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僧曾随聂荣臻率游击队抗日（节选）转自10月2日北海禅院明贤法师微信平台

有惭愧无怨悔

作者:成祖渔

抗日战争是与近代中国佛教的一次狭路相逢，面对步步紧逼的战火，佛教界在是否参与抗战、如何参与抗战的问题上产生了冲击。

他们曾面临怎样的挣扎和选择？在前线或后方与普通军民有何两样？成祖渔（法名：学愚）先生在其著作《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中展现了这种冲击和回应。成祖渔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修行人与隐逸生活渐行渐远，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日益密切，而抗日战争则加速了这种转型。

成祖渔：抗战兵兴后，佛教界对是否参与、如何参与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一种观点认为，佛教倡导慈悲，不杀生是重戒之一，僧尼参战是对佛教戒律的破坏和伦理的违背，从而将失去出家资格。因此僧尼不应参与抗战。

第二种观点认为，僧尼应该参与抗战，但只能从事一些人道主义工作，如救护，收容受伤将士，埋葬死亡人员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僧尼应继承中国佛教传统，举办各种经忏法会，为国家和人民祈福消灾。这就是所谓的“经忏救国”。

第四种观点是，僧尼、特别是青年僧尼可以暂时脱掉袈裟，走出寺院，到战场上杀敌报国，或到敌后从事游击战争；一旦抗战胜利后，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僧团、受戒出家。

抗日僧兵（沙飞摄于1938-1939年）

成祖渔：佛教的和平理想如何应付真实世界中的暴力，这个问题古已有之。佛教戒律主张不杀生，佛教伦理更强调慈悲。慈悲不但不可以杀生，更要保护和爱惜一切生命，特别是人类的生命。
近代中国的佛教徒宣传抗战乃至投身于抗战之中，其动力既来自佛教思想和传统自身，亦来自于当时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几乎成为中国抗日时期全国人民的“最高宗教”，佛教信众放下了此前因“庙产兴学”而引起的对国家的抗命，放下了分歧，主动承担起国民保护国家的责任。

佛教界知识分子从佛教经典、历史、传统、乃至传说中寻求理论依据，例如“报国土恩”、“报人民恩”、“慈悲杀生、一杀多生”等，还从在中国乃至印度的佛教经典中寻找僧尼爱国护国的事迹作为历史例证。抗战期间最为著名的是震华法师的《僧伽护国史》。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僧尼放弃他们对佛教的承诺和承担，肩负起国民护国的义务。

《僧伽护国史》

在国民政府中，林森、戴季陶、于右任等人都对佛教哲学思想表示好感和兴趣，他们亦都积极呼吁和支持佛教界参与抗日救国的战争。朱子桥将军等在北方组织僧伽救护队，进行抗日活动，戴季陶等人则组织和参与了多场大型仁王护国法会和水陆法会，为中华民国祈福。比如1939年9月，戴季陶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在成都举行护国祈福法会，108位僧人和喇嘛进行了为期49天的法会，共有1500多名军政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戴季陶（1891—1949）出生在一个素有佛教信仰的家庭，是政治人物学佛的典型代表。

国民政府还在全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僧尼军训运动。僧尼军训是近代中国佛教的重大现象。根据《民国宪法》，僧尼亦是中华民国一分子，有保护国家的义务。

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布了全国人民统一开展军事训练的命令，后来因中国佛教会、特别是太虚大师等人建议，政府同意僧尼可以自行邀请军事人员，到寺院组织和指导军训。

全国性的僧尼军训运动打破了僧尼闭关隐居的生活，迫使他们关心和参与国家大事；这样，不但在理念上改变了他们不关心国家政治的传统，在生理和身体上也受到了训练。

军训不仅包括舞枪弄刀、救死扶伤的训练，而且包括政治和时事学习，让僧尼了解国民政府的政治主张，特别是三民主义思想，为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日提供精神和物质基础。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到底有多少僧尼到前线杀敌或到敌后从事游击，这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目。首先，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组织，领导或从事这方面工作；而且，就当时情况而言，僧尼到前线杀敌、特别是在后方进行游击战，都是保密的；另外，僧尼从军后，一般都脱掉袈裟，穿上军装或便衣，与其他抗战军民一样，并肩作战。

巨赞法师曾在湖南一带领导僧尼抗战，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在敌后从事除汉奸和袭击日本军事机构等活动，故有周恩来“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之题词。

1939年，周恩来题赠巨赞法师“上马杀贼、下马学佛”8个大字。
总体来讲，许多寺院的僧尼、特别是各大寺院都进行了僧训，但只有部分僧青年到前线杀敌或在后方进行游击战争。比如1933年，亮山法师曾率领三百多名僧尼和群众，在北方进行抗日游击活动；1945年初，成都汉藏教理院的学生慈能法师等四人从军；华西佛学院八名僧青年换上军装，到前线杀敌。另外，1939年五台山人空法师曾参加聂荣臻的部队，并任游击第三支队队长。当时，五台山僧人、乃至青黄两庙的喇嘛亦参加了游击抗日。

但僧伽参与抗日救亡的主要形式既不违背佛教戒律，而且又能体现佛教慈悲救度的精神，故可兼顾僧尼“为国为教两不对立”的意愿。

在众多僧伽救护队中，最早成立的应是上海僧伽救护队。“七七”事变后不久，120多名来自江苏各地的僧青年陆续到达上海玉佛寺，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统一领导，成立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任队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救护队即开赴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生理和心理障碍，来回于前方战场和后方医院，用六辆救护卡车，救护了一千多名中国将士的生命。上海失陷后，救护队又随中国部队撤退，经香港到武汉，继续从事救护和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

重庆的僧尼亦曾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组织救护队，从事抗日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慈云寺僧人。他们在乐观法师的领导下，于1940年初成立慈云寺僧伽救护队，共有六七十名僧人成为队员。他们有统一的绿色救护敞口制服，头戴青天白日佛字军帽。每当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地区时，救护队队员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深受当地民众敬佩。

上海僧伽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

抗战期间，由于国家物质财富的贫瘠，政府一再要求国民捐献军用和民用物资，支持抗日。僧尼作为国民一员，亦要进行捐献。因此，在当地社会名流或政府的带领下，一些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尼不但把自己的积蓄、衣物等捐献出来，而且还倡导社会大众捐款捐物。

1937年10月，镇江超岸寺佛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镇江僧青年公债劝募队，在大街上派发宣传单，呼吁民众购买救国公债。1941年8月，甘肃九酒等七个县佛教会发起佛教界筹资捐献“佛教号飞机”的运动，得到抗战地区僧尼的积极响应。

冯玉祥书写的“太虚大和尚抗日救国”

五台山僧人抗日确有其事，民国时期的佛教刊物，如《海潮音》、《狮子吼》等，都曾记载相关事迹。

1937年10月，聂荣臻将军率两千多名将士到五台山一带抗日，受到日军围困。僧尼把自己寺院的粮食和棉被拿出来，捐献给八路军将士，使他们度过了严酷的冬天。许多僧尼在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后，亦投身于抗日救亡、除汉奸活动。而此前，朱德总司令在同年9月就曾视察五台山，了解当地僧侣抗日情况。

五台山僧众组织的抗日自卫队

人空法师就是比较典型的五台山抗日僧人，他1939年参加聂荣臻的部队，并任游击第三支队队长。随后他带着自己的部队与日军大战五十多场，收复三十多个县镇。1940年夏，人空法师率领游击队，配合八路军，攻打汾阳，不幸负伤昏迷。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日占区的一家医院，后在一位女护士的帮助下逃离医院，回到自己的寺院。

有惭愧无怨悔

阿弥陀佛！