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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教创立的时代,在隋开皇三至七年(583一587) ,始在相洲光严寺提倡,后由相州传人隋都长安,得到许多道俗的信奉,不到几年间,就形成了一宗派。 三阶教深受“末法”思想的影响,其典籍教义和基本实践活动,都建立在末法思想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并挑战传统佛教的理论教义与实践活动,被维护正统佛法之土视为“叛逆”。佛教末法思想在隋代已经普及。《占察善恶业报经》宣扬了地藏菩萨殊胜功德,突出强调了地藏菩萨在末世化益众生的能力和作用。此经“末法”思想极其浓厚,与《十轮经》一样体现了佛教强烈的忧患意识。未法思想自此之后大行其道,至今不衰,仍然是佛教界的时代观念。
所谓末法广佛灭度后,法有三时,谓正、像、末。具教、行、证三,名为正法;但有教行,名为像法;有教无余,名为未法”(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入 末法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普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统治者对佛教的“迫害”。所谓(。世界成败,要因诸佛;圣法兴毁,必在帝王”(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七十二,第107 页) 。东晋名僧道安则云:“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这种结论,得自于佛教曾经所遭受的悲惨厄运,中、外如此,不出其右。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和中亚国度广不仅要受到婆罗门教以及其他所谓邪魔外道的挑战,而且还不断受到世俗王权及贵族打压,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外族的入侵,更是给佛教造成毁灭佳的打击。公元前3 世纪阿育王在位时,佛教被定为国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这样的黄金时代并没有维持多久。阿育王死后不到50 年,其孙多车王虽不负众望,但大臣补砂密多罗得婆罗门教国师之助而窃国篡权,建立了巽加王朝。补砂密多罗崇奉婆罗门教而严厉排斥佛教,毁寺戮僧,破经灭法,其范围虽仅止于印度,但影响力所及之广,使佛教在印度文明中自此由主流而退为波涛。在中亚,丘就却死后的几位贵霜王都是印度教的信仰者,他们在位期间,不但鄙有迫害僧人的倾向,而且有不容僧人存在的现象。后来,号称阿育王第二的迪腻色迹王崇信佛法,大乘佛教就是在他的庇护下才发展起来的,但迪腻色迹王之后,国力逐渐衰落,又出现毁佛的事件……到4 世纪中期,贵霸王朝被白匈奴攻灭时,佛教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上种种毁佛灭法的事件必然给佛教徒以深刻的危机,使他们心中充满着佛法行将灭绝的恐惧,从而为末法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尹富《中国地藏信仰研究》,第35页)。 中国毁佛灭法事件亦屡见不鲜。如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就颁旨禁止《占察善恶业报经》流行;唐天册万岁元年(695) ,皇帝又命“奉救编行”,收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准予流通。废也帝王,兴也帝王。更为严重的是“三武一宗”大规模毁佛灭法事件(“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三武一宗”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息武宗私后周世宗。他们在位时对佛教采取了大规模毁灭行动,故吏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一、北魏柘玻焘“灭佛”事件 北魏柘泼焘(408-452) ,12 岁继位,在-Tt 29 年(423一52),终年44 岁在位其间,他进兵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中国北方和河西走廓。 搌更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来对佛教非常数重,也尊奉儒教,后来才改信道教的“天师道”,并亍小川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为名副其实的道教徒,进而排斥佛教,为了统一北方,巩固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太武帝断然下下诏限佛,渐次发展为灭佛。他从限佛、排佛、灭佛三方面,对佛教进行过三次严厉的打击。
二、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事件
北周式帝宇文邕(543一578) ,17 岁登綦,在1118 6F(560一578) ,终年35岁。宇丈邕在中国历更上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的英才之主,南北朝时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他抱有“平突厥、定江南”,复现全国统一的理想。 捞唐决琳《辩正论》记载,周武帝最初对佛教还是颇感兴趣。他曾经“造锦释迎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萨圣僧,金刚狮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并“于京下,造守国、会昌、永宁等寺”几度僧尼1800人,所写经论1700余部”(《十代奉佛篇》上卷三) 。
三、唐武宗李炎“灭佛”事件
唐武宗李炎(814一846) ,27 岁登基,在位6 年,终年32 岁,是唐朝第十八代皇帝。 唐代的佛教受到7 唐代帝空和责族的尊重,他们很重视佛教对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人心的作用。因此,佛教各宗派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佛教僧尼队伍持续广大,鱼目醌杂,良莠不齐。各地寺庙成为最有势力的地主组织,侵吞农田。安史之乱,郭子仪与钟会就以私卖度牒的手段换取钱财,造成佛教徒数量失控。佛教寺院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政府财政造成很大压力。
四、后周世宗柴荣“灭佛”事件
后周世宗柴荣(921-959) ,33 岁继位,在位6 年(954-959) ,终年39岁。周世宗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玫治家、军事家、帝王。 周世宗于显德元年(954) 即位后,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鉴于寺僧的泛滥,直接影响国家税赋、兵役。显德二年便对佛教进行淘汰,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各城郭村坊山林肚境古迹之地,均不得创建寺院兰若;凡僧尼不得私自建设寺院;未受救额的寺院,一律毁废。),也同样使中国佛教僧人深感恐惧,唤起他们对帝王权贵在在佛法兴衰中作用的重视。 末法思想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佛教内部,因为僧团内部存在着杂秽污浊、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现象,特别是聚敛财富及不动产而自毁门风的问题。对僧团道风方面的问题与缺陷,宋宗颐禅师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检守真风。”汉译佛经出现诸多末法时代保护憎团僧人的思想意识,绝非无中生有。伴随中外不断发生毁佛灭法的事件,僧人这种危机忧患意识进一步加重,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故而佛教一方面极其重视帝王权贵对其庇护的作用,呼吁帝王权贵护法,承诺帝王护法,则国家与人民得大利益,若反其道而行之,则大肆渲染必有恶报。另一方面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护法的角度出发,大力强调保护僧尼、护持佛法的重要性,对世俗法度提出特殊的要求,即对犯戒与触犯世俗法律的僧尼,索要只在僧团内部加以处置的权力。《大方广十轮经》、《大集大乘地藏十轮经》都强调“对破戒及犯恶逆重罪的比丘的处理,这些比丘即使犯下五逆、奸淫等罪,他们也只能受教团内部的惩罚”。“然帝王大臣一切群官,不应加其鞭杖系闭刑罚乃至夺命”。这种将佛教戒律超越囟家法度凌驾其上的过分要求,当然不会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但提出这种要求显然也是因为在末世需要护法护僧的缘故。唐代神防对《十轮经》与末法思想的关系作了很高的评价:“十轮经者,则此土末法之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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