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兴宗教与主流文化之间四个悖谬性特征

武汉毛中

本文将只把问题提出来，尚无能力予以论述。对其内在原因的揭示，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思考，本文将着力于展示西方主流文化的构成，以此来反衬新兴宗教四个特征的悖谬性。
　　当然，本文论述所涉及的范围，将只局限于西方等已经完成民主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与社会。所以不能说本文所说的，便是普适性的结论，例如：像中国这种特例太多的国度，往往有过多无法把握的因素，其内在特性则无法被本文所涵盖。

　　其一：关于新兴宗教教义的悖谬性特征
　　新兴宗教在其教义上，与传统宗教不可抵挡的世俗化趋向与对神圣性要求的降低相反对，却显示出其强烈的宗教神圣性与权威性特征。

　　众所周知，宗教的世俗化是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与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在主流文化中居于支配地位、及其相伴而生的对宗教神圣性的挑战相关联。宗教的世俗化，其实质便是一种用理性化思路去取舍传统宗教内在价值的表现。
　　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思潮，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并被确立为西方近代精神文化中的主流思想。
　　文艺复兴之前是中世纪，漫长的中世纪，在西方居于主流文化核心地位的，是西方宗教与神学。那时，宗教的神圣性毋庸置疑，它超越一切世俗文化之上，宗教同时也确立了一切世俗文化核心的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文艺复兴恰恰是以走出中世纪为其标志的，随着资产阶级的蓬勃兴起，相伴而生的便是不可阻挡的思想解放思潮。当中世纪神学认为人性是丑恶的，只有神才具有真理与正义，因而情愿无条件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将一切全都交给上帝时。这种力图以神性取代人性的努力，不仅意味着人对自我价值的彻底放弃，随之带来的，更是一种对人性的自我抑制与自我压迫。文艺复兴人本主义思潮所倡导的，则是由神本转向人本，它确立了人性的崇高地位，把人从神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它认可了人性欲求的合理性，承认了人性自身所拥有的价值。所以文艺复兴是一个确立人性价值的时代，其之所谓走出中世纪，实质上，就是让思想走出宗教与神学，关注点由神转而为人。
　　随着产业革命的出现，西方思想由中世纪走入近代，以培根《新工具》为标志，科学与理性，逐渐演变成为西方主流思想的核心精神。科学，意味着一切知识的确立，必须依赖于经验可以验证的事实，而理性，则意味着与人相关的一切决策必须具有经验事实的合理性。由于宗教与神学，自始便不是一个科学所能验证的经验事实，所以它们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便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科学的质疑与挑战，而宗教信仰，也被划入非理性的范畴。
　　虽然，即便在近代西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上帝一直以本体的方式隐匿地存在其哲学之中，著名的科学家牛顿在崇尚科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上帝的向往，苦苦思索着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而爱恩斯坦也称上帝是灵魂的音乐。但人类对科学的崇拜却日益加剧，并最终喊出“上帝死了”（尼采），以此而开启了西方现代哲学，仿佛在现代性思想之中，上帝再也没有其容身之处。
　　与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相呼应，传统宗教也相应而起，悄悄对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进行适应式改造：将宗教视之为伦理，将上帝称之为隐喻，以往对神圣世界的向往，被代之以对世俗生活的关怀，于是，传统宗教开启了其世俗化的进程。宗教科学化与理性化的现代适应，韦伯视之为“祛魅”，而宗教世俗化，其典型特征则是对宗教神圣性要求的降低，代之以人间世俗性的关怀。
　　然而新兴宗教，却走着一条全然相反的路，在传统宗教日益走向世俗化的同时，新兴宗教对宗教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强调与注重，却远比传统宗教更为强烈。新兴宗教之所以称之为新，往往在于它以传统宗教的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并通常打出改革传统宗教的旗帜。
　　我们知道，作为改革，不外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新创，要不就是源自于传统的新解或重述。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宗教的思想，还是较少有新创的东西，它几乎就滋生于传统宗教思想之中，而其与传统宗教相区别之处，往往就在于，当传统宗教日益世俗化并降低其神圣性要求时，新兴宗教回过头来，对宗教神圣性与权威性更为强调与注重。以此标志自己与传统宗教的不同。---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