略说三归五戒十善义（见《增广》卷四‘杂著’第三十八页）     示净土法门及对治嗔恚等义（见《增广》卷一‘杂著’第四十三页）     因果为儒释圣教之根本说（见《增广》卷四‘杂著’第九页）     复高邵麟居士书四（见《增广》卷一‘书’第廿一页）     按：大师此函中指出‘知之匪艰，行之维艰。’‘多少聪明人，皆以唯说不行了此一生。’其次指出对于在凡夫地，人皆有之烦恼，‘须于平时预先提防’，‘自然遇境逢缘，不至卒发，从发亦能顿起觉照，令其消灭。’再指出引起烦恼之境之甚者，无非‘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并一一开示对治此类烦恼之法。信函之第二部分，也即后半部分，论述念佛法门的根本宗要法旨（信愿行），以及念佛的具体要求和收摄心神、专致念佛的方法，特别祥明地著重介绍了‘十念记数法’，全文仅约二千二百余字，论说精辟、透澈、条理明晰，徇《文钞》中之名篇也。     与陈锡周居士书（见《增广》卷一‘书’第二十三页）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增广》卷一‘书’第十一页）     公元一九二七年  丁卯  民国十六年    六十七岁     政局初更，寺产毫无保障，普陀山首当其冲，由大师舍命力争，始得苟延保存。及某君长内政，屡提庙产与学之议，举国缁素惊惶无措。幸谛闲法师与大师在申，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计议，先行疏通，次派代表请愿，议未实行。后又颁驱僧产条例，师特函呈内政部长赵次陇设法，遂无形取消。继嘱焦易堂居士等大力干旋，始得将条例修正，僧侣得以苟安（一）。   

你们好久不见

   秋冬之间，释大醒第二次拜谒于上海。谈论河南省庙产被军阀没收变卖情形，大师颇显愤慨，然终不言僧过（二）。     （西历）十月某日，在上海阐北太平寺，作家叶绍钧（圣陶）先生由弘一法师引见来谒，同时拜 谒大师者还有周予同、李石岑等七八人，叶后作《两法师》一文以记之（三）。     季秋，作《般若融心论重刻序》（四）。     与明本师书（五）。     复卓人居士书（六）。     致自觉居士书（七）。     《嘉言录》题词并序（八）。     作《净土三要述义》序（九）。     作《普为现在印送及永远流布《文钞》者回向颂》（十）。     复潘对凫居士书一（十一）。     （一）见《永思集·行业记》。     （二）见《永思集·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及其印象》：‘记不清楚是不是十六年的秋冬之间，第二次在上海拜访大师。其时，河南的寺产正被军阀们没收变卖。大师一见面就谈起这一件事，声调间也显出一点忿然的意思。湖南僧尼受国民党激动也发生了许多不经见的动态。他老谈到也颇愤慨。不过老人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他始终不责备僧众的自身，这一点非常奇怪。比方说，谈到一般的出家人或丛林寺院的制度应要改革等等，他老总听不入耳，总是说出家人不肯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从来好像没有说过出家人太不学好，应该要加以整顿的话。这恐怕是年令高了影响于思想吧。’     按：大醒是很聪明的，他在谈话中觉察了大师在此一问题上‘始终不责备僧众自身’，‘这一点非常奇怪’。故归结到认为‘恐怕是年令高了影响于思想’。其实，大醒当时毕竟年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既非大师年高思想老化，亦非‘不言僧过。’大师对于出家人的堕落，批评是很多很严厉的，甚至斥为‘髡民’，但在此等庙产存亡大是非上，大师眼明心亮，实非仅仅对寺院丛林制度改良、整顿即可取效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牵涉国家体制及权与法的问题。正是任何一个高僧大德、山林隐逸所最不愿意浸染其中，也是出家人没有力量干预、改变的。这些问题不能谈，无法谈，也不愿意谈。说困难千难万难，说容易也容易得很。大醒法师为自障所蔽，不能深省大师言外之意，不语之语，惜哉！     （三）见叶绍钧：《脚步集》（民国廿二年二月再版，新中国书局出版）载《两法师》：‘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大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大师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钞，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到新闸路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治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同我们的长衫袖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著，我想这一定就是。......印光大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表示他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著亮光：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同戴了眼镜上面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大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大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著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便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居士看了语录的。     这就开了印光大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念了。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的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大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恶便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     按：叶圣陶先生不愧为当代文学巨匠，此篇短文以寥寥数笔为印光大师勾画出一幅生动的肖像，也是仅有的一篇关于大师体形外貌详细特征描写的文字记叙。此文在当时及后来流布颇广，传诵甚众。有于佛教毫无所知者，以读此文而知有‘印光’、‘弘一’近代两大师也。     （四）见《三编》卷三第七八０页     按：《般若融心论》，幽溪法师讲解《金刚经》要义，约四教以释之，会归于圆教之书，王谋凤居士出资刻版，印光大师校勘，作序。     （五）见《续编》卷上第十五页。     按：此函乃印光大师专为告诫明本法师，其代理戒尘法师为灵岩住持所应注意、遵循之六条规箴，于此可窥大师之办道思想方针、方法。此六条之精神，若每条以一字概括之，则为（一），省；（二），俭；（三）；正；（四），谦；（五），勤；（六），公。及至后来亲订灵岩寺常住规约五条，大师之为灵岩道场劳心竭力固非一朝一夕也。     （六）见《续编》卷上第二０一页。     （七）见《续编》卷上第一三二页。     （八）见《续编》卷下第一一七页。     按：《嘉言录》，大师皈依弟子李圆净居士所编选。     李圆净，近代佛教学者，居士。原名荣祥。浙江人。久居上海经商。皈依谛闲法师，后皈依印老，即专修净土念佛法门。著有《佛法道论》一书，一九三六年出版。另有编者：《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焚纲经菩萨戒本汇解》、《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科文表解》、《楞严经白话讲要》、《大乘宗要》、《饬终津梁》、《甘地的戒杀主义》、《印光大师嘉言录》等。一九五０年病故。     （九）见《续编》卷下第一二三页。     （十）见《续编》卷下第一九四页。     （十一）见《三编》卷一第一二三页。     按：此函中大师预示来年‘秋后则作一南北东西了无定处之游，以免信劄应酬，徒为人忙，误己大事也。’此函后亦未署年月，以信中自称‘光今年六十七，精力已衰’等语，定为本年所写。大师复潘对凫居士前后共三函，此为第一函，后两函中亦有精警开示，惜其函年月皆不志，无法考查。今将其信中妙语撷出录之如左：     ‘是以欲求往生，当放下此世间，并放下过分之狂妄心（如同菩萨在生死中度脱众生，此须自已是菩萨始得，若自己尚是凡夫，便欲担任此事，不但不能度人，且不能自度。世间多少善知识，皆受此病，尚谓之有大菩提心，须知此心求往生则有益，以此不求往生，须是菩萨则可，否则危害不浅）。过分之狂妄心，为真修行者之一大障碍，不可不知。’（《复潘书二》《三编》卷一第一二四页）     ‘接手书，不胜感叹。阁下厚德及人之深，以致溃兵土匪亦相戒勿扰。此非真有可动人者，曷能得也？食为民天，能惠民者，天必佑之。......是知人有实德，天有奇报。彼剥削百姓脂膏以求子孙富贵者，率皆灭门绝户，而其神识当永堕恶道，无有出期，可哀也。是以欲救世人，非极力倡因果报应，断断不能收实效。’《复潘书三》（同上）     《嘉言录》题词并序（《续编》卷下第一一七页）

你们好久不见

公元一九二八年  戊辰  民国十七年    六十八岁     有广东皈依弟子拟请大师往香港，因离普陀山，暂住上海闸北太平寺（一）。     二月廿一日灯下，复朱仲华居士书二（二）。     三月初一，复罗鸿涛居士书一（三）。     三月初三，复罗鸿涛居士书二（四）。     春，大师莅沪，居士李慧澄请大师至‘二忆精舍’佛堂，李与其妻周圣定同受皈戒（五）。     有川僧听脉念佛者，其徒以其师之文与偈持之至太平寺谒大师，祈为改削流通及作序。大师阅后却之（六）。     上海一皈依弟子请大师至其家吃斋。此弟子有一位五十余岁学佛多年之亲戚。此女居士学问亦很好，由此请谒大师。大师见面告诫之：‘年纪大了，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且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七）。     夏，仍返普陀山法雨寺。偶晤张曙蕉女居士。先是，张曙蕉与中西至友六、七人避暑于普陀山麓极乐庵。每夜必至海上游泳。其事为大师所知，特遗一青年僧人相告张曙蕉等曰：‘印光法师说：“南海多漩涡，防不胜防，每年有人惨遭灭顶，切勿儿戏，后悔莫及。”’（八）     张即至法雨寺相访，大师一见欢然，赐与《文抄》一部，张以已所著《绿天簃诗词集》答赠。次晨，大师即遗一山童送一纸简与张，以评价《绿天簃诗词》，循循善诱劝道张女士：‘当移此愁怨以念佛，则生入圣贤之域，没与莲池海会。’（九）     张曙蕉至法雨寺再次拜谒。大师谆谆劝诫曰：‘汝不要专学西欧虚派，当于公私之暇，实行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因一息不来，即属后世，此时纵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亦无用处。若不及早修持净业，待到此时，方知虚受此生，枉将宿生善根，尽消耗于之乎者也中矣。可不哀哉！喜作诗文，是文人习气，若不痛除，欲于佛法中得真实受用，万难！万难！’（十）一星期后，张曙蕉离普陀山，往法雨寺拜辞大师，大师劝勉其皈佛，坐谈二小时之久始别。     六月初一，复万梁居士书一（十一）。     六月朔旦，敬书华严大经以尽孝思序（十二）。     七月十九，复杨典臣居士书三（十三）。     八月，复智章居士书（十四）。     十月初九，复万梁居士书二（十五）。     十月十四灯下，复王照离居士书一（十六）。     十一月十七灯下，复王照离居士书二（十七）。     复宋六湛、褚莲净、张子净三居士书（十八）。     作《地藏经》石印流通序（十九）。     作《梵纲经菩萨戒集证》序（廿）。     作《净土辑要》序（序廿一）。     作《感应篇直讲》序（廿二）。     作《到光明之路》序（廿三）。     作《石印‘闺范’缘起》序（廿四）。     作《地藏菩萨往劫救母记》序（廿五）。     复周伯遒居士书（廿六）。     复义通法师书（廿七）。     圆瑛法师具书启请大师讲《阿弥陀经》，复函以老病辞（廿八）。     （一）见《三编》卷一第一页大师‘自述。’     （二）见《三编》卷一第一三三页。     按：原函后但署‘二月廿一日，灯下，’无年份。今据其信中所云‘光廿三下山，至上海陈家滨太平寺料理印书事，六月仍归山，七月下山则不归矣’等语，以及上年（民国十六年）复潘对凫书一中所云‘明年前半年，尚有许多书当印。秋后则作一南北东西了无定处之游’之语，可知是函写于一九二八年，即民国十七年夏历二月廿一赴沪之前夕。且由此可知，大师是年之夏六月间仍返普陀山居住。     （三）见《三编》卷二第三九０页。     按：大师 此函教诫罗氏‘既自名为佛弟子，何得以己之凡夫知见测佛境界？’（原函全文引录于后）     罗氏曾于大师逝后作文纪念，追忆此事，文名‘印光大师盛德识小录，’载《纪念文集》中，自谓：‘业障深重，福慧浅薄，于印光大师生前未获一礼觐。民十七年春，虽曾两书请益，终以根机钝劣，亦未能当下领悟，反因此时生讥议。直至今春，始能领会大师教训之益（详情见二十三期弘化月刊——原注）。由是深爱大师之文字般若，发心为之编辑外集，藉以自赎往日罪愆于万一。’     据罗氏所记大师之盛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慈悲广大。大师晚期，目力精神两俱衰损，开示各方函件，每云：光老矣！目力精神俱不给，以后勿来信，来决不复。亦不许介绍人皈依。外集中所收此项函件颇多，几于耳熟能详矣。于以见各方敬仰大师、有所请益者之多。而大师虽作此说，仍不惜多方开示，每每手眼两镜并用，成一短劄。为弘杨佛法而牺牲，一至于此。其慈悲心之广大，宁可量乎？     二、留心医药，心存济世。病为八苦之一，一经病患，其痛苦之烈，非身受者莫能知，于是求医服药尚矣！大师虽不习医，而于医药一项关心至切。《外集》中，于治大麻疯、虐疾、盲肠炎、疗疮等药，时时有所开示，俾展转相告，同犹解脱苦厄。至于戒鸦片方，毒乳杀儿，念观音救难产，分赐大悲水、米，尤言之屡屡。古贤有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大师有焉。且大师所留心之医药，方必求其灵验，药必求其简而易得，务使贫富皆可获益。此尤足令人称道也。     三、力扶正道，痛斥扶乩。大师平日教人，惟在老实念佛上做功夫。与子言孝，与父言慈，与友言信，力戒怪力乱神之谈。故于扶乩之冒托仙佛，不惮大声疾呼，加以指斥。《外集》中往往见之。虽以此得罪于人，所不计也。其摧邪辅正之处，有功于世道人心者为不小。     四、处事镇定。大师暮年闭关报国寺，其时风声鹤泪，一夕数惊。各方弟子时以大师生命为念，纷请避地。大师概行婉辞，以一经遭难，即得生西自慰。履危若定，不肯先去以为民望，是可敬矣。     五、发挥儒理。大师虽归心佛门，而于儒教古贤之意旨亦多融会。其发挥处，颇多前贤所未道。至程朱诸儒，破斥生死轮回之心迹及其后患，《外集》中尤一再言之。心和气平，起程朱于地下亦当心折。     六、文辞高古，书法古朴。大师之为人，其足以见重于世者甚多，初不必再求文辞书法之美妙。然即就其文辞而言，亦深足以令人爱重。至其书法，有时任意挥洒，固古朴可喜，稍经意者，直可上追鲁公争座位帖。此二者虽不足为大师增重，然亦可以见有道者之无所不能矣。     （四）见《三编》卷二第三九０页。     （五）见《永思集·诗偈十四》（第二二七页）：     十九年前礼南海，承师苦切诲谆谆。  光明幢倒吾安仰？剩有淋浪泪满巾。     （原注：民国十一年度夏，普陀进香谒师于法雨寺之藏经楼。一见即劝导持名念佛，开示恳切周挚，虽顽石亦应点头。十七年春，师莅沪，特延至二忆精舍佛堂 ，与亡室周氏圣定同受皈依戒，自此趣向始定。）     （六）见《三编》卷二第三０八页《复谢慧霖廿五》。     按：大师阅此川僧之文与偈后，谓来谒之川僧徒曰：‘汝师到是有所悟者，但以禅净宗旨不明，以禅为净，以净为禅。俾念佛者不致力于信愿，而致力于参究，纵有所悟，不能仗佛力往生西方。由未断惑，不能仗自力了生脱死。汝要流通，我也不打破，汝自为之。我亦不为汝改削，亦不作序。汝印出来也不要送我，我也不肯为汝施送。’其人遂去。向大众书局排印数千本，名《禅净言行录》。     大师评其偈谓：‘其偈居半，似有道理，但宗旨混滥，亦可令无知之人种善根，亦可令真修净土人弃信愿。此种书，光不肯干预。’     （七）见《三编》卷四第一一０九页《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民国十七年，上海有一皈依弟子，请我到他家吃斋，便说他有个亲眷，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学问亦很好，已有五十多岁了，可否叫她来谈谈。我说可以的。于是就叫她来。等到见面的时候，我就对她说：“年纪大了，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她答道：“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我便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下劣了。”她又云：“我要即身成佛。”我又回答她道：“汝的志向太高尚了！何以那个清净世界不肯往生，偏要生在此浊恶的世界？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实在是自误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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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见《纪念文集·追慕原始要终之第一位》。     按：张曙蕉，女，名汝钊，字曙蕉（公元一九００——一九七０）。浙江慈溪人。皈依太虚法师后，赐法名圣慧。祝发为比丘尼后依根慧法师，赐法名曰本空，字又如，号弘量。出家前著有《绿天簃诗词集》。     （九）见（八）。又，此函收入《三编》卷二第三一七页《复张曙蕉居士书》。     （十）见（八）。     按：《三编》收大师复张曙蕉书共八通，张女士此纪念文中引录二通。大师与张曙蕉只此一遭会晤，前后见面三次。据张氏此文所言，时间在‘民国十七年夏’，而大师《复张曙蕉居士书四》中，开首即言：‘君于民十六年见光时，光颇嘉其聪慧，而又能受人指斥，故光常冀君为浙地女界之善导。’大师人事纷繁，接引初机如曙蕉辈不胜之多，日久回忆，于时间上似有约略之处，而张女士则毕生拜谒大师仅此一遭，故于日期上记之似较确切。且据本年大师‘复朱仲华书’中所云‘六月仍归山，七月下山则不归矣，’可知是夏大师仍在普陀山。与张曙蕉会晤或其时欤？因从张文所记，载入本年条内。     （十一）见《三编》卷一第一五三页。     （十二）见《三编》卷三第七五四页。     （十三）见《三编》卷二第五二二页。     （十四）见《三编》卷二第四三九页。     （十五）见《三编》卷一第一五四页。     （十六）见《三编》卷一第一四０页。     （十七）见《三编》卷一第一四一页。     （十八）见《续编》卷上第二０七页。     （十九）见《续编》卷下第九页。     （廿）见《续编》卷下第十一页。     （廿一）见《续编》卷下第二十二页。     《净土辑要》，大师之皈依弟子、湖南刘阳潘慧纯、邵慧圆居士编辑。共分三编，上编辑录《增订广长舌》为初机入门；中编辑录龙舒居士及历代净土宗法师切要之开示语录；下篇辑录念佛仪式及净土日课经咒、回向文。     （廿二）见《续编》卷下第二十五页。     （廿三）见《续编》卷下第七十四页。《到光明之路》，大师之皈依弟子李圆净居士编辑。述因果报应之善书。     （廿四）见《续编》卷下第九十五页。     按：《闺范》四卷，明吕叔简编辑。万历十八年庚寅（公元一五九一年）成书。近代李耆卿出资印行五百部流通，并祈印光法师为之作序。     （廿五）见《续编》卷下第一０九页。     ‘众生之心，与佛无二，其不能作佛、常作众生者，以其自无慧力，不能觉悟，又无善知识为之开导，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作起惑造业之根本。’     （廿六）见《三编》卷二第二七九页。     按：大师复周伯遒居士函共二十通。此函后亦无年月日期，以函中‘香港早已函电催促，明年正月当即前去’句，再参照《大师自述》中‘民十七年，有广东皈依弟子拟请往香港，离普陀，暂住上海太平寺。十八年春，拟去，以印书事未果。’等语，考定此信写于本年。     （廿七）见《三编》卷一第十八页。     按：印光大师对于自身个人力量，对于所处当时社会环境、局势，皆有充分客观现实之估量，故别具洞察事物事件本质之卓识远见。此乃大师终其世弘法利生之特点，亦是其弘扬净土念佛法门取得辉煌成果原因之一。因时制宜，契理契机，此之谓也。大师且举南京法云寺例，谓：‘南京法云寺，已募四万八九千圆，拟先盖大殿，光极力阻止，幸未盖。若盖成，则必被兵住。’凡不顾当时当地实际情形，一味谬以大兴土木，募缘建筑，自命为弘扬佛法者，皆应以大师此函为警策，逐字逐句领会其中意义，三复其旨，真佛子者，必幡然而悟矣。原函未署日期，今以信中自云‘虚度六十八岁’诸语，定为本年所写。     （廿八）见《永思集·印光大师生西事实》。     复罗鸿涛居士书一（《三编》卷二第三九０页）     复张曙蕉居士书一（《三编》卷二第三一七页）     复张曙蕉居士书七（《三编》卷二第三二一页）     妙峰法师，明代山西平阳人。名福登，姓续氏。天生异相，七岁失恃怙，为里人牧羊。十二岁投近寺僧出家。僧待之虐，逃之蒲阪。山阴王建见而奇之，修兰若令其闭关，入关未久，即有悟处，作偈呈王，王取敝履割底寄之，登接得礼佛，以线系项，自此绝无一言矣。     复义通法师书一（《三编》卷一第十八页）     公元一九二九年  己巳  民国十八年    六十九岁     离普陀山，在沪校印各书，急欲结束，及早归隐。拟应广东弟子黄筱伟等所邀赴香港。真达法师等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一再坚留，遂辞香港之请，留之（一）。     正月灯下，复周智茂居士书一（二）。     二月初二，复师康居士书（三）。     五月初三，复焦易堂居士书（四）。     夏六月，作《慧济居阅经室缘起》（五）。     夏，晤芝峰，大师予以教诲约一小时（六）。     季秋，作《乐慧静优婆夷生西记》（七）。     十月廿三，复李少垣居士书（八）。     十一月十六，复某居士书（九）。     十二月初八，大师在沪世界佛教居士林作开示，时范古农作开示法语记录（十）     胡兆焕居士由明道法师介绍皈依为弟子，大师勖以‘致力教育，栽植青年，当如苦行头陀，不辞劳瘁’（十一）。     作《介绍用三星素皂书》（十二）。     复陈慧和居士书（十三）。     复郝智熹居士书（十四）。     作《普门品讲义序》（十五）。     作《历史感应统记》序（十六）。     作《新编观音灵感录》序（十七）。     作《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殿堂寮舍疏》（十八）。     作《募修永年祈祷普利会疏》（十九）。     作《莲宗正传》跋（廿）。     作《地藏菩萨本迹灵录》序（廿一）。     作《日诵经咒选录》序（廿二）。     作《净土问辩·功过格合刊》序（廿三）。     作《觉后编》序（廿四）。     作《重印〈达生〉〈福幼〉两编序》（廿五）。     作《重印〈环球名人德育宝鉴〉序》（廿六）。     作《放生杀生现报录·戒杀放生各文合编》序（廿七）。     作《五台碧山寺由广济茅蓬接法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廿八）。     （一）见《永思集》，‘行业记’。     （二）见《三编》卷二第四五九页。     按：此函虽短，然函义精辟，信中所云‘今人体质单弱，不得妄效古人’；又如‘佛法真益，要在至诚中得’等语，皆为重要开示。信中告诫一切修行之人，必须质直无伪，真实做去，方为实行。所谓‘少实胜多虚，大巧不如拙’，当书之以为座右铭。     信后另附印光大师对《增广文钞》中戒烟药方用之补充说明。鸦片烟者，吾国自清季至民国一大祸患也。近偶阅野史所载，谓张学良将军早年亦曾染此嗜好，且已成瘾癖，其后为强身报国，矢志戒之。不幸先遭日军之欺，以玛啡针诈称戒毒针剂，毒瘾转深。及觉察时，受害已甚。后至上海，设宴请诸友好宣白戒毒决心，乃独处静室，质直做去，当甚瘾发作之际，痛苦不堪胜言，至以首撞壁，流血满面。幸恃张帅意志坚毅，体魄强健又且年青，数日后毒瘾炽烈之势减退，辗转一月，加以调治，戒毒成功。夫张将军者，人中之豪杰也。及其少时，犹不免受社会流弊所荼毒，戒除之际，艰危如此，况一般芸芸众生，下根庸人，其能到此地步而决然自拔乎？吾在此不惜篇幅载述，絮絮以此事为例者，盖可以管窥鸦片烟患在当时社会祸害之烈。由此可以映衬出大师施刊戒烟药方，且一再谆谆说明之苦心，大慈大悲之菩萨心肠。印光老人虽身居海岛，其洞察当时社会流弊一清二楚，而救苦救难、普济众生之大乘佛教精神于此相得益彰。     （三）见《三编》卷二第四六八页。     按：大师于此函中介绍《寿康宝鉴》一书，对于青年养身修性重要意义，拳拳之心，慈母之爱耀然纸上。

你们好久不见

（四）见《三编》卷一第一二０页。     按：此函近代一难得之宗教家精辟政论文章也。大师于此文历陈事实，指斥当时政府破坏佛教，意欲驱夺僧产的行为，实际违背了立国之本的三民主义。全文雄辩有力，文笔矫健，首尾呼应，始终针对民国政府的三民主义意旨而发，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信后一段附言，论及新时代之男女平权问题，直截了当指明‘女人之权大于男子多难称喻’；又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可算得‘妇女顶半边天’发源之论。     此函末但署月日，未写明年代，今据其起首所云：‘以三民主义互相号召，今已十有八年’句，考定为民国十八年，即公元一九二九年时所写。     （五）见《三编》卷三第八０三页。     （六）见《永思集·纪念印光老人的老实话》。     （七）见《三编》卷三第八一七页。     （八）见《三编》卷三第七０四页。     （九）见《三编》卷三第七一八页。     按：大师此函中，有三层深义值得仔细领会深思：一、谓人之成败（关键）全在幼时。二、谓父母者儿女之模范也。其三、谓光宗耀祖，成家立业，只在能立志学好而已，岂有什么难行难做处！法师屡屡指示：‘家庭教育为改造社会，培植人才之根本途径。’此项观点、主张，大师终其世不厌其烦地为人提起。     （十）见《永思集·我之纪念印光大师》：‘十八年佛成道日，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记录大师开示。’‘开示法语’全文见《三编》卷四第八七五页。     （十一）见《永思集·印光大师圆寂感语》。     （十二）见《续编》卷上第一二九页。     （十三）见《续编》卷上第一七０页。     （十四）见《三编》卷二第五三一页。     按：此信中大师指出：‘若是唯读得几种禅书，便学著弄机锋，则其罪极重。’‘譬如军中口号，非营外人所得知。若顺字面解机锋，则如营外人妄意营中口号为某，便自混入，能不送命于当下乎？’此则譬喻，生动深刻之至。原函末后未署年月日期，今据其信中自云‘虚度六十九年’而定为本年所写。     （十五）见《续编》卷下第十三页。     （十六）见《续编》卷下第二十三页。     按：此书大师向魏梅荪提议（见前注），后由聂云台居士请许止净居士编辑完成。乃历史上因果报应故事之汇载也。     （十七）见《续编》卷下第二十九页。     （十八）见《续编》卷下第二三八页。     （十九）见《续编》卷下第二三九页。     （廿）见《续编》卷下第二四三页。     （廿一）见《续编》卷下第三十页。     （廿二）见《续编》卷下第五十页。     （廿三）见《续编》卷下第五十二页。     （廿四）见《续编》卷下第五十三页。     按：《觉后编》，前清隐士王克庵所编。选取诸书如《阴骘文》、《功过格》等及古今贤哲所著孝亲敬长、持身涉世、改过迁善诸嘉言，辑为一编，共分十四门。     （廿五）见《续编》卷下第七十页。     按：《达生编》中医产科普及知识书。《福幼编》，中医儿科、保健书。     （廿六）见《续编》卷下第七十八页。     （廿七）见《续编》卷下第八十九页。     按：《戒杀放生录》，清代江慎修所编，将所见所闻之杀生、放生因果报应录之成集。其族斋孙江易园为之排印出版于民十一年。大师所序。     （廿八）《续编》卷下第一六七页。     按：佛界内向有剃度派寺院与十方丛林之分，剃度派寺院与寺庙创建及管理体制上，有其存在之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然古今高僧大德无不以与树，维护十方丛林为已之第一宏法大事。此文可并参阅大师《至广慧和尚书》（《续编》上卷）、圆瑛法师‘清凉芬芳普济寺十方碑记’（圆瑛大师年谱）及沈去疾《上海普济寺碑考》等。     复焦易堂居士书（嘉言录“喻在家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